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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至“王安石变法”的篇目，总感到很难读下去。纵观全书，关于新法的描述和评价，比例高到让人不免惊讶。林先生是要描绘给人们一个准政治家面目的苏东坡？终于也没猜透。在大众心目中，至少对于东坡先生的广大粉丝，我们的苏仙东坡是天才的大诗人、大文学家、大画家、大书法家，他的天才头脑、坦荡胸怀、人格魅力遍布于他的诗文书画的每一个角落。
政治，在历史的长河里几乎是亘古恒定的主题。但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大多数人时便时远时近。比如目前，除了诸如韩国部署“萨德”等举国同仇敌忾的大事，对于政治的关注，即使一些所谓的愤青文人，也常常被哂笑为“喝着地沟油的命，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中南海的心”。但回到宋朝，你会发现当时的“文官政府”使整个朝堂几乎就是诗坛和学界。在当朝已名满一时的一些大政治家，像司马光、范仲淹等，另一个大家熟知的身份便是或为学者，或为诗人。作为士人，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和学有根底的自信，在政潮汹涌中一往无前、宁折不弯，也成为有宋一朝文官政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林先生太爱东坡了！他用一个文学家而非经济学家的视角对王安石变法大加鞭笞，甚至将“宋室官室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完全归罪于新法的推行。而撇开变法的社会的、历史的意义，新法推行的反反复复对于东坡身心的全方位浸润，何尝不正给了我们一个人格丰满的苏仙！即使没做成大政治家的东坡，在大众心目中仍是铁定的宋朝士人的代表人物，怎么会侧身绕开王安石变法的汹涌政潮呢？早在为参加制科考试而准备的策论系列主张中，东坡先生以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主张。但从王安石建立变法机构“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开始，东坡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立场。他第一个在朝廷中上书反对尽行新法，并在整个变法浪潮中始终保持了明确一贯的立场。
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八年,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年至1076年），东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决心。也正因为这八年，注定了东坡后半生的颠沛流离。但同样是这八年，让东坡先生留下了铮铮铁骨的美名。
32岁的卑小史官不顾“渎犯天威”，做好罢官的准备后连续两次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抨击王安石新法的弊害。但最终作为财富留给我们的，却不止是他在洋洋洒洒雄文中阐发的政治哲学，和流露出的个人气质、机智风格与大无畏精神。 也不止是他对连司马光都默许的取消诗赋而代以经义、策论的科举改革的理性批判，而展现出的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透过那些愤怒的争论与冷静的推理，拔开亲自在开封府试行新法的现身说法，东坡先生辨是非、引经史、陈得失，究其全力还是为了坚定捍卫“以民为本”的“富民”主张，从而坚持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倡导的“聚敛民财”的“国本主义”。 这就是苏仙东坡的政治初心！这种“民本主义”与他在万言书中引用的孟子的“君权民授”观点相呼应，在后世的近千年里依旧熠熠生光。
还是从浩瀚的东坡文稿中寻些线索，来看看我们的苏仙东坡如何去面对和投身变法的汹涌政潮中的吧：
--上书辩理。“陛下，就算我是上书专业户吧，可是总得有人站出来，臣已如蝇在口，不吐不快！”天才东坡的艺术家头脑蓦然突变为经世绝纶的政治家大脑了，他直面皇帝不卑不亢侃侃而谈，不厌其烦地力陈“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关乎兴亡盛衰，逐条剖析然后断然否定方田水利、免役、青苗、均输等新法。在两次《上神宗皇帝书》的说理中，你肯定能看出他融入其中的有关新法在开封府试行时的缺陷、推行新法过程中的行政失误以及百姓的悲苦和怨声。你甚至能看出他的苦口婆心，他对败坏朝廷风纪、人为废言的担忧，还有他对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耐心劝谏和期望。即使“元佑更化”新法失败，因不容于旧党而再次黯然外任了，他也没有停下对变法伤民后果的揭露。再任杭州后的那十多次上书奏状，都是他一步步跑出来的亲眼所见。无法想像每每目睹新法“敛财伤民”的触目惊心时他的心情，但至少可以相像，在给朝廷列举的5次江浙“卒死50万人”的奏状时，我们的苏仙东坡心是痛的，眼圈是红的。
