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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年轻的时候是镇上出了名的漂亮姑娘，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夸赞长得俊俏，大眼睛，双眼皮，鼻梁不高，但显小巧，眉毛浓淡相宜，像是颜真卿最擅用的长横。
每当过年走亲戚，她扎起辫子，搭在两肩，红绳绑在辫尾，一手挎着篮子，一手夹紧新做好的红棉袄，辫子随着脚步，在肩膀上蹦蹦跳跳，一路上，聚在屋瓦门前的长辈会不时传来一阵低语，说，这是老街东头家的闺女，你看长得多喜欢人，每当声音传到耳畔，她会侧着头，小跑似的离开，红扑扑的脸颊，不知是害羞的颜色还是街口风太寒的缘故。
她上学时，奶奶给她扎起马尾，她最喜欢奶奶给她梳头了，爷爷眼睛不好，是个高度近视的老知识分子，读书都要拿着放大镜趴在一页纸上，梳头常常拿捏不好轻重，而奶奶不仅手暖和，而且会边梳头边夸她，夸她头发又黑又多，扎起后捧在手上，粗粗的，沉沉的，最后，感受着奶奶把从县里带回来的蝴蝶结卡在她头上，那是童年时的她对幸福一词谙熟于心的理解。
她背着奶奶缝的挎包去了镇中心的学校。
她是班里人缘最好的，老师们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写字一笔一画、上课坐姿端正的女孩的喜欢，但人缘好不代表身边一定比别人热闹，男生们往往羞于在人前谈论她，抬头瞧她都要鼓些勇气，当她出现的时候，那些本就热闹的男生会变得更热闹，但他们不会设法把这种喧闹牵扯到她身上，只是不时有余光蜻蜓点水似的落在她身上，男生在看她是否因此抬头。女生看到她头上的新蝴蝶结，喜欢围着她询问来处，在黑绿蓝盛行的年月里，只有她身上常常会点缀那么几处斑斓，像是黄土世界里一抹新鲜的亮色，每周的升旗仪式，女生除了注目升起的国旗，余光总要落在她的蝴蝶结上，看看这次又换了什么颜色，当歌声渐隐，国旗飘驻于杆顶，女生便心安理得地观察起她的发卡，像是在端详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他们与她一同成长，可她常是漂亮而又新鲜的，像山林里的蝴蝶，生于此长于此，衣服并不崭新，但洗得干净，看着大方且得体，美得独特且祥和。
那时，人们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她以及他们的父辈都在为在土地上盖起新房而耕作，人们刚刚知道去外地打工能挣大钱，但真正有这样高瞻远瞩的人在一个镇上都屈指可数，不知不觉间，人们对土地逐渐埋下了一丝倦闷，人们喜欢用骂谁“土”来表达自己除了农耕外为数不多的攻击性。但男生从不会说她土，除了她从不会与人置气外的性格外，也因为她家的住处，镇西的老街是每逢露水集时最繁荣的地段，而她家就在那条老街东侧。
在她上学的日子里，当然受过委屈，但校里校外从未与人置过气，有一次，奶奶擦着她头发上已经干硬的泥浆，问，阿珍，你这都不会生气吗？她一边用手背擦着眼泪，一边哭着摇了摇头。第二天黎明，天边的霞光初露头角，她跨上昨日黄昏便已收拾好的书包，辫子一跳一跳的，一如往日，干干净净地去了学校。早上的霞光并不刺眼，但升起得很快，黑夜尚未散尽，像彼时的黄昏一样欲拒还迎，她的大眼睛像是一面镜子，迎接阳光的同时也会折射阳光，她总会把自己收到的温暖倒映给旁人，不论这阳光似夏日那般盈余，还是如冬日那般稀少，她像大自然对待万物一样收放自得，容纳黑夜的同时会给黄昏留有余地，看到嫩芽后依旧会对枯叶一视同仁，她把自己的眼泪当作人生中的风雨。她此后的人生中没有经历什么大的风浪，但她赠给别人的彩虹早已不计其数。
