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者》
已经有半个月未曾展开关于加缪的写作计划，2018年的第一篇文字，我愿意继续写给加缪。今天解读的是加缪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所写出的，1949年12月15日第一次公演，在当时相当受欢迎却褒贬不一的戏剧《正义者》。
《正义者》取材于俄国社会革命党组织的一次真实的恐怖行动。1905年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乘坐马车通过克里姆林宫时，遭社会革命党分支党员伊瓦·卡利亚耶夫近距离投掷硝酸甘油炸弹于车厢内，谢尔盖大公当场被炸死。①尽管如此，整个剧本却并不是一部历史剧，经过了加缪的撰写，而真真正正具有了哲学上的意味，也因此对正义和死亡进行了更深度的思考。
关于正义
在整部戏剧中，加缪并没有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高举正义的大旗，而是详尽展现某种自认为高尚正确的信念之下，“力量相当和道理相当的对峙”，②也就是关于正义的真理所展开的激烈冲突。不管是卡利亚耶夫的内心挣扎，还是斯切潘的不顾一切，或者是乌瓦诺夫的退缩，都凸显了人在荒诞世界中的异化和迷茫。
首先，加缪还是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理论立足于个人的生活之中。正义所为何事？为了生活。卡利亚耶夫说:“同归于尽！今天相爱的人要想相聚，就必须同死。非正义把人拆散，耻辱、痛苦、对别人造成的危害、罪恶，都使人离异。生活就是一种刑罚，既然生活把人拆散。”加缪在此指出了生活的荒诞之处，正是因为荒诞充满了生活，非正义才大行其道，因此坚持正义的必要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但是加缪一方面又拒斥了上帝所赐予的正义。他认为基督教式的忏悔和救赎不能作为最终的解答，因此卡利亚耶夫的辩词中说道:“死，将是我对充满血泪的世界的最后抗议……”人不能做了非正义的行为，光凭着一死以了事，以期待死后上帝的宽恕，这样是不正义的。正义只在于行为本身。
什么是正义？这是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讨论的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反驳色拉叙马霍斯的三个说法，“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论证城邦的正义即是人的正义。而苏格拉底却最终死于城邦法律。边沁主张正义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后来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则认为，正义首先是公平，其次才是合理地满足适合每个人的利益。
在《正义者》中，事实上加缪对这些回答都提出了疑问:为了一个正义目的，是否可以容忍手段的非正义？为了多数的人牺牲少数人是否正义？在加缪的荒诞——反抗体系中，有限度的反抗即是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不是《卡利古拉》那种杀人的逻辑，不是《戒严》中宣称取消一切的纳达，不是《误会》中为了求得自己的解脱而不择手段的玛尔塔。
许多自以为正义，如戏剧中斯切潘一般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为了实现理想可以不顾一切，但在他们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就已经失去了本来的目的。正如斯切潘所说:“如果实现了正义，即使由杀人凶手实现了正义，你是不是伸张正义的又有什么关系？你和我，都无足挂齿。”加缪在《戏剧集》(美国版)序言中却认为面对这种问题时，应当不行动，因为“行动本身有其局限性”，人没有这种超越“杀别人而自己不取义”③的权利。正义者必须为自己所坚持的正义殉道，必须承认自身行为的非正义，哪怕这种非正义是出于正义的思想。因此在故事的最后，卡利亚耶夫拒绝了来自上帝虚伪的救赎，迎来了自己期待的死亡的结局，并且赋予了多拉为正义甘愿一死的勇气。而这也表明加缪对于这种反抗给出了一个悲剧性的回答:死亡。
正义之所以为正义，而不是合理化杀人的逻辑，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它是清白的，能够坚持正义的从来不是仇恨，而是爱，能够超越这个被非正义毒化的世界的，只有温情。因此，我们不如说，生的光彩，死的清白就是加缪所认为正义的一种概括。
关于革命
“不过，我始终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我喜爱美，喜爱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憎恨专制政权。如何向他们解释呢？革命，毫无疑问！可是，革命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给生活增添希望啊，你明白吗？”
加缪所主张的革命是与生活节节相关的，可是现实所发生的一切却截然相反，他并非因为没有像萨特一样参与前线，因此忘记了那黑暗的现实。正是因为他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平民中间，他才能看到作为一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因此，他在那动荡的20世纪中竭力呐喊，成了反对暴力的代言人。
“如果说我站在人类的高度抗议暴力，那就让死亡给我的事业戴上思想纯洁的桂冠吧！”这是卡利亚耶夫临刑前最后的高呼，也是加缪真实的写照，他短暂的一生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思想。在那个年代的欧洲，到处是革命和暴力，加缪却始终如同旁观者一般，为持谨慎的平衡态度、充当独立的正义之声，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他担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荣光，却一方面不仅为时势所不容，还遭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称之为“两面派”的误解，就连他曾经的战友萨特也与他分道扬镳。在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之下，人类艰难地熬过了世界大战，即将迎来光明，到处都开满了革命之花，人类即将集体进步、集体改善，在欧洲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世界。但加缪却看到了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抱负走向极端时带来的危险，他成为了责任的孤独捍卫者，对他来说，责任就是正义。
加缪
如果说存在主义者被其他哲学家们误解为抛弃了理性，那么加缪就是这种真真正正的“存在主义者”。在他的荒诞哲学中，他用责任取代了理性。他的作品并不立足于逻辑去推导结论，更深刻的是表明了一种责任伦理，它是专为用来反对人们自以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信念，可以说，责任就是他的方法论。这种“责任”始终在他“荒诞”与“反抗”的两极中扮演着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使人不陷入绝对的虚无，也不超出人之所能的反抗。而这种责任也是一种多元价值观的体现，因为实际上加缪并不认为有某一种绝对的“值得高尚的”价值。生活是具体的，“正道，就是通往生活、通向太阳之路”，因此，责任也应当具体对待。
在《正义者》的最后，加缪也试图回答我们:真正的正义绝不是打着正义旗号的呼喊，而是一种责任，是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对爱的追求。只有坚持了这些，才能在荒诞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1905年俄国革命 - 搜狗百科
②③加缪．〈戏剧集〉（美国版）序言［M］，加缪全集，李玉民译.译林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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