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江城之名，原以为是一个江南之乡，只怪疏漏寡闻罢。
后来得知普洱有江城，是一个毗邻越南、老挝的边陲县份，是云南省的第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后来也得知江城与石屏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初识江城
一早从红河州绿春县乘车出发，沿老公路一路颠簸向西，沿途的崇山峻岭是无尽的绿意和弥漫雨雾。
时值八月，雨水激增，进入江城地界，公路的柏油铺设早被流淌的雨水渐次隔离了，裸露出大小不一的石块。浑浊河水从公路下方淌过。
开车师傅凝神看路，凭经验绕过积水，还有时不时出现的小型塌方。
160多公里的路程总共耗去了六个多钟头，江城终于呈于眼前。
江城，并非虚言，大自然确实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山回水转的园地。县城并不甚大，估摸两平方公里，是一个小平坝，勐烈河自西北方顺县城东边流过。傣语“勐”意为河，“烈”为小坝子。
县城仍称勐烈街，大多数是汉族，哈尼族、彝族并不多，他们基本住在远离县城四十到一百公里的山区。
自清朝中期，普洱道尹府派兵到此驻防弹压。其时，勐烈分属元江府、墨江县、宁洱县、象明县（后撤消）管辖。
显然，分属各县治理的勐烈，显得无关紧要，商贸经销受限，匪患猖獗。
1929年，云南省政府应地方乡绅要求，经过勘察，拟定以勐烈江为县界，并以勐烈江、曼老江围绕之特色，取名为江城县。
江城是全国降雨量最多的七个县之一，年平均降雨量2200—2600毫米之间，山洪下泄，江河水位猛涨，交通艰涩，却也是天然屏障。
既然是天然屏障，也就是避难之地。
二、石屏人与勐烈街
自清朝至民国，不时有内地人迁入勐烈，来者的身份比较特殊，不外乎几种情况：犯了罪的，躲避灾祸的，逃兵役的。勐烈虽为蛮荒落后之地，凭借河流天险和路途遥远，至少是安全的，即便有官府追逃至此，也能安然偷渡进入老挝、越南，成为异国他乡人。
所以，江城实为云南内地人的杂居之地。可以想见，来者都为有能耐之人，除了极强的生存本能，还具备超出常人的忍耐力。在大自然面前，他们随机应变，首先是自然人，而后才是社会人。
民国初年，石屏县城附近的农民李荣升，与邻居发生争吵，失手打死人后出逃，历经周折，孤身一人到达勐烈，先是出卖劳动力为生，舂碓帮人，坚忍多年，有所积累，娶两个媳妇定居勐烈东街。
这是较早的石屏人进入江城的史料记载。
李荣升进西头不走寻常路，他不是为逃生活而来的，他是为逃命而来的。
天又一次下起雨来，江城县城西北角勐烈老街，寂然无声，雨滴自陈旧的瓦垱口滴落，历史气息固化在长五百余米的老街老巷中，这是石屏人曾经商铺云集的地方。
原想着石屏人难寻的想法其实有点多余，勐烈老街上随处是石屏人的后裔。只是与并不遥远的勐腊易武相比，勐烈老街石屏人的口音基本上变了许多。听不出宝秀音，听不出山后坝音了，但作为石屏人的后裔，他们依然在怀想他们的祖根石屏。
勐烈老街岔巷口，端坐一位老太太，问好一声她，问知道这里的石屏人吗？老太太有所动，想来耳朵有点背。
知道知道，我就是石屏的，91岁了，我叫王树仙，老家是宝秀吴营的。
老太太得知我是石屏来的，神情有些激动，不紧不慢地说：1948年，石屏地震，她是随父亲来到勐烈老街的。父亲当时挑黄烟卖，做点小本生意，后来开起了铺子，做小百货买卖，烤酒卖，酿清酱卖，生意很不错的，当时勐烈街上有石屏同乡会呢！大家遇到头疼脑热什么的，有啥困难都互相帮助。
当时石屏人走西头苦哇，拖儿带女，我就是父亲放在马背篾篮子里带到江城来的，来了，就成江城人了，再也回不去，也不能再回去了。老太太指指自家的钢筋混凝土房，说苦日子不好过，现在好了，儿女孝顺，还是公家的人呢！
年纪大了，王树仙老太太记忆只能是个大概。
同街巷的陶兰珍对石屏人就如数家珍了。她说道：她原籍是石屏哨冲落水洞的，父亲四十年代赶马来到江城，父亲名叫陶占兵，绰号陶老六，二十来岁，从石屏郑营赶马而来江城，起先从思茅进点小百货，或者自己加工原材料，自己做买卖。父亲在江城成了家，文革时期过世，母亲叫邓金娣，墨江人，94岁了。
陶兰珍是在江城长大的，她说在记忆深处，勐烈街上都是石屏人。她从小听得最多的就是：石屏人要争气，好好成长，做个好人。
陶兰珍说：当时除了勐烈街，周围全是一片田地，茅草丛生，到处是苦刺花树，太阳一落山，就不敢出家门，因为有野物。勐烈街上的石屏人大多来自石屏吴营、兰梓营、小五亩的，姓氏有何、许、刘、周、张、朱、杨。石屏人做什么生意的都有，卖米糕的，卖粑粑的，卖香的，卖纸钱的……