她的气质与这个小镇大体相像，但总不尽相同，不像祖辈那样斤斤计较，也不似同龄人那般好大喜功，她的性格有着不言自明的颜色，不像土地一样紧绷，也不似井水那般松软，而是像雪花一样绵延跌宕，与湛蓝色的天空相得益彰。
高中毕业后，她没考上大学，在乡镇小学当了老师，在教书的第三年，经媒婆介绍，被一个穿着破衣服、推着破自行车后面还驮着个破柴锅的年轻人娶回了村里。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相亲，也是最后一次，男生大她四岁，中专毕业，头发有些自来卷，但由于长时间疏于打理，乱蓬蓬的像是个鸡窝。两个人一起去了镇北的油菜田，去了县南的城湖，几个月后，他们搭了一辆长途客车去了洛阳城，从黎明颠簸到傍晚，当她踩着发软的脚步下车时，看到了客车两侧溅满的泥浆，在龙门石窟，她第一次见到了大山。最后，他们回家去看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媒人。他们结婚时没有彩礼，没有嫁妆，也没有大办酒席，男生买了新自行车把她驮回了五公里外的村庄。多年之后，村头那个苍老的媒人还常念叨这对顺风顺水的新人。结婚之后她依旧在镇上教书，男人去了外地挣钱，天南海北地跑过麦种，昼夜不停地跑过大车，在城市的霓虹里卖过水果，在一无所知中误入过传销，最后，从工程测绘员开始，一心一意地搞起了水利。
夏天的蝉一茬又一茬，冬天的雪一阵又一阵，惊蛰后门间的嫩芽准时破土，立春前村口的寒风依旧刺骨，小满已过，夏日又长，林叶悠悠，秋后落黄。
在她出嫁的第三年，奶奶死了，刚刚在她锄地的时候，脸颊上似乎还含蕴着奶奶手掌的余温，她放下手头的活儿，草草盘起头发，在回娘家的路上早已泪如雨下，奶奶早已不能坐起给她梳妆，她月初回镇上时，还将奶奶的手心贴到自己的脸颊上，说下次赶集再来看你。她虽然早有预感，可以往那虚妄的预兆却坠破了如今真实的生活，那双松松垮垮的手再也无法像小时候那样攥紧，到了娘家，尚未娶亲的弟弟站在屋外正擦着眼泪，她进了屋，看见奶奶的身体还躺在床上，本静悄流淌的泪水，眨眼间泣不成声，泪眼蒙眬间，她看到，奶奶像蝴蝶一样飞远了。原来死亡就是永别的意思。丧事过后，她骑着婚时的自行车，回到了五公里外的村庄。风吹麦田，麦子高低起伏，像正泛起波浪的大海，虽然她从未见过海。
自从她嫁到这儿，村里的人都夸这家老三娶了个俏媳妇，又漂亮又孝顺，还是镇上的。那年乡镇小学改革，学校把非师范的老师聚在一起，说交一万块钱就可以转正，她放弃了，觉得自己才不配位，离开学校后，便安心留在村庄里，陪着不识字的婆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婆婆总在人前人后夸她能干，说她除草耕田，养牛养鸡，洗衣做饭，干得比谁家媳妇都好。
第四年的深冬，墙头的老树刚刚抖落枝头的一捧雪花，她怀孕了。妊娠前，男人从工地回来，她到县医院，生下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孩子，这个八斤重的婴儿，衡量着她此前每一个朝暮重叠起来的重量，她的脚步从此不再指向自己的未来，而是踏在另一个生命前进的路上，她用此后那个寸步不离的身影来告别那个喜欢蝴蝶结、喜欢奶奶给她扎头的少女。
