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众生相是指世间各种人的表现和面貌。提到众生相，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作品充分地展示了十九世纪初叶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众生相。然而国内也不乏画众生相的圣手，甚至这些众生相不受时代的限制，存在于任何时代里，更具有广泛性，这里我仅选取两位作家的作品作为典范，微观说明什么是众生相？
一个是鲁迅的《阿Q正传》，另一个是萧红的《饿》。在文学史的长廊上代表了两种面相——自欺欺人相和饥饿相。
阿Q——自欺欺人相
众所周知，阿Q是鲁迅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其用以控诉陈旧体制与传统观念的典范人物之一。鲁迅常说的国民的劣根性，也包括阿Q所呈现的人物特征: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和柏杨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具有着共通之处，鞭策入里地揭露了人民的精神弱点，也被称为“精神胜利法”。
什么是精神胜利法？就是一种无法胜利的“胜利法”，一种主观唯心论思想，导致阿Q取得短暂的“胜利”和最终的“失败”的方法。我想无论是上溯到古代，还是延至而今，这种方法都一直存在于国民的思维观念里，特别是那些无法接受现实，却又无法用实际行动改变现实的人群里，我曾写过一篇文评《老舍〈八太爷〉(1):老舍版阿Q之小人物的英雄梦》，文中的王二铁就是没有落实到现实，只追求形式上的模仿，最终被杀害的变相的阿Q的缩影。
也许历史给这类自欺欺人相以否定，也给阿Q这一类人物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然而在那个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年代里，阿Q是有所不同的，他是有所争的，只是选错了方式，他的思想观念受限于他的阶级以及受教育的程度，我想这也是自欺欺人相背后值得关注的点。
因而，综上所述，自欺欺人相是较低的个人资源的现实与拔高的个人梦想之间的冲突后的表现。
“我”——饥饿相
萧红，师承鲁迅，曾在鲁迅死后，写过一篇回忆文《回忆鲁迅先生》，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化的鲁迅。她的《生死场》也被鲁迅收入“奴隶丛书系列”。
她笔下的《饿》仍使我难以忘怀，曾也写过一篇文评《萧红〈饿〉:“生死场”的缩影——走进萧红世界的叙事散文》来解读《饿》，这种为了生存，为了获取食物，“我”甚至违背自己的初心，甚至将自己的男友作为敌人所呈现出的饥饿相，不只是在世态炎凉，硝烟四起的战争年代，即使是和平年代，也不乏沦落至乞儿的人。当然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整体提高，对食物的要求已经不再是让很多人忧患的问题，然而“饥饿相”仍然以贪相和求生相等变相存在，在争强资源和利益面前，人们仍表现的如饥似渴。
记得古人提倡“人摒弃庸俗的物质世界，而追求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才是大道，然而用《饿》里的一句话作为回应“小姑娘只知道美，哪里懂得人生？ ”所谓的大道，无疑成了没有正视过人生的空谈大道理。
因而，综上所述，这种相和自欺欺人相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普遍二相，一个是食物上有所争的饥饿相，一个是精神上有所争的自欺欺人相，一个正视现实，一个脱离了现实，但结局都让人感到悲凉。我并不反对小人物拥有英雄梦，我也不反对人要为生存而斗争，然而这两种的最终失败让人不得不反过来反观那个社会，不争的结果有二:卑微地活着或饿死，或者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粮”，颇有“气节”的死去。这是除开二相的另两类假设，然而也难逃厄运和死亡，所以才会总结出“社会吃人”的终极命题。
这就是中国社会特定的众生相，甚至不会在时代里消失，只会在时代里演变。
这两种相的普遍意义，和人性悲剧在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是一致的，如何画出这样的人物，需要深入的思考和观察，找出国民的普遍特征，并用人物形象，人物事件表现出来，但更不应该忘记的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导致众生相的必然性，战乱加深这一形象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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