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法

人·情·法

      每每不能静下来的的时候，就是耳朵里塞多么好听的音乐，心里的浮躁、焦灼、不安依旧会让人心烦，有的是无名的，也有自己很清楚为什么烦恼，就是没有个好的办法处理，总的来说，还是自身的修行没有达到能克制内心的躁动。

      当这躁动来临的时候，也想会不会有达到跳出肉体，元神出窍默默看着，看那个肉体怎么作践自己，作践到不能容忍自己承受那屈辱的时候，也一定会把自己看的很清楚，这样或许就是修为更加进步的捷径了。可总不能剖析的透彻，是双重人格心理冲击会加深扰乱元神与肉体的区分，还是过于纠结对现在的自己不满，和理想中那个本不该清心，不寡欲两者之间的矛盾，更会是一个短板没有链接在成为实实在在的自己线路板上，所以，苦恼扰地夜夜不能安然入睡。

      若人真的有灵魂，那该会是和出生的婴儿一样无暇，任何肮脏的都是后天所受的外界影响，有家庭学校等等诸多因素，但人总不能脱离了社会而单独的存在。

        比如义，这个词，在不同时期同样也代表了社会的根本属性，现代人总觉得义已不在宪法里，民众的道德规范里也被慢慢的淡化掉了，就是个缥缈的东西了，同样当大义灭亲被高高举起来的时候，人性的弱点和龌龊会膨胀。当法律被扭曲，失去了公正，张扣扣便要血仇，于欢便要动刀，道义需要用鲜血彰显才能看到什么是可贵，莫不是要张扣扣熟视无睹母亲颅浆崩裂，于欢任由流氓毫无廉耻的亵渎生母，最根本的做人准则都没了，不会是司法所要的结果吧。司法以事实断案的准则，就有些牵强，没人性的，那有何必强加在人的头上，请不要说法律无情，真的不想看到，毫无人性的法律与没有了人性的人世间，伴随着可怜的人类一同消亡。

人·情·法

        人类若没有敌人，法律就没有必要存在，既然人类有敌人，那么对待人类的敌人就该用神圣的手段，操持神圣手段的更应该得到赞扬，只有这样更会催动变了味的正能量转回义的本土，这样要比一味的只是口头上的宣传法律的公正，更加有彰显法律的威慑力，民众心里的法，其实是所有法律之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宋太宗那样的作为的封建社会的，虽人品不敢恭维，但也尚有“情法两尽”垂史，何况进步了千余年的现代法律呢。《宋史》中记载过一则“甄婆儿复仇案”，与张扣扣案非常相似：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法史学者李德嘉认为，“太宗通过此案宽赦了甄婆儿，做到了情法两尽”。

      人情法三者的关系，到底孰轻孰重，法律在人类过程的不同时期，若果都不否认，应当人是最为重要的，那么法律无情就更显得苍凉。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社会，人情法的关系本该是人大于情，情大于法，这样才是符合人性的，诚然这里的人，情是指苍天下的真人，真人的情感，而非那些借用法律愚弄民众，道义已体无完肤的，法律自然没有一丝丝存在的价值，势必就出现极端的选择，我倒支持张扣扣用这样的手段，维护法律道义的存在，此义不张，义之不宣，道而无道，法律如何破幂障，以正义之剑屹立苍茫大地，起到让那些人类的糟粕胆寒的威慑神力。

        法大于情，人世间就没了亲和力，人与人之间的利用就显得那么势力的正常。

      人大于法，人世间乱像自然会为飞扬跋扈找到那个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的真理。

      法大于情，这也要看到是什么样的法，法又被什么样的人操控。

      情大于法，不同的社会进步层次，法律的轻与重无外乎是表现社会的文明进步到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当情大于法超过了真实的现实而存在，那就是孽情，当情大于法无法迁就事情的发生后的承担的法律责任，那么人的情的价值就又有龌龊的肮脏，法律就显得苍白。

人·情·法

    总之没有了人，法律就是个死法，法律到底该不该有情，三者的折磨也不知道要让堂堂的人，为什么要制定一个让自己难受的法律条文，人又何必情何以堪，反正人类之所以这样纠结着，才能进步，只要不走回头路，总会有进步的，要不我怎么居然会有让法律有情，这个悖常的冲动，在这个和谐的社会。

          法律天平在什么样的人的手里，效力立见。

      ——僚片子杂感《人·情·法》2019.1.11单位宿舍，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