钩沉永昌：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浅考

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浅考

          大拙

先说“书院”。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七千多所“书院”。

书院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中非常有价值的组成部分，溯其根源，应该是先秦孔子所开创“私学”。汉唐时期，儒家个人讲学所设“精舍”（精舍原指学舍、书斋，《后汉书》中有具体记载，后才指僧道居住或讲道场所）应该可算书院的前身。最早的官办书院记录始于唐朝玄宗时期，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洛阳开办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书院，“丽正书院”。宋代文化思想开放经济繁荣，官办的“官学”模式僵化，缺乏学术活力，官学的教育教学只面对科举取士，逐渐的沦为了士人追逐名利之地，官学在热衷科举应试的推动下炙手可热，但是在思想学术上日趋式微。在这样的背景下，秉承儒家教育理想，又能和科举取士相结合的，由学者士人，集结非官方力量资源创办的“书院”就开始兴盛起来。著名的宋代书院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

书院教育的兴办初衷和办学理念可以用朱熹的话概括：“（熹）窃观古昔圣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矣。”书院教育，如朱熹所言，教育教学的目的不是或者说不仅是应试，“务记览、为词章”，更不是“钓功名、取利禄”，而应该是“讲义理、修其身，推己及人”。

元代，书院被纳入官学轨道，书院“几遍天下”。明朝初年，明王朝重视官学，并且规定不是官学出身的生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自洪武、永乐后数十年间书院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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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前期开始，云南、保山与中原的联系日趋密切，地方官绅及所驻守流员都意识到对于边疆地区来说“国家最重者乃推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推人才”，“书院者，储才之区也”（参看《新纂云南通志-6》）。而官学的办学又不能完全满足保山当地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官学之外文教的有益补充，官绅们带头组织创立创办“书院”，保山书院从无到有，从微至盛，贯穿之后明清将近四百年历史。

保山明清建筑

据《民国保山县志稿》载，保山最早的书院创建于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当时，建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麓川之役之后）的永昌府学历经百年风雨，除主建筑“明伦堂”及前左右“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尚存之外，由于办学规模及投入日减，一些附设建筑“馔堂（餐厅）”、“号舍（宿舍）”已经倾圮，于是知府杨朗在“馔堂”和“号舍”的原址新建两所书院，“正学书院”作为永昌府书院，“保山书院”是保山县书院，这两所书院紧邻府学，作为府学的办学有力补充，作为保山历史上书院教育的肇始，直至明末清初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保山的书院从一落成开始，从选址到办学都带有极为浓厚的官方色彩，与中原书院的“山林”之气——自由独立的办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之后二十年，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当时永昌府兵备按察使李材（别号见罗），召集永昌当地的吏员、士人、生员在永昌府学的旧址（黉序）讲学，来听讲学习的人很多，一时间保山城文气大盛，极为推崇李材的士人学子们想要建一所“学宫”来拜师学习（“集郡邑吏讲于黉序，相从者众，谋筑宫而师事焉”），终因民间力量薄弱未成。知府陈严之，副总兵邓子龙听闻之后，慷慨捐出俸禄，另择民居建书院，以李材的别号“见罗”为书院命名。由于缺乏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在李材等人离任之后，见罗书院很快就名存实亡，四十年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巡按御史罗汝元巡察永昌府，有感于斯文不在，要求当地府司重新修缮见罗书院，当地名士、学者闪继迪为重修见罗书院写了记。不久即又停办，至清初，见罗书院废弃不存。（见《云南通志稿》“书院义学”卷）

见罗书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就是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命运的代表，较为理想化的教育愿景和教育模式，缺乏政府国家的有力有序的支持，这样的“民办教育”生存发展都是无比艰难的，因人成事，人亡政息。

保山老城墙城门

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到清季终结，保山城内先后存续两所书院。

九隆书院建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时任永昌知府罗伦（罗伦在历任永昌知府中名声不显，但查阅府志，在相对短暂的任期内主要政绩，兴府学、建书院、重修霁虹桥，注重民生，重教兴学，其为政可鉴）兴建九隆书院于当年保山书院旧址。八十一年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保山县典史李惠重修九隆书院，当时的知县李芳华和官员士人张福昶、顿权等人先后捐赠田亩作为九隆书院的公田，每年以租谷17石作为膏火束脩（办学助学经费）。九隆书院废弃于清末。

清代保山还有另外一所影响较深，知名度较高的书院，这就是始建于城内马里街，后三迁其址、多次重修重建的永保书院。

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时任永昌知府徐本仙、时任保山知县张福昶共同捐置田亩，佃租36石5斗作为办学资金，始建永保书院于马里街。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知府陈孝迁永保书院于仁寿门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知府刘彰宽又把书院迁址于拱北门内原“镇署”，但尚未竣工而中止，直至三年后的道光三年（1823年），历任三任知府（刘彰宽、伊里布、宋湘）会同邑中官绅士民，续修增制，永保书院方告落成，据宋湘《永保书院碑记》所载，永保书院规制宏大，落成之年三月入学之日，“多士云集，灯火星明，书声琅答”盛况空前。先后有徐本仙、陈孝升、张福昶、庆玉、陈廷焴等人捐置田亩为束脩膏火之资。

永保书院 仁寿门

虽然偏居一隅，但永保书院的命运和中国社会时局息息相关，在动荡的咸丰十年前后，永保书院再次被毁，又到二十三年后，永昌知府郭怀礼又一次重修永保书院，这一次永保书院规制拓建，增为前后四进大院，两廊设讲堂，后进增设藏书楼，配合“新学”思想，书院增设了操场，生活设施水井厨房俱全，据资料记载，藏书楼藏有经史子集，典籍时文、诗词歌赋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办学仅依靠捐助的书院教育“痼疾”，拨划公田及税银每年一百余两，作为固定办学经费，聘请品行高洁，学识深厚的著名学者士人担任山长，先后有张凤锦、朱兰溪、林春华等人担任山长主持书院。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永昌知府郎承先以“用财多、成材少”为理由，勒令永保书院停办，至此，保山明清书院教育近四百年的历史终结。

钩沉永昌：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浅考

浅析明清时期的保山书院教育，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秉承“培养人才”理念，到“学优则仕”的办学任务之间摇摆，由于地域文化相对落后，虽然每次创办都闪耀着最朴素本真的儒家教育思想，未能充分体现书院教育原本该有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但是，书院作为官学（永昌府学、保山县学）的有效补充，使保山从“汉初不韦，首开文教之风”，直至“文教深厚，曷克至此”的文献名邦，书院传播儒家文化，对保山的文教事业发展，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甚而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心理文化构建，边疆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补录：原明清永昌府和今保山市辖区，明清时期书院还有位于施甸县的“少保书院”、“摩苍书院”，位于龙陵县的“龙山书院”，位于今腾冲市的“春秋书院”、“秀峰书院”、“凤山书院”，位于今永平县（今属大理州）的“博南书院”、“华平书院”；限于篇幅，未考。

参考文献：

钩沉永昌：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浅考 钩沉永昌：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浅考 钩沉永昌：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