整条街上，这些小买卖都是小脚老奶们在做。小脚老奶们有的是本事，把石屏特色都带到江城来，吃奶娃娃的帽子上绣个猫头，很畅销；做的花布鞋子很耐穿；绣花更是一绝，花样挺多的，也耐看，有向日葵、兰草叶、牵牛花……这些手艺行当，赚点盐巴辣子钱毫无问题。
石屏人会过日子，手里没钱，就在吃的买卖上也勤奋动脑，下足功夫，仅凭腌菜就花样百出。江城有的是可食植物，勐烈街上有的是腌菜技艺，两样都不缺，就能出精品。能吃的山茅野菜，都可以做好腌菜文章。蚕豆叶、树头菜、水芹菜、野荞菜、鸡舌头菜、车前草、苦竹笋、臭菜、蕨菜、香椿、野生嫩芭蕉芯……无一不是腌制对象，拌入适量的盐巴、辣椒面、稀饭、花椒，置瓦罐坛子中密存几天就可以开吃，腌菜可在坛子里储存二至三年。来自北方的人初尝浓郁的酸辣腌菜，几乎无法下咽，但几个回合下来，却割舍不掉了，腌菜除了开胃败火功效，总令人口馋。
煎鱼，也是石屏人在勐烈街上的一大金字招牌。江城江河支流繁多，各种鱼类生长繁殖自然条件优越，江河箐沟里有的是鱼类，诸如江里的黄鱼、鲤鱼、鳡条鱼、草鱼、胡子鱼，河里的鲶鱼、江鳅、青鱼、甲鱼，小河箐沟里的红尾巴鱼、棍子鱼、大嘴鱼、小胖鱼……
石屏人的煎鱼口味历来有口皆碑，煎出花样，煎鱼味儿令顾客反复光顾。有民谚曰：有千有万，别拿石屏人的煎鱼来下饭。
男人们是大劳力，赶马帮跑越南、老挝，经营茶叶药品生意，那时的六神丸很出名，救了无数人的命。那时越南人叫“阮安南”，老挝人叫“老挝地人”。
陶兰珍记忆颇好：勐烈老街赶集分猪街、兔街、羊街，空三天赶一天。两分钱一个鸡蛋，一百八十块花钱就买得一间街上的房子居住。
石屏人在江城最终站稳脚跟，做生意就是做人，他们讲诚信，清白做人，童叟无欺，在日日夜夜中用辛苦赚钱钱财，至今还有一句俚语：石屏人啃过的骨头狗都不啃。话糙理不糙，不精打细算岂能过得丰衣足食？
江城勐烈街成了石屏人和墨江人的一片江山，石屏人和墨江人各占一半，勐烈街一片摩肩接踵的繁荣景象，猪鸡交易尤为发达，散集时各家自扫摊位地面，街上倒也显得干净。商品来源除了思茅，也有法国统治下的老挝的洋货，洋盆、洋柴、洋靛（染布用）、洋灰（水泥）、电筒，以及八角、草果等土特产。中国马帮又把茶叶运送出去。
这些商品出入是不需要通行证的，国民党政府设置的海关收税只针对大烟，这玩意太值钱了。
三、历史石屏人在江城的几大茶商号
江城过去的茶庄商号曾经誉振云南，依托江城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古茶树（园）资源、野生型茶树群落资源，江城茶业欣欣向荣。
据史料载，民国期间，江城先后开办以生产、加工、营运、购销茶叶为主的茶庄商号有20余家。其中，石屏人开办的大号茶庄是同兴昌号和群记茶庄。
在江城勐烈老街鳞次栉比的茶庄中，同兴昌号和群记茶庄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它们和其他江城富有实力的茶庄商号往来于越南莱州、河内、左波、西贡、香港等地，开设有分售处。
香港、澳门是普洱茶外销南洋和转口欧洲的一个重要中转地，同时也为普洱茶品的承传、销售、饮用和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清雍正至道光年间，传统普洱圆茶大量销往南洋一带，便是经香港这一中转站转销出去的。民国8年至25年（公元1919年-1936年）普洱圆茶由普洱——江城茶马古道，又经李仙江水路沿江泛舟而下到越南莱州，后至海防海运，大量转销南洋和香港、澳门，再转销世界各地。
同兴昌茶号：与易武同兴昌相连，由石屏盐商何楚衡创办，潘德初任经理。何楚衡起先为承包勐野井盐总办，经销勐野井盐巴，资金实力雄厚以后，转做茶叶生意，创办了同兴昌茶号，原址在江城老街过街楼斜对面，盖有四合大院。约1942年被火烧毁，起火原因是潘家养有一个叫老毛奶的佣人，晚上点松明火找东西不小心烧着了茶叶，因为后楼堆满散茶，火烧三天，烧掉两三箱文物字画，所存茶叶毁于一旦，仅有八把越南折叠铁马扎（铁椅子）在遭受烈火洗劫之后幸存，茶庄化为一片灰烬。
群记茶庄：由石屏人张金培、张天培、张季皋三兄弟创办，张季皋为茶庄头领。群记茶庄资本雄厚，实力强大，张季皋岳父就是永茂昌茶庄的老板。张季皋茶业生意如鱼得水，青云直上，越做越大，分支代销机构迅猛发展起来。在民国9年（1920年）以后，江城群记茶庄生产圆茶，并在香港、缅甸及越南莱州、左波、河内、西贡等地设有分售处。资料记载，“群记号茶庄”主人张季皋老板印有“卢仝品茶商标”内票，票上印有“督造人张季皋，监制人张荫培，分售处：莱州、左波、河内、西贡、香港、广州，总发行所云南普洱茶山，主人张季皋谨识”等字，现在香港还存留有张氏家族的老茶。