孩子出生后，男人的工作逐渐稳定，随着公司的迁移，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落了户，第三年，她第一次坐上火车，带着两岁大的儿子搬到了百公里外的这个家属院，住进了属于自己的高楼，往北一公里是市中心，往东三百米就是京广铁路线，火车声在她的耳畔日夜不息。她开始以全职主妇的新身份来与这个城市互动，与自己的生命互动，与生命中的另一个小他互动，很快，她能驾轻就熟地穿梭在菜市场和红绿灯之间，卖鱼的、卖肉的、卖鸡蛋的、她把各家小贩的价格了然于心，谁的质量好，谁的价格贵，几点的时候菜最新鲜，几点的时候菜农会把卖不尽的低价处理，她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比教师的职业更需要深入细致地学习，城市与乡镇比起来，在这儿的每一处生活都需要肉眼可见的开支，她开始记录一天的每一笔支出，百元的稀有，千元的罕见，本子上大多是一块四一把的生菜、三块五一包的十三香、八毛钱的绿豆芽，超市小票里的几分钱也不落下。除了儿子穿小的衣服和穿不上的鞋子，床头的几本日记就是她与生活朝夕相处的全部记录。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八年，八年后，儿子变成了初中生，她从全职主妇变成了小面馆的老板娘。
半年后，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去了距家两个路口远的幼儿园，她开始拥有少许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买了辆自行车，到路南的烹饪学校学习做饭，从素菜开始，再到蒸煮焖炖，她都记在了笔记本上，不过，厨师教煎炸的时候她刻意避了去，不是与接送儿子的时间相冲突，是她觉得油炸的东西不好。
淮河边上的四季，各地相去不多，只是那些在异乡和家乡两个概念的中折返的人，情绪不免此消彼长，夏季的闷热和冬天的刺骨逐渐被衬托得有所不同，相比于农村的淡烟流水，在城市里寻阴纳凉都成问题，相比于城市的见多识广，农村的不成体系也难值一提。她喜欢玫红和橘黄，先后买过一条红色的长裙和一件黄色的棉袄，她开始戴起发箍，她最喜欢那个两指宽窄、淡粉底色的布制发箍，上面有一圈透明小钻，小钻在太阳下跃起的阵阵光点，是她三十岁的见证。
昼短夜长，昼长夜短，从柳树缀出新芽，再到银杏面掩鹅黄，日落而息的生活已从他生活中淡去，她逐渐习惯了这座城市的日夜，不远处传来的火车声也不似最初那般刁钻刺耳。她送儿子上幼儿园时的动作不再那么紧张和僵硬，儿子松开她手掌的瞬间也逐渐变得稳健且果断。
日子像火车一样过了去。儿子上了小学，学校在离家三个路口处，她与这座城市的节奏逐渐变得如榫卯一样契合，厨艺也小有所成，她让儿子中午放学和同学一路回家。周末她都会带着儿子去半截河玩，初春时最为频繁，一早便骑着自行车，车篓里放着昨夜准备好的风筝和吊床，坐在后座的儿子唱起音乐课里学的歌，但他规矩地唱一会儿便觉得无聊，转而背起男生间口口相传的顺口溜，XX的屁，震天地，一屁崩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换气，闻到这股屁，非常满意，谁放地响，当校长，谁放的臭，当教授……儿子没等说完便已合不拢嘴，自行车也笑得抖了起来，她也乐呵，但赶忙扶好车把，稳住车子。
