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人们似乎很容易这样的印象：大多数诗人的命运似乎都不太好。但凡成了诗人，那么他要么遭受政治上的失意，要么遭受生活上的窘迫，要么遭受思想上的折磨，或者这三件糟心事全遭受。此情此景，不少人想起了“诗能穷人”这一观点。那么，这样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呢？
首先来了解一下“诗人”的范围。在中国古代，“诗人”这个概念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诗人特指《诗经》作者，因而往往与“辞人”相对。广义的诗人泛指写诗的人，包括“辞人”和写其他类型诗的人。自从司马迁《史记》著《屈原贾生列传》以后，屈原和贾谊就并称了。两人虽处于不同时代，但是平生都忧谗畏讥、才华出众而与世多违，遭遇相似，又都长于辞令，所以屈原、贾谊这两个倒霉人儿遂渐成为古人心目中某类诗人、文人的代表人物。
其实早在汉代以后，人们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诗人与文人的不幸命运了。不过，早期人们较多地把诗人、文人的不幸与他们性格上的缺陷联系起来。比如班固在《离骚序》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并且历数屈原以来许多诗人、文人的不幸遭际。谈到其原因时提到文章的特点是使人“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所以诗文写得好的人难免喜欢表现自我而忽略其他。
而到了晚唐，孙樵在《与贾希逸书》中列举了杨雄、元结、陈子昂、王勃、李白、杜甫等人的例子，说明诗人的不幸遭遇皆因诗而起，从而得出“诗能穷人”的结论。的确，特别是翻看唐朝诗人们的生平，那叫一个惨，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笔者在这里不再详细赘述）北宋苏轼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说：“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在这里，苏轼明确提出“诗能穷人”这一理念。苏轼作为文人和臣子，以诗歌为武器，描写百姓的痛苦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现实，却屡遭诋毁、贬谪。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新法，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苏轼进一步明确提出“诗能穷人”的观点。这实在是一个文人的无奈之言。
南宋的刘克庄非常赞同苏轼的观点。刘克庄因为写的《落梅》诗中最后两句“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被言事官李知孝等人指控为讪谤朝政。后来他不再随便写诗了，官运却好了起来。结合自身遭际刘克庄对“诗能穷人”深信不疑，他还举戴复古的例子来论证，戴复古虽然作为南宋诗派领袖，可一生却漂泊于江湖，贫困潦倒，以布衣诗人终老。戴复古这是真正的“物质贫穷”！
更有甚者认为诗人的宿命本就是不好的，如杜甫《天末怀李白》感叹说：“文章憎命达。”（有文才的人命运多舛），白居易接过这个话题，认为“诗人薄命”。其《自解》诗说“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诗人困厄，是逃不出的宿命。不穷苦的诗人，反而是意外了。
从早期关注诗人自身的性格缺陷变成关注诗人悲剧性的宿命，人们对诗人的态度也从批评转为同情与理解甚至欣赏了。
不得不说“诗能穷人”似乎是一个魔咒。其实啊，“诗能穷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从诗歌本身的内部原因来看：优秀的诗歌多是暴露社会黑暗，揭示人民的苦难，反映作者的真情实感的，因此这一类诗歌大多不受统治者待见。比如《西昆酬唱集》中的《宣曲》诗有讽刺古代帝王后宫荒淫之意，于是宋真宗下诏，禁止其出版。
从诗人以及诗人所处的环境等外部原因看：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半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政治腐败，奸臣当道的社会，正直的诗人往往与上层权贵有对立的价值观，很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而诗歌就成为昏君奸臣打击诗人的最佳手段。能写好诗的人又多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脾气，他们傲岸不屈，坚决与恶势力作斗争。因此这些诗人惠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诗人们会因诗受到打压和迫害。除了苏轼，唐代诗人刘禹锡也因为诗歌被一贬再贬。他曾写过一首《玄都观桃花》，“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是说把“刘禹锡们”排挤出去之后那些小人才得势的，结果已经遭贬的刘禹锡和他的小伙伴们再次受到报复。12年后，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写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等句，抒发他不怕打击，他刘禹锡又回来了。所以……又被贬到外地做刺史去了。