据江城原政协常委朱天祥（78岁）追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一到放茶季节，茶马古道上马帮、牛帮穿梭于途，驿马络绎，勐烈街上市廛云集，茶业兴旺。南来北往的茶商、马帮、牛帮汇集江城勐烈街头，江城街上人欢马叫，驮茶的马驮摆满了街面，江城茶叶贸易市场的交易出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李仙江（发源于大理南涧）成了当时普洱茶出口的黄金水道。
1941年以后，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半岛，江城由大后方变成了前方，战事频繁，江城与越南、老挝的贸易线断绝，从此，江城在国际上出口的大宗贸易产品茶叶失去了销路，茶园逐渐荒芜，民族经济日益萎缩，市场交易冷落萧条。
这些茶庄商号多数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歇业，1946-1949年期间，江城剩下的茶庄商号只有群记茶庄、同兴昌号等七八家，马店近十家。
茶叶贸易断绝，卡住了当时江城经济发展的命脉，茶庄商号渐次停办歇业后，抗日吃紧，日本飞机经常沿李仙江而上，进行军事侦察。江城街上民众人心慌慌，各种商品紧缺，到1944年，在江城街上连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很难买到。
四、石屏人在江城的红色历史
国家有难，民生苦楚，日本入侵中国，令中国百姓生灵涂炭。
十几年的抗战，日本人失败，中国人胜利。日本侵略者是赶出中国去了，但接下来的百姓日子同样不好过。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四年之久的内战，内战让开心了几天的中国百姓又把心揪紧。
1948年，国民党政府失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中国西南的云南、广西、贵州，有极高觉悟的革命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在解放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中，边纵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整个边纵部队，从1947年夏天至1949年底，战斗遍及滇桂黔3个省147个县境，在约2000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12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钳制了近15万国民党军队。边纵主力发展到45000多人，县区游击队发展到10万多人，歼敌61000多人，解放了91座县城。
部分石屏人在江城也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胶着，做出卓越贡献。
1.王少和（1901-1951），字叔春，原籍石屏宝秀旧城，其父王云亮从石屏至易武谋生，以帮工度日。王少和系长子，读过几年书就挑起家庭生活重担，发展经营茶叶、山货、棉花及烟土，通晓多民族语言，与民族上层交朋友、结亲家，有一定活动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少和拥护抗日，提倡抵制日货，被推举为“镇越县（今易武）抗日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不负众望，云南省主席赠与“保障边疆”词匾。
1943年8月，王少和出任镇越县临时参议会副会长；1945年9月，经云南省政府批准，任镇越县参议会参议长。
1946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委派杨瑞麟任镇越县县长，杨上任即行苛捐杂税。王少和以参议长、民意代表身份，抵制杨瑞麟政策，杨瑞麟的声望大降，寻思除掉这颗眼中钉。
