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天朝上国到丧权辱国
公元1793年，是清乾隆五十八年，满人入主中原统治中国业已150年。这一年是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一支一年前由英吉利驶来的船队抵达中国，由使臣马戛尔尼率领，来向中国皇帝祝寿。祝寿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团真正的目的，是要与大清通商。他们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成果，诸如望远镜、地球仪等，当然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枪和舰炮模型，希望以此能引起大清君臣的兴趣。
马戛尔尼自小是个中国迷，来中国之前，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欧洲人一样，对这个产生过孔子的国度充满了敬仰和向往。可是，从他到达中国的那一刻起，大清上上下下的种种安排，让他感到不爽。因为觐见中国皇帝是否要行跪拜之礼，双方起了争执，使团以为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不尊重，事实上大清上下的确以蛮夷之邦视之。因为根本目的是寻求通商，马戛尔尼最后同意参拜乾隆皇帝，但是要求大清同等级别的官员需对英王画像行参拜之礼。在乾隆君臣看来，这是英夷向大清挑衅，英夷提出的种种要求甚是无礼，双方最终不欢而散，马戛尔尼没能完成通商的使命。作为天朝上国，大清还是还是要大度地送使团回去，回程的一路，马戛尔尼彻底颠覆了对中国的认知。他看到的是傲慢自大的中国皇帝，是愚蠢无知的中国官员，一个强大外表下孱弱不堪的帝国。
待马戛尔尼回来，英国是否要准备武力攻打中国了呢？并没有。时间来到了1840年，中英正式开战。在疲于调兵应付了两年以后，面对准备架起炮攻击南京城的英军，乾隆皇帝的孙子，清道光皇帝终于放下了当初决计剿灭英军的高姿态，同意与之媾和。中国史称“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是用坚船利炮轰打开来的。
马戛尔尼早已看清了清廷的疲弱，为什么过了四十多年，英国才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因为在这段时间之内，欧洲大陆驰骋着一个不可一世的科西嘉裔法国人——拿破仑·波拿巴，一个遥望亚历山大大帝，试图统一欧洲，征服世界的人。
此后四十余年，尤其在经历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在中国人的认知里，“洋夷”逐渐变成了“洋大人”。师夷长技也未能制夷，中法之战，胜而求和，清朝的统治者面对西洋诸国，早已没了先辈的高傲姿态，怕了，怕了。打不过便打不过吧，割地也好，赔款也罢，只要苟且富贵就成。清廷的统治者们习惯了这样的态度。
1888年，在中法战争结束三年以后，一介布衣的康有为上书清廷，极陈中国在列强环伺下的危机状态，揭露俄国蚕食中国领土的企图，请清廷效仿日本，取法欧洲，实行改革。他断言，日本变法强大后，恐怕要打朝鲜和中国的主意。这书一上，大家都觉得康有为是个疯子，根本没有上呈到皇帝手里。然而六年后的甲午之战，康有为的话应验了。
1895年，即清光绪二十一年，大清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师甲午之战败于日本，这在中国的震动可谓朝野皆惊，士林忧亡。几千年来一直师学中国的日本，如今把中国打败了。清朝的统治者们和西洋诸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倒也习惯了，如今蕞尔日本也骑到我们头上来了，中国真的到了如此不堪的境地。康有为、梁启超等进京赶考的举子们上万言书，极言重建国基，痛定改革，史称“公车上书”。上书为清廷所拒绝，然而这个时候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2、翁同龢与光绪帝
翁同龢是两朝帝师，教了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状元出身的翁同龢，旧学功底自然是深厚的。但是，翁同龢却算不得个大度的人，甚至有些公私不分。早先，因为和李鸿章有矛盾，他自然也看不上李鸿章他们搞的洋务运动那一套。这倒也罢了，可是身在高位，公报私仇，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因为北洋水师是李鸿章掌管的。管着户部的他，以国家艰难且水师已具规模为由，奏请暂停再购买军火，本来可为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到甲午之战时其装备已远远落后于日本海军。他与李鸿章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甲午之战的失败。时人有一副对联讥讽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的是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指江苏常熟的翁同龢。