看到这里，似乎可以给“诗能穷人”一个定论了。加上各朝各代不断出现的“诗人薄命”“穷而后工”等说法，写诗似乎确实给很多诗人带来不少厄运。以上内因和外因的分析并不是笔者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但是，笔者同时也注意到，在“诗人例愁苦”之类言论流行之时，就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宋人许棐直截了当地表示“不信诗人一例穷”；宋人周必大以终身荣路的宋祁为例也说“殆未可以穷论也”。在宋代，一方面诗人薄命之说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也出现完全相反的说法，那就是“诗能达人”——诗歌能使人显达。然而，这个说法并未引起广泛的认同，甚至很快被人们遗忘。
讲道理，从总体来说，重视诗赋等文学创作是中国古代的社会风尚，同时也是君主提拔人才的重要依据。西汉枚乘、司马相如都因善赋而见用，东汉班固因《两都赋》名闻天下，“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建安时期，三曹父子不仅处于政治中心，更是文坛领袖，一时间促进诗赋的繁荣，人才也集聚邺下；在齐梁时代，对于善诗者可特别加以升迁，但尚未成为一种明确的以诗取士的制度；唐代实施科举制，设立注重文词的“进士科”，诗歌便成为下层士子改变命运的途径，真正成为对所有读书人开放的“禄利之路”。写文作诗者通过考试可以获得担任官员的资格，即便在当时世界范围看，中国文人都算是相当幸运的。
诗人遭受厄运的毕竟是少数，而因为写诗而“穷”，完完全全因为写诗而遭受厄运的诗人，更是少之又少———多数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半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笔者以为，“诗能穷人”之类言论普遍流行何尝不是一种“被动接受”？以赋诗明志的伟大屈原说“发愤抒情”，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说“发愤著书”，中唐文坛领袖韩愈说好的诗文是“不平则鸣”，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说“诗人尤命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导者欧阳修说“穷而后工”，再到全能才子苏东坡说“身穷诗乃亨”。这些人，单拎出来，哪个不是重量级人物？更何况他们的这些言论有一脉相承之处？
孤立地看，“诗能达人”之说是可成立的，而且具有某种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当它与“诗能穷人”或“穷而后工”之说相提并论时，它就显得特别苍白，它没有更深邃、更崇高的传统诗学理想与价值观来支撑，而且还流露出某种世俗功利色彩。相比之下“诗能穷人”或“穷而后工”之说虽然看起来比较“片面”，但是有源远的内涵。
诗歌以悲怨为美的观念在古代有深远的传统，中国诗学精神主体的根基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诗言志”为开山纲领的中国传统诗学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风雅比兴与怨刺精神，强调发愤抒情。诗人在对人生悲剧的体认、接受和抒发中，更多地体现了对道的坚守和追求，由此充满了以道自任、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与悲剧性的崇高感。所以真正“穷”的诗人就不仅只关心一己之困顿，而是会思考整个社会的命运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这样的诗歌注定能超越时代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
你看那杜甫，身居陋室却不忘乞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每每读之，让人感动。还是欧阳修说得更准确一些：“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这条悲剧线索始终贯穿于诗学领域，再加上屈原、司马迁、韩愈等文坛巨擘的推荐，以悲苦之音吟唱人生，反映时代生活，展示作家的创作激情，体现了创作动机，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本源，“诗能穷人”展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
中国文化中有世俗化与功利性的特点，但更推崇高贵性与超越性的。而诗人，无疑是中国文化高贵传统的代表，他们似乎对于诗歌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与愿为之牺牲的信仰。写诗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全都还给了艺术。正是那些“穷”诗人，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化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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