1948年5月，杨以“王少和包庇种烟，武断乡里，任意浮摊滥派”等莫须有罪名，关押王少和。王少和被关押的消息，令各界人士强烈不满，要求释放王少和，未果。狱中的王少和也通过参议会秘书及地方人士取得联系，采取推翻县官营救出狱的办法。
1948年6月30号夜间，武装暴动开始，杨瑞麟被击毙，县政府被攻占。王少和成功出狱。
出狱后的王少和从此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磨黑特支获悉情况后，派党员联系上王少和。王少和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建立“镇越人民自卫军”，王少和任队长，组建四个中队200多人枪，击退国民党保安团及93师对易武的两次进攻。
由于敌强我弱，粮弹紧缺，王少和带领一个中队转至江城，其余武装人员分散转移农村隐蔽。
1948年11月28号，江城援军到达易武，29号在党组织领导下组建“镇越县行政部”，王少和任主任，同时将三支武装力量组建为“镇越民主联军联合指挥部”。
组编后的革命队伍力量强大，迅速出击追剿93师在乡军人，国民党终被击溃，残部逃出国境和县境，镇越县解放。
在边纵地下党领导下，“镇越民主联军联合指挥部”整编为“云南人民自卫军江越支队”，李衣人任支队长，王少和、朱慧光任副支队长，荀彬任政委。江越（江城、镇越合称）支队反蒋斗志激旺，敌人惨败，望风而逃，江越支队军威名扬。
1949年9月，纵队司令代表纪庆明在江城召开大会，“江越支队”正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九支队镇江整训总队”，任命王少和为总队长，李衣人为副总队长，纪庆明为政治特派员。
1949年10月，镇越县政府成立，王少和任副县长。1950年3月，王少和担任佛海县副县长。
1951年9月，王少和因担任过国民党参议员，被捕审查，12月病逝，终年50岁。
1985年5月，王少和被平反，恢复名誉。
2.李衣人，原名张克义，石屏县宝秀镇人，受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和三青团支团部委派，担任澜沧县三青团分团部书记。
1948年春，石屏宝秀镇有个青年，名叫刘昆府，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发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攻占普洱景谷县。出于扩大队伍的需要，刘昆府派人到澜沧与张克义密谈，要求张克义脱离国民党投身于革命。后来，又有在磨黑经商的石屏人唐岱赶来劝导，促使张克义采取行动，招集流散于澜沧的石屏人三十多名，各自携带武器北上景谷又转向江城。沿途吸收贫苦农民参军，使队伍扩大到100多人，名号为“民主联军第二营”。
张克义从此改名为李衣人，担任司令员。
“民主联军第二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许多磨练，逐渐成熟起来，改编为江（城）越（镇越）支队，不久夺取了江城县政权。
1949年3月，江越支队收编了墨江县谢兴华、王定国40多人，成立为一个独立大队。
5月，江越支队根据边纵二队党委的指示，开展整军教育，以期经过整军，将江越支队带到普洱加入二纵队序列。李衣人眼看自己带领的江越支队就要成为被领导对象，心存怨怼，不接受二纵队整编，作为一个革命者，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李衣人制造军政矛盾，搞分裂事件。9月，思茅地委、九支队党委派纪庆明为首的代表团到江城与李衣人谈判，传达地委指示。李衣人终于回头是岸，接受整编。
1949年10月初，江越支队撤离江城投入解放车佛南（西双版纳）的战斗。10月底，思茅地委、九支队党委宣布：将云南人民自卫军江越支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第九支队镇江整训总队。总队长：王少和；副总队长：李衣人；政治特派员：纪庆明。
1950年2月，国民党第8军、地26军在石屏、元江被歼灭主力部队以后，残部向南逃窜，竭力想逃出国境。镇江整训总队配合追歼残敌至南峤，于乌龟山围歼敌军。
3.苏正祥，就在1949年初，江越支队夺取江城县城以后，江城县财政极为困难，为解决江城县财政困难，来自石屏宝秀的苏正祥被江城县人民政府从江越支队留下，担任勐野盐厂厂长，为江城县政府开创财源。一年后，苏正祥被调往江城县嘉禾区筹办小学