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去年下半年，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卻是想到了把饒宗頤先生的幾冊著作又拿出來翻看了一下。當時還在隨手的筆記上記了一筆：「如今，海內的博學鴻儒，碩果僅存的一大家，卻是在港島，便是已百歲高齡的饒宗頤先生。」而今年的立春一過，饒先生以101歲的高壽，仙逝了。本來，像饒先生這樣，已享期頤，又是儒釋道皆通的一代名家，與他的名字宗頤的取義字面，可謂是名實相符，又是在熟睡之中安詳地離世，在世的人們真是沒有必要過度地去哀傷。但是，從中國的學問上來說，少了這樣一位淹博貫通、今後只會減少不會增多的大師，實在又是感到由衷的惋惜和留戀。
記得最初接觸饒先生的學術文字，還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當初曾輯印過的一套近現代各大家論著段落摘選的匯集本，其中便包含了饒宗頤先生。
饒先生所涉極廣，但其專門還在於史學，尤重卜辭、簡帛、敦煌等古史新證的學問。這些實在都是艱深的領域，普通讀者如我輩，只是由好奇心驅使，敬重地去略窺一下風景，尚覺目迷，何敢有所論說。後來，在書店見到饒先生晚年結集的那一套有名的二十大冊的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心裡當然是十分欣喜，但部頭實在太大，個人難以購買。現在，拜互聯網這個好工具之賜，能夠在網絡上找到了全套的書籍。那些專門學問，當然還是不懂，但是由好奇而想一窺風景的心思，卻沒有什麼改變。
饒先生年輕時經人介紹，曾加入中山大學通志館，並且參與過顧頡剛先生主持的《古史辨》的工作。所以，饒先生一直對顧先生十分敬重，認其為自己的老師。不過，饒先生對於古史辨派的疑古，卻有清醒客觀的看法。記得在《論古史的重建》這一篇文章中，饒先生說，古史記載出於後代許多增飾附會，即所謂「虛增」也者，是應該廓清，這是古史辨派的功勞，但把古代文明過於低估，把古代空間縮得太小，反而離開了史實。對歷史上事物的產生，不能夠再憑主觀去臆斷，不必再留戀那種動輒懷疑的幼稚成見，應該去重新估定。
這幾句話說得實在是很對，顧頡剛先生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這個思路是正確的，但是懷疑得太過於「痛快」，卻是觸目都是虛增上去的可以剝去的「偽飾」，到最後猶如剝百合一樣，一看手裡竟是空空如也了。其實，層累地造成，剝下來的東西也不應該隨手便扔棄的，它們也應該各有歷史的價值，至於那個剝剩下的東西，更是不能因為好像已經弄得有點不大乾淨，乾脆也不要了。由懷疑最後變成什麼都沒有了，這個懷疑便有點可疑。還是饒先生的方法更為可行一點，便是想方設法把古來的東西都留下來，給以合理的解釋。扔掉總不是一個辦法。
說到這裡，便不能不提及饒宗頤先生的三重證據法。其實這是由王靜安先生及他的二重證據法而來。古史研究，由甲骨出土及卜辭釋讀而開出新生面。甲骨四堂，雪堂先生重在收集匯編之功。彥堂先生於田野考古之外，在釋讀而及於殷代曆法諸端，都有成績。鼎堂沫若先生天才卓著，奇思妙想，往往而有。功力最深、心思最密卻又聯想豐富的，實在是非王靜安觀堂先生莫屬。
觀堂對於古文獻研之既廣且深，一旦有了地下的甲骨文金文當中這樣豐富的第一手信息來參證，實在有點觸目都有新發現的感覺。翻閱靜安先生的《觀堂集林》，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諸篇，即使如我輩這樣門外偷望幾眼的人，看了也不免有點心神具旺的興奮。觀堂對於地上文獻與地下文物的互參特別地有心得，於是拈出了二重證據法的一個古史新證的方法，其在清華的《古史新證》的講義中言：「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饒宗頤選堂先生，對於四堂來說，當然是晩輩，但是他後來者的成績也十分地可觀。他在觀堂的二重證據法之上，多加一重，而成三重證據法。這多加的一重，選堂先生是加在了哪裡呢？他認為，觀堂的地下概念多少還有點兒籠統，實在應該把器物與文字分開，特別強調一下地下出土文物器具上的古文字，因為這些文字可以說是一手資料裡面的直接資料也。「雖然它亦是地下資料，但和其他器物只是實物而無文字，沒有歷史記錄是不能同樣看待的。它和紙上文獻是有同等的史料價值，而且是更為直接的記載，而非間接的論述，所以應該給以一個適當的地位。」其實，靜安先生的成績也主要是由地下文物上的文字而來，實際與選堂先生所說的，別無大的不同。選堂先生只是覺得應該給地下文字獨自地增加一重證據的名目，以示重視。
除此之外，選堂先生在長期的古史研究中，覺得把異域、異國同時同例的古史資料拿來與本國史料相比較，亦能得到很多其它方法代替不了的啓發。所以，選堂在三重直接證據法之外，有時還另外增加一重間接證據法，把它派給了那一個中外的比較上。其比較的範圍，要比楊向奎先生曾經提出過的民族學材料的比較更為廣大得多。
綜合了這許多想法，到了選堂的後期，覺得不妨把自己提出的三重直接證據法和外邦、民族這二種間接證據法合在一起，又分出輕重層次，便在《論十乾與立主》這一篇的補論當中，提出了一個五重證據法：地下實物，一重；甲骨、金文材料，一重；經典材料，一重；民族學材料，一重；異邦古史資料，一重，凡五重也。有了這樣幾重的「維度」，那麼古史、古文化再是怎樣層累地堆積起來而形成，都能夠一一地確定那一層層的位置，估定它們所應當有的價值，把剝在地上的東西又能夠捧回到手裡面了。
其實，早在陳寅恪先生序王靜安先生的遺書全集的時候，就已經認為靜安先生自己概括出來的二重證據法，與靜安先生學問的全體來一比較，尚不足以完全地覆蓋到。所以寅恪先生「舉三目」又重新概括了一下：「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這已是開了饒宗頤先生三重證據法甚至五重證據法的先河。只是宗頤先生的方法是更為細緻而且精到了。不過，寅恪先生提到的「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一條，雖然說的也是異邦外來，而且特別指向文藝批評和小說戲曲這一類，但其「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之間的參證這一點，與外邦古史與固有史料或異族史料與固有舊籍之間的互參，多少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用在古史的重建上，可能也不失為一種啓發和借鏡，在饒先生三重或五重證據法之外，或可再增列為一種補充亦未可知。
由此不難看出，由靜安先生、寅恪先生、顧頡剛先生再到饒宗頤先生，實在可謂一脈相承，而且更有進境。誠如寅恪先生所言，「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經縱多」，恐怕無以遠出這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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