到了半截河，自行车扎在一旁，她寻两棵间距合适的树把吊床系上，小男孩玩累了，在包里找出口琴，笨拙地吹起《两只老虎》，断断续续的乐声并不让她烦躁，她和儿子一同俯下身子，观察枯枝上透出的绿芽，半截河沿岸全是柳树，远看时，隐约间蒙着一层绿色，但到了近处，却发觉柳枝与入冬时模样并无二样，这似有似无的绿似乎是氤氲在树皮之下，像是即将长大的小孩，铆着一股劲儿在生机肆意的春天里博得自己的领先。一周一周的，渐渐地，儿子脱掉一层层的衣服，也看到了正绽放生机的万物，感受到春天来临时那静悄悄的步伐。夏天时，儿子在林中的小路上奔跑，对着那座有着南水北调标识的高桥呐喊，刺耳的蝉鸣给他和着节拍，儿子在河边打水漂，像她小时候一样。有一天，儿子把头枕在这座桥的栏杆上，两岸的柳树倒映着微风的模样，他挺直了腰，说，妈妈的头发像春天的柳树。
又过了几年，儿子到了小学高年级。有一天，她发现儿子在偷拿衣柜里的钱，想到自己先前不时会在家里找到一些玩具，她开始注意儿子背着她在学校门口买玩具接着偷渡到家的行为。那一天，早晨细雨朦胧，儿子穿着五色雨衣，和她在入校的拐角处挥手告别，小朋友会沿着这条路径直入校，她往往和其他家长一样在此止，她猜的没错，儿子不时回头，拐个身子进了路对面的小卖铺，她匆匆合上雨伞，三步并作两步，在儿子从雨衣兜里拿出被水微微打湿的一张五十元时，拧住儿子的耳朵，她抢过纸币，攥在手里，儿子吓傻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她说，你站着干啥，现在给我上学去，回家再跟你算账。儿子走出小卖部，再一次汇入戴着红领巾的孩群中，儿子走得缓慢，背影像是要奔赴刑场。她注视着儿子越过保安身前，踏入校园，而后雨已将她的刘海尽数打湿，她撑开伞时，发觉纸钞已被她攥成再难展开的一团。
她的白头发似乎是从那一年开始长的。
后来，她又发现儿子偷拿她钱包——一个泛着黄斑和黑渍、皱巴巴的塑料袋子——里的钱，那晚，她把儿子在床底、被褥下藏的玩具悉数摆在客厅，各式各样的模型，有逼真的袖珍摩托，有兰博基尼和布加迪，问儿子买这些东西的钱是哪来的，儿子眼神躲闪，沉默不答，每当她音调升高，儿子胸膛总会一抖，她当着儿子的面，举着实木板凳，把一地玩具砸得四散而飞，儿子终是不忍心看着玩具一夜尽毁，说，妈，我再也不偷偷拿钱了，我错了，你别砸了。她看着儿子，把板凳扔到一边，在墙角处碰出噔嗵一声，跟疯了似的，把所有本该向儿子发的火一股脑地撒在自己身上，她好伤心，说，都怪我，没教好你，把你教成了个小偷，说着一个巴掌扇到自己脸上，接着又是一巴掌，她打着哭着，儿子崩溃了，大哭着扑过去，撑住她扇向自己的手掌，大喊，妈妈你打我吧，你别打自己，你别打自己，儿子双手握住她的手腕，想让耳光落在自己脸上，可根本拗不过母亲惩罚自己的力气，儿子哭着跪下求她，她停下，将脸别过一旁，情绪上的抽噎依旧继续，胸口起起伏伏，已有皱纹的眼眶已是通红，大眼睛里血丝连片，像是红色的蜘蛛网，儿子哭得喘不过气。她红色绒袄在腋窝处露出棉花丝，是她第一次去洛阳时买的，如今也染上了为人母的憔悴。
自那次起，她开始爽朗地给儿子零花钱，儿子对于钱的举止也逐渐落落大方。
儿子小学六年级时，刚刚在外地干完南水北调支线工程的男人回了家，本处事业上升期的他刚得几日清闲，工程验收时却出了问题，坍塌事故造成民工伤亡，上到分公司老总下到男人这种职员，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惩罚，几个主事的领导有的贪污受贿被抓进了监狱，有的因挪用公款而倾家荡产，男人算是幸运，也算不幸，被吊销了到手没几年的建造师证书，一下成了无业游民。
男人无业在家，儿子小学毕业后，男人和她商量，托关系把男孩送到市区边缘的一个寄宿制初中，一周回家一次，男人把这些年挣到的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用来买了一辆五菱面包车，一部分拿来租了个四十平方米的店铺，加盟了家武汉热干面，算是开了个夫妻店，她的身份也从全职太太转换到了个体经营户，自她成了老板娘起，她头上只留下了两样装饰，一是黑色皮筋，二是白头发。