甲午之败，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应当反思了许多。我们不知道他的心路历程，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不能再一味守旧，要为国家寻求出路，于是开始寻读西方时务书刊。在此机缘之下，他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细读之后，大为惊叹，深深佩服康的见识。他面见了康有为，和康有为作了一番深谈。他种种诘问，康一一作答。翁同龢乃索要康有为所著之书，研读之后，决定进呈光绪帝，全力支持变法。
1895年农历六月，已经亲政了六年的光绪帝，拟了十二道变法诏书，准备推行新法。未及施行，被慈禧太后发现。光绪帝名虽亲政，实际大权仍掌握在慈禧手里。慈禧撤了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职务，使之不许再随意亲近光绪帝，同时罢免了光绪帝启用信任的大臣。于是，变法宣告中止。康有为也回到了南方，游历讲学。
光绪皇帝并非慈禧的亲生儿子，是醇亲王子入继大统的。自五岁登基，光绪帝便没有了童年。名分上，光绪是皇帝，慈禧是太后，光绪生母醇亲王福晋再不许亲近了。五岁的孩子，失去了母爱，在宫廷森严的环境中成长。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异常严苛，自小惩罚便是常有的事，罚跪、鞭打，如此种种。光绪帝见慈禧就像见到狮子老虎一样害怕，甚至听到锣鼓声，听到吆喝声，乃至听到打雷的声音，都会为之色变，可见童年的心里阴影是多么大。
后世人多以为光绪帝是一个唯唯诺诺，甚至痴傻的形象，实则不然。光绪帝自小师从翁同龢，旧学功底很扎实，又极求西法，好学强记。梁启超上《变法通议》一书，光绪帝两日后召见他，拿出那么书来，做了许多批注，并一一指出其中的漏误。光绪帝唯独怕慈禧，其为人是很豁达大度的，而且勤俭谨行。当了许多年的皇帝，他不想一直做个提线木偶，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
1897年底，德国出兵占领了胶州湾，清廷被迫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康有为火速赶往北京，上书极陈变法之迫切。康在上书中说，中西交通，这是中国四千年来未曾有的变局。他列举了土耳其等帝国被列强侵略后，国主重臣被圈禁被虐待的悲惨遭遇，直言照此下去，“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也”。他说道，中国幅员辽阔，一点一点被分割，或许行将就木的执政者在死前可得幸免于难，可是他们这是埋祸于将来。为祸不远，年轻的光绪帝深感危机，表示不愿做亡国之君。
3、维新的百日及前后
1898年1月，光绪帝准备召见康有为。恭亲王谏阻，理由是按照成例，非四品以上的官员，皇帝不能直接召见。对待康有为这样的小臣，命中枢重臣传话就可以了。光绪帝无奈，只得命王大臣在衙门里见康有为，由王大臣转呈康有为的上书。书中于变法的大致方向可概况为三点：其一效法俄日，其二变政于中枢，其三放权于督抚。若按此施行，慈禧所重用的廷臣定然要失了权，延及下去，慈禧定然会失了势。这肯定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1898年5月，恭亲王去世，朝廷上无人当面阻挠，光绪帝决计变法。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定国是，正式变法。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的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君臣对谈了有一个半小时。在这次召见中，光绪帝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朕自知国事误于诸守旧大臣之手，可朕的权力有限，不可能将他们尽数罢黜，怎么办？康有为出的主意是，架空他们！具体说来，就是要皇帝用手中可用之权，提拔才俊之士，不用封大官，把所有的实事都交给他们去办。那些守旧的大臣呢，让他们高官厚禄，无事可做，他们也乐得清闲。光绪皇帝觉得有道理。
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那些守旧的大臣们，睁眼看世界来说，他们或许是瞎子，但保自身富贵来说，他们却不是傻子。慈禧太后更是警觉，发动过辛酉政变的经验，使她高度敏感。她太知道先下手为强了，在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前一日就做好了应对。首先下诏定下来要光绪帝去天津阅兵，准备在天津发动政变；而后彻底赶走了翁同龢，去掉光绪帝的左膀右臂；然后任命其亲信荣禄为北洋大臣，掌握住军权；最后规定二品以上大臣的任用都要自己说了算，并且要到自己这个太后跟前谢恩，这又把控了政权。
