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篆书实用性基本丧失。就目前来说，行草楷隶等书体比篆书实用范围要广。
五体之中，篆书实用性最小。实质上，篆书要繁荣，离不开实用。综观历史，正是实用性成就了篆书复杂而完备的体系：甲骨文为卜司专用；钟鼎文乃铸造在青铜器上，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鬼神的尊崇；石鼓文是为统治者唱赞歌，作为歌功颂德之用。
就是连小篆和诏版也都离不开实用。小篆是“书同文”的结果，诏版是颁布法令时急就所用，无一不是以实用性为前提。秦朝之后，篆书只是较为隆重的场合使用，范围狭隘。更进一步来讲，秦玺汉印之所以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根本原因即在于篆书在当时是实用书体，当时的人们运用得得心应手。后世篆书衰落，篆刻成就自然无法与秦汉时期相比。
正如傅抱石在《中国篆刻史述略》中所说：“与篆刻相生相成的‘铭刻’艺术，魏晋以来突然的衰歇。篆刻所赖以成立的篆、隶书法，六朝以后被软化渐变为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篆刻既和铭刻书法脱了辐，丧失了有力的凭藉，自然陷入沉滞的命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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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篆书对书家修养和受众欣赏能力的要求更高。篆书有对字义的了解和字形释读的要求，因而书家要有这方面的修养。就此而言，篆书对受众要求也要高一些。晋代之后，书法不再是耕樵渔读的隐士风流或官宦的上层文化，而是打上了实用的烙印，行草楷等书体大行其道，作篆者很少，产生大师则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刘熙载认为可以出“草圣”，却无“篆圣”。
回顾整个书法史，擅长行草书一类的书家占大多数，有成就的篆书家则是凤毛麟角。秦李斯之后，直至唐李阳冰才出一高峰。清代金石考据兴起使篆书复兴，虽然波澜壮阔，但真正出类拔萃、艺术风格独特者不多，只有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加上民国时期的齐白石才四家，由此可见成就篆书大家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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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由书体本身特征所决定。篆书与楷隶书一样，属于静态书体，表现情感上相对平和，不像行草书那样明显、剧烈。魏晋以来，篆隶衰歇，六朝以后渐变为楷书、行书和草书，割断了篆、隶书的传承与影响。自晋至唐、宋、元、明，书家基本上都以“二王”为范，篆书罕有涉猎者。篆书远离世俗人情，仅仅限于某些碑额以及墓志铭使用，以示庄重，而书家要表现胸臆大多用行草书。
从汉字结体构成来说，行草已经符号化，以抽象而具有动感的线条来表现情感，存在多种风格交融发展的可能性，在表现风格上有千变万化的不同形态（当然，行草书写法也有一定的规范性）。
只要是行草书，不论是何种风格，只要吸收应用恰当，大多可以实现水乳交融。但篆书相对来说自由度要小得多，尤其是结体。同样是金文，前后时期大有不同。商代与西周前期的金文古拙朴茂，不太规整；西周中期排列渐趋整齐，已有装饰化倾向。就整个篆书体系来讲，不同系列间的篆书严禁串用。目前已有一些改变，如大小篆可适当通用，再如用金文来弥补甲骨文字少的不足，但仍然有风格兼容的要求，在形貌上不能有大的冲撞。篆书因为本身具有凝固性的特征，因而在风格塑造上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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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整个社会走向市场化的今天，电脑等各种“不利”因素的出现对整个书法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更不用说篆书了。面对这样一个需要修养、需要时间和精力来磨炼的书体，人们自然热情不会太高。其实每一种书体都有相应的时代特征，篆书已是远古的足音，今人想要超越前贤很难。就清代篆书的复兴来讲，也只能算量种回归，并不能说是超越。清代篆书的昌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整个社会金石考据之风的盛行。相对应的，当今篆书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从整个社会潮流来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在这样的形势下，篆书学习者就更少了。
笙歌问答：大家觉得篆书现在还有存在必要吗，大家还会欣赏篆书书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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