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的花快开了。在木与木之间，风是花瓣的形状。花仙子拿着风状的鞭子，驱赶伞套下的人群，浩浩荡荡的赴刑。那鞭子大蛇一样缠住脖子，把人形吊坠挂在树耳垂上，再用刀风把树根斩首。
灿都快来。
这种迎面的风能够豪横地拍在脸上，一股把红票拍在胸脯的气势汹汹。拍在人脸上的比腥臭的红票好得多，直立着走，却有倒栽下去的体会：从悬崖上，风景麻醉布不由分说地抵住漂浮的皮肤，睡意来袭，落地的痛苦钻入鼻腔，又从后脑勺的裂缝里漏出去。
风大有风大的好处，下坠的时候和直立走路是一样的。人在平地上走与在竖直的天地里起落，和进化图画中从爬行到直立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死亡提供了一种新的天地维度，在种种细枝末节但统统可以归结于“生”的视角里。
我原以为死亡是一个宏大的命题，的确如此。我曾经因为死亡所处在的私欲语境而自以为是地察觉她的无趣，果真还是因为自恋的缘故。死亡界域足够缩小，才能在其中谈论具体，大概就是抽象的死和具象的死之间的分别。所以，死亡不会因为其本身的宏大帮助死亡的主体成为宏大的一部分，死亡主体只能通过其死亡在大众眼里的界定来拓展自身死亡的界域。大众界定他的伟大，他的死亡便拓展到人之伟大的界域。人说敬畏死亡，敬畏的是死亡本身，敬畏的是伟大的死人（尽管所谓平凡也可被称之为伟大，不过大抵都是媒体的功用和社会教化的职能），敬畏的不是天地蜉蝣。大多人都是蜉蝣，蜉蝣之间抱团取暖。
灿都快来。把我呼呼呼地高高卷起，然后让我卷铺盖走人。
顶着伞上的褶皱的风，经历着伞下的地震。显然并不只是故乡的山脉埋伏的地震带有这样的撼动力，天地映衬，灾难尽是天地通路的波动，天地之间的人把这种波动（尤其是剧烈的）看作害人的东西，起初是妖怪和神明，后来是科学的归因。但那其实和天地铺盖掸掸灰一样，灰尘多了，多拍打两下，灰尘大惊小怪也没什么办法。
灿都快来。灾难的语境下，个人的求死，加上由此引发的对灾难的崇拜，对悲剧的崇拜，难免被纳入私欲的语境，并因此遭到唾弃和辱骂。不过所谓这一切，不论是人际社会的难题，还是内观反照的难题，统统留给活人去——死有死的好处，死了自会有所感悟……感悟什么呢，留给活人去揣摩罢。
结果还是下不了决断。死亡的实验已经做了很多，死亡的报告堆了一摞，那些关乎速度、效度、对活人造成的麻烦多少之类，来来回回地用凭空的数字和文字的技巧做无聊的游戏，把脑袋里纠缠的线——炸弹里的红绿蓝黄，一刀解决不了什么，干脆翻起花绳，让拇指大的小人在上面跳皮筋。
那些蠢蠢欲动的欲念啊。我的过去已经无可挂念，我的未来却还跟我拉扯着一根红线，系在左手的无名指上。那红线是夕阳里的海平线，映着房间里交叠的身体和床单上的血；或者是红的尽头化为一点，网络文学读者来信的标识，情书美丽的韵脚一般让我欢喜雀跃。我的小说系列才刚刚从混乱中勉强摆出一个清晰的头阵，另一篇独立小说才刚刚敲响喜乐丧钟；我没有过稿的《实验与鉴赏》还没有面向世人，还有无数过不了稿的文字——因为那些疯狂的譬喻和毫无逻辑的辞藻，就跟布兰特一样，果真《艾瑟雷特》就是我的自传！我还舍不下那些未早些读的书，阿叶和女生徒、凛子和久木、洛丽塔和亨伯特，还有白朗希……过去读得认真不认真的，大抵忘得差不多；但近来因为病气的大蛇（请查看过往的文章）缠绕地把我绑架到了水底（美人鱼的鱼鳞真漂亮），我竟为了求生读起书来，因为无所事事所以读得更细，那些相似的影子，就像在查看自己的病历。
如果一个人拼命地去活，结果把命拼走了；如果一个人拼命地去死，好像死多不容易一样——死的确不容易！谁会把遗书作为标题大大方方地摆在文章脑门上呢？写完大概就发现，这种以“遗书”命名的文章，大概不是指向具体的人的死亡，反倒成了“遗书”本身的遗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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