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之广
孔子
儒、释、道对中华民族影响极其深远，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精髓早已渗入每一个中国的心灵，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里，体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其中，佛家的出世精神和儒家的入世精神，两者相互弥补，互为渗透，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人格：
一方面要身怀慈悲之心，怜悯天下苍生，远离苦海和苦难；一方面又要意志坚决的融入社会，救民于苦难中，改良旧世界。
而儒家的入世精神，则是源于创始人孔子。“入世精神”，多是体现在儒家经典的书籍中，至于行动上，则是表现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中以及孔子教书育人上。
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都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离不开其生存的具体环境和社会局势。儒家的出道也是如此。
孔子生活的时代，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暴行和邪说的时代，是”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其中“暴行”，就是孟子所言的“臣弑其君”和“子弑其父”，还有贵族篡权的事实。
大学者胡适把当时的境况分为三类：
一是破坏派。老子和邓析是典型代表。老子的思想和观点，与当时的局势背道而驰，可谓是反动的一派。其言论和学说，在孟子看来就是“邪说”的代表。而邓析的观点与老子的类似，自然也是“邪说”一类的。
二是厌世派。诸侯的烧杀掠夺，欺凌弱小，腐败横生，民不聊生，有些志士之人便心灰意冷，隐姓埋名，不问世实。《论语》中记载的“晨门”、“丈人"、“桀溺”等，尤其桀溺，其言语更是激烈：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其若从辟世之士哉？
三是救世派。无疑，孔子是代表。孔子既反对破坏派，也不赞成厌世派，对他们的言行和观点颇有微词。
在孔子看来，这个世道太乱了，处处充满“无道”，缺乏有效的救世良药，他振臂高呼：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正是因为“天下无道”，孔子才志于政治改良，视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于是乎，孔子便带领众弟子，风尘仆仆，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世良方。
从此以后，儒家忧国忧民的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便世代相传，让儒家志士乃至布衣之民，都铭记在心，不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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