前两年，生意不可谓不红火，中午和晚上两个饭点，小店里挤满了顾客，她在外面记账收碗筷，男人在里屋煮面，两人前脚赶后脚，忙得不可开交，常常到十一点还有生意，待到收拾好当天的碗筷，凌晨时能回家已是少有。每夜她都会把当天一口袋零钱瘫在客厅，数出一日的营业总额，再减去早晨的本钱，一天的收入便出来了，那段日子，晚上男人总说起他的明智决定，饭店的生意来钱真快，没等男人说完，她便已沉沉睡去，男人也累，连夜里打呼噜的余力都没了。
小饭店能挣快钱，可快钱不意味着可以稳定增收，钱来得快去的也快。小饭店所依托的有两种客源，一是对面中学的学生潮，二是附近百货批发市场的路人潮，然而中学在那一年改为食堂集体就餐，与此同时，电商出现，网购兴起，批发市场的客流不再先前那般人满为患。小面馆第二年生意便不如第一年，当男人看到钱的上限时，他对体面的在意逐渐从金钱的短暂夺目中闪出身来，占据了饭点忙碌之外的所有细节。
半年后，男人经朋友介绍跳槽到一家国企，进入事业的第二春，相比于男人上一份工作的坎坷，这次春天来得更舒展些。
这时，她七十岁的母亲去世了，听闻噩耗，她和上学的儿子打过招呼便回了家，母亲患上脑出血已有七年，死亡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如今，她看着活化后的母亲被装在棺材里，用钉子钉固四周，埋入土里，坟西种了棵松树，坟东种了棵柏树，柏树是她弟弟培的土，那棵万年松是她亲手所种，她在家住了十天，直到丧事忙完。
到了城市，她开始一个人经营小面馆。早上起来，自行车后面驮着硬纸箱，去面条铺买热干面，去菜市场买葱，到店里，先虚掩卷帘门，把纸箱子卸下，在门口摆出禁止泊车的路障，再拖地擦桌子，配足能应付晌午客流的料碗，最后将卷帘门彻底抬起，打开门，迎接第一位客人。当她起身目送最后一位客人离开，收摊时，常常已是凌晨。
热干面馆忙碌到了第三个年头，智能手机普及，扫码支付开始流行，彼时她还用着按键手机，她终究没有下定买新手机的决心，只是将男人的收款码放在店里，她对这种新事物的兴起并不信任，可她口袋里能数出的收入越来越少，不知从哪一天起，她晚上不再细数当天的收入。
儿子擦着分数线考到市里的重点高中，这是她开面馆的第四年。回家的男人看到儿子的成绩在学校里垫底，怒从中来，长大的儿子也有了些反骨，父子言辞针锋相对，常年缺乏联系所积攒的矛盾终于爆发，儿子盛怒下将家中木门锤出拳头大的洞，关节处向下滴着血，她想方设法地在父子之间安抚，可面对的只有男人的埋怨，说这就是她教育的儿子，儿子当晚去了同学家住，几天后，男人不得不回去工作，儿子回到家，看着拉着行李箱的男人，面无表情地说，让男人养他到十八岁，十八岁之后他就滚，男人骂骂咧咧地将行李箱一摔，抽手就要给儿子耳光，她刚忙推拽着男人去了车站。
二〇〇八年，电商开始崛起，人们尝到了网购的甜头，周边饭店赖以生存的百货市场主顾们一个个另寻出路，市场里关门的店铺越来越多，自己的商铺尚且难以为继，租房做生意的小商小贩更是如坐针毡。二〇一四年，微信和支付宝异军突起，无现金支付渐渐替代了纸币的流通，淘汰了一批跟不上时代的、在思想上有了年纪的商户。二〇一七年，外卖在这个小城里横空出世，网上平台依靠着客户资源和推广能力，孤立了一批无法与其相容的经营者。
她在二〇一六年，后知后觉地买了一块一千元的智能手机，在小面馆里贴上了自己的收款码，当她听到手机付款到账的声音，多少新安些。在店里使用二维码支付，是她对传统餐饮的最后坚守，她宁愿把店门关上，走路去给老主顾们送饭，也不愿让行程匆忙的美团外卖与自己的生活有染，也无论外卖如何游说，她总以各种理由拒绝。
