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永昌: 正本清源说古道

霁虹桥摩崖石刻

正本清源说古道

                     ——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辨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我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从上世纪初就已开始。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对外交流日益扩大，西南丝绸之路更加为人们所关注。

途经保山市境内的“永昌道”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最险要、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段。“永昌道”东接大理州境内的“博南道”，从兰津古渡上的“西南第一桥”霁虹桥起，过平坡，经水寨，越天井铺，下官坡，进入保山（隆阳区）坝区，再经过蒲缥，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后经江苴、曲石，到“极边第一城”腾冲，然后取道梁河、盈江进入缅甸。可以说“永昌道”是古西南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最后的咽喉地段，因此奠定了保山在古代滇西地区的中心地位。

在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随着茶文化尤其是普洱茶热度上升，旅游升温，再加上影视传媒的大力推介，对“茶马古道”文化的研究宣传也越来越火。“茶马古道”从一开始的学术概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由于两条古道都是古代重要的商途，又都有重要路段位于滇西滇南，很多人便将其视为一体，在保山当地的一些宣传中，也把“永昌道”中的霁虹桥、平坡、水寨、板桥青龙街等视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驿道来宣传打造，进行推介，不说是以讹传讹，也是不够严谨的表现。虽然“茶马古道”近年来在学术研究、旅游商品推介、文化品牌打造方面声名鹊起，目前甚至有代替“西南丝绸之路”的趋势，但是“茶马古道”毕竟是另外一个特定概念，它和“西南丝绸之路”在其历史上的路线、文化内涵、目的、性质与功能都有明显的不同。

一、两条古道形成、兴盛的历史时期不同。

古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汉代，甚至早于西北丝绸之路形成。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到达今天的阿富汗、伊朗等地，无意中发现了四川蜀布和筇竹杖，经询问了解到从四川经云南抵达缅甸、印度有一条民间自发形成的商道，回到长安，张骞把这一情况据实奏报汉武帝，为开疆辟土，武帝决定不惜代价打通这条通道，封张骞为博望侯，以蜀郡、踺为郡（今成都和宜宾）为据点，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同时，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国，历经十余年，未果。（《汉书·西南夷传》）

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打通滇缅通道，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汉武帝孜孜以求的“蜀身毒道”大功告成。这条商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西南丝绸之路。通过这条古道，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的输出，印度和缅甸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商品又输入中原。几千年来，从隋唐到宋元明清，这条古道上的商业贸易、宗教传播以及人民迁徙、军事活动从未中断过，一直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交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抗战中，沿古道干线修筑的中、缅、印公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在澜沧江边的水寨乡平坡村尚存古道、街门等遗迹。由平坡西上罗岷山至水寨，有500余级台阶“梯云路”遗迹，石阶犹存骡马攀踏的深深蹄印。

t梯云路

与“西南丝绸之路”不同，茶马古道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朝。

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开茶马互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载：“（中唐）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骆驼。而茶、马，指的是贩茶换马（茶和马均是商品）。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从川蜀征买，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每十斤为一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二、两条古道起点、终点、路线不同。

西南丝绸之路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道，称为“灵关道”（也叫“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青衣（雅安）、严道（荥经）、窄都（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青岭（大姚)、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经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灵关道重合，来到保山境内称永昌道。两条线路都把保山作为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称保山为丝路明珠可谓实至名归。

由于“茶马古道”的提法就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对“茶马古道”的具体路线现在说法纷繁不一。按目前的研究成果，现今所称“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最早（唐朝初年）；川藏线影响最大、学界知名度最高；滇藏线近年炒作最热（有学者提出的以“茶马古道”来代替“西南丝绸之路”的提法也是基于茶马古道滇藏线和西南丝绸之路在大理有交点）。三条路线的共同点是它们的发展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

茶马古道滇藏线同样起源于唐朝，略晚于“唐蕃古道”。唐天宝年间，吐蕃王朝向东南扩张，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和南诏白蛮、乌蛮的贸易需求加大，而当时唐王朝也在南诏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今大理市太和村的南诏太和城遗址中保存完好的《南诏德化碑》就反映出南诏人民对汉文化和唐王朝的归奉思想，通过南诏与吐蕃进行茶马互市是三方互利互惠的政治和商业需求。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滇藏线茶马古道起点是今天的滇南产茶区普洱市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经大理过剑川一路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所以今天以茶马古道研究和以茶马古道之名打造的一些古镇旅游点，如大理沙溪古镇、丽江束河古镇等等都是这条线路上重要的马帮古驿站。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经大理之后有三条出滇入藏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但无论哪条线路，除都经过大理之外，和西南丝绸之路的“博南道”“永昌道”都没有重合的路段，也就是说现在所明确的“茶马古道”是不经过今天保山市境内的（从临沧至大理途中可能有路段偶尔经今天昌宁县耇街辖区，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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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条古道历史性质，文化传承作用不尽相同。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一开始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但后来随着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化，丝绸之路已经成了一个中西方广泛交流的文化符号。201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新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把丝绸之路认为是“两千年来始终主宰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认为“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据近年研究，有学者提出西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目前在学术界共识，认为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它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并通过这条道路对西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西南丝路具备浓郁的商业性，东西方文化的深入交流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独特的地域性形成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至今，大部分云南城市都在这条古道上，这不能不说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渊源），蕴藏着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无穷无尽的文化财富和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与西南丝路突出的商贸性质相比，同是经济纽带的茶马古道则政治作用更加鲜明，它使西藏和滇川、中原的关系更为紧密。通过主要以茶叶和马匹的交流和其他商品的沟通，使封闭的藏区和内地在经济上形成了唇齿相依的格局，不仅推动了藏区的经济发展（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的内地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藏区特产从茶马古道输出，古道沿线藏区城镇兴盛繁荣），也推动了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历史上宋明时期，中央政府在藏区从未有驻军，但藏区一直归奉中原，心向统一，茶马古道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不少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目的，试图将两条路视为同一条古道，如1992年中国第一个提出“茶马古道”名称的学者陈保亚就认为：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称“茶马古道”比“南方丝绸之路”更准确，他的一个依据是此古道上茶的交易量明显超过丝绸。

首先，这是“两条”古道，这两条古道在交易的主要商品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要说相同，只能说都是以马帮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如此说来，它们都应该称为“马帮古道”；其次，正如“茶马”古道交易的并不仅仅只有茶马，还有大量的藏区土产，中原特产一样，“丝绸”也在古道的发展中逐渐减少，已经变成了文化交流的符号，并不足以支持取消南方丝绸古道的说法。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中国将加快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域内经济融合，提高地区竞争力。”（2013年4月，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讲话），对“互联互通”的研究探讨无疑将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就两条古道而言,对沿线的文化遗产,凭借其文化优势和自然资源、地域特点来进行保护开发利用是当务之急。古道文化急需予以发掘和保护，“西南丝绸之路”整体申遗已经提了一些年，“茶马古道”也在日前提出申遗口号，在目前，我认为应更多的对两条古道正本清源，弄清楚基本事实和基本史实，对古道资源切实进行保护，并且在保护开发中力争保持原貌，把千年来两条古道上的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宗教等多重价值遗存弘扬光大，这才是促进滇西南各地尤其是保山旅游、经济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原霽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