--因法便民。“功利争先变法初，典型独守老成余”，无奈的东坡“奉行新政,多不如法”。但为了不负民望，为了体恤民生、减轻百姓负担、解除百姓疾苦，倔强的东坡也够拚了。“什么？用‘手实法’为那害民的‘免役法’定役钱？老夫知道，那不是朝廷而是什么司农寺弄的用来鼓励告密的鬼东西。当老夫没听到吧，别再提传达落实的话了，在老夫眼前想为告密者立牌坊，没门！”但你也不用为东坡的疏狂笃定和抗法不遵自毁前程而担忧，天才的大脑从来不会空转，他只要不鼓励告密，只要以民利为重！后来你知道了，东坡为定役钱自创了“五等古法”，总之是你户大你多出，你户小少出，那五等的最穷户就“不当出分文”了。顺便他还创了一个算“免役法”的修补款，叫“给田募役法”，就是用额外利息宽剩钱来“买民田以募役人”，“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知道史家的公正评价吗？在密州实行的结果，“民甚便之”！
--托事以讽。“我真的不全是被冤枉的，至少大多数‘乌台’的指责就是我的内心。”身陷囹圄的东坡喃喃自语着。对新法以及其执行过程中的害民扰民，装聋作哑才真的不像东坡先生的性格呢！不用细心的御史官们，我们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东坡满地的讽时、讽事、讽人的诗文。从对农民“三月食无盐”、“日食杞菊苦籽”的贫穷及青苗贷款“过眼青钱转手空”弊端的抱怨，到讥讽新法科举考生“生而眇者不识日”，如“北方学没者”因为以经术取士导致的“ 求道而不务学”。接下来连‘乌台’们都猜对了，一向嫉恶如仇、遇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的东坡,“大不敬”地将托事以讽的一众矛头终于指向了支持新法的朝廷和当政者。比如鸣蛙，比如鸣蝉，比如夜袅，比如吃腐鼠的乌鸦，比如禽场中的鸡鸭，不都有朝廷和当政执政者的影子吗？在《乌说》里，是“沐猴而冠”，在《和述古冬日牡丹》里，又变成争新斗巧花样翻新地让新法多如牛毛的化工，令老百姓无所适从。写完《戏子由》，自认清高的苏通判更是良心倍受谴责：“对饥饿穷困的人滥用刑罚，这种平生最看不惯和看不起的事，到现在对为了谋生糊口而触犯新法的小民为之却不觉得羞耻，真个气节消缩、衰老无用了！”
--和而不同。旧党重新掌权执政，却又一次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你是不是大跌眼镜了？但如果是东坡的忠实粉丝，你当然会理解，即使作为坚定反对新法的干将，真正的苏仙，也绝不会容忍另一个极端：尽废新法，甚至比当初的变法更为迅猛。你非要找答案？就在东坡写给曾经的同僚加上司杨元素的信中，“与温（司马光）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看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君子和而不同”！还在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早年变法大潮中的政坛宿敌，东坡与安石身着野服一个舟行一个乘驴，在金陵摒弃前嫌两手相握了。除了同游蒋山而和诗诵诗说佛，在《次荆公韵四绝》和《书王荆公》中，率真的东坡甚至动了凡心，感喟着“从公已觉十年迟”，还要就近买地造屋而与王安石毗邻而居呢。何等的坦荡胸怀和人格魅力！你和王宰相一样都自愧弗如和唏嘘不已了吧？但对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直至被贬南海之涯，东坡先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其严重后果的清算与批判，因为事关民本民利！最后看看东坡给张耒的信中，对王安石“欲以其学同天下”的文化专制政策的评价吧：“任何肥沃的土地都能生长植物，但土地之美不就在于所生长植物的多样性吗？任由王安石的强行‘同己’，岂不如同在荒僻贫脊的盐碱地上，满眼望到的全是黄茅白苇？”“黄茅白苇”？亏苏仙想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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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在《贾谊论》中曾建议：君子成就大事，应“自用其才”，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要“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对于朝中权贵“优游浸渍而深交之”。终其一生，他亦未能照本践行。其实唯有如此，才成其为我们的苏仙东坡：以赤子之心，不避政潮汹涌，不忘初心，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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