小饭馆的命运就是，越红火时越红火，越冷清时越冷清，刚开店时一早便会摆出去的折叠木桌，已荡上无心擦拭的灰尘，酒架最高层的那几瓶牛栏山依旧是那几瓶，空调也没有先前那么精准，夏天不够凉，冬天不够暖，当店里没人时，她一人也不愿再开上空调，当人来时打开，空调的风尚未吹满屋子，客人便吃罢离开。
她是最不会做生意的生意人，当她为门可罗雀的饭店而忧心忡忡时，新冠疫情来了，她在家里陪着即将高考的儿子，足不出户，小饭馆的生意停滞了，每个月的房租却是一分不少。半年后，儿子成年，考上了大学。饭店重新开张，然而疫情让人们习惯外卖与网购，稀少的客源让她度日如年。最后，在男人的催促下，她把面馆里的电器和餐柜一并变卖，当钥匙交回到房东手上时，房东说，你要是继续租的话，咱们房租可以降一降，她匆匆换了话题，窘迫地与房东告别。那晚，她从面馆里最后一次走出来，把卷帘门放下，没有上锁，扶好被风吹倒的自行车，踢起脚蹬，拿绳子把买菜的纸箱子拴在车座后，箱子里放的是她收拾出的最后一批杂物，那晚的路灯把她照得忽明忽暗，她推着车，高高扎起的马尾辫在后背一起一伏，马尾蓬起时，能看到后背上被汗透出了不规则的一块，在灯光下变了颜色，在脚步的一路探照下，她打开家属院早已紧闭的铁门，吱拗一声，在深夜像火车一样悠远，像月光一样空明，到家后，打开灯，她忽然意识到，小面馆和她老板娘的角色一样，再也不会亮起，她要告别这段人生，她在社会上唯一的身份湮灭在这一片黑色里。
干生意的那些年，她对经过耳边的火车早已不再有情绪上的起伏，火车早已像红绿灯一样平等地存在于她的生命中。儿子上大学，逐渐明白事理，时隔三年给父亲道了歉，父子和好，是她抛开小面馆之外所获得的唯一圆满。常常是几个月不回家，男人四十而立，事业比之先前已经是有所为，她属兔的，也到了不惑之年。饭店不干后，她赋闲在家，再次感到火车经过时床板和沙发的微微震颤，每每如此，她常会感到自己心里的不安，像铁轨一样，虽然坚固，但却颤颤巍巍，她不知如何解释这忧心实在是无稽之谈，只是隐隐觉得，她的不安似乎来得有理有据，像在肠道里不时渗出苦水，让她惴惴不安。
家里剩她一个人，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她找过零零星星的散工，工作并不繁重，但她一日下来总是身心俱疲。她的头发愈来愈白，头发掉得越来越多，稀疏的刘海根部已经露出明显的滩涂，鱼尾纹和黑眼圈，她早已告别年轻，或者说，现在就是她最年轻的时候。如今她依旧是美的，是不出彩的漂亮，是不显眼的整齐，如她这半生一样，既没有灯光舞台所渲染的华丽身姿，也没有浓妆艳抹所铺陈的精致五官，大眼睛里虽然有了些杂质但并不浑浊，她能看到自己，是孙女，是女儿，是妻子，也是母亲，是一个经过半生的自己。
入秋时男人回了家，趁着中秋节，开车带她和儿子回到镇上的娘家，昨夜到，明天走。
晌午要离开时，男人边与姥爷寒暄边打开车门，突然从副座飞出一只橘黄色的蝴蝶，拍打着羽翼，应是昨夜不小心飞进来的，在车里懵懵懂懂地徘徊了一夜，这蝴蝶飞过熙攘的一家人，忽快忽慢，像是心中七上八下，最后似要停驻在她的头上。男人见状，伸手赶了去。儿子注视着这只略显突兀的蝴蝶，似乎在哪里见过，却又从未见过。
蝴蝶飞远了。它跌跌撞撞地飞来，又举棋不定地飞走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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