在这样的情形下，光绪帝实际上成了被架空的皇帝。尽管光绪帝任用了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相当于实际上的宰辅之臣。可是，变法的政令下达，守旧大臣们反对，各地的督抚们知道皇帝无权，大多不予施行，甚至不予理睬。光绪帝痛责他们，他们有恃无恐，敷衍了事。皇帝的上谕是一道一道的下达，他们终不为所动。谭嗣同初始时尚不信皇帝无权，听闻皇帝无权大为惊诧，这时候信了。
光绪帝决定改革官制，废除那些无用的机构。一大批守旧老臣跑到慈禧太后跟前哭诉，慈禧笑而不语。他们不依不饶，慈禧怒道：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吗？慈禧稳坐高位，表面上安抚着这些耄耋老臣，实则心里早已谋划好了一切。按照荣禄的说法，且让皇帝他们折腾，折腾的诸大臣都来告状了，全国上下怨声载道了，太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接管局面了。阴险啊。赶走翁同龢的诏书是慈禧逼着光绪帝下的，给的理由是翁为皇上召见时出言不逊，有揽权狂悖的表现。荣禄去给翁送行，还装作不明就里，装好人。他赠给翁同龢一大笔钱，并拉着翁的手泣道：唉，您作为皇帝的老师，何故要得罪皇上呢？荣禄之口蜜腹剑，他的部属袁世凯深学得其精髓。
光绪帝意识到自己去天津可能要被废了，某一天对庆亲王说：“朕誓死不往天津”。这时候已经道说纷纭，守旧大臣们冷眼旁观，暗中密谋。作为北洋大臣的荣禄，不断往京津调兵。光绪皇帝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病急乱投医，也属无奈之举。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袁世凯掌管着新军，曾到朝鲜打过仗，接触过新思想，维新派觉得这是个突破点。
大变在即，空气安静到凝固，杀气笼罩着，令人窒息。9月4日，慈禧下旨命袁世凯进京，光绪帝在这一天紧急召见了杨锐，赐衣带诏，言位将不保，命康有为和四卿设法营救。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在京的袁世凯，提拔他为侍郎，以此笼络。17日，光绪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同日召见了林旭，命他带密谕出宫，转交给康有为，让康速速离京谋划。18日，荣禄忽然发电报到北京，慌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船数十艘云集塘沽，请太后即刻差遣袁世凯返回天津处理事宜。当天晚上，谭嗣同孤身前往袁世凯在北京暂住的法华寺，去押宝袁世凯。
谭嗣同当面诘问袁世凯：君以为皇上是什么人？袁答：旷代圣主。谭遂问：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袁答：似有所耳闻。谭拿出光绪帝的密诏对袁说：当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足下你了，足下愿意救驾么？说着，谭嗣同用手在脖子上一划，厉声道：足下若不愿救，现在就可以去颐和园告发我。杀了我，你即可得富贵。袁世凯义正言辞的答道：你把袁某当什么人了！我们共辅圣主，我和你一样受皇上知遇之恩，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想救皇上。你有什么计策，说出来参详一下。谭嗣同于是将计划和盘托出，希望袁世凯率军清君侧，立不世之功。袁世凯欣然应允：若皇上阅兵时快速跑到我的兵营里，传令诛贼，那我一定从诸君之后，竭力死救。谭又问：荣禄待你甚厚，你怎么办？袁世凯笑而不答。他身边的幕府一人接道：荣禄老贼并非真心对待我们大帅。曾经朝廷上有人请求给我们大帅增兵，老贼说汉人不可以委以重兵。老贼的亲信曾参劾我们大帅，老则将他查办，后又升了他的官。老贼这些心思伎俩，我们大帅岂能不知？一番双簧下来，谭嗣同信了，只剩忧虑：荣禄这个人就像曹操、王莽那样的奸雄，也不是好对付的。袁世凯怒目而视：若是皇上在我营中，我杀荣禄就像杀条狗一样！
演完戏后，袁世凯于19日请示慈禧，准备离京。光绪帝命袁20日再走，并于20日又一次召见了袁世凯，做最后的叮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宣布重新垂帘听政，并逮捕维新人士。
政变之后，光绪帝被囚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到国外，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戊戌变法，前后103天，又称“百日维新”。政变以后，新法几尽除，复归于旧。然而这百余日的变法，如办报、兴学会之类，使民智日开，使仁人志士意识到变法不可行。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走，他没有逃，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在维新人士之中，谭嗣同无疑是超前的，他是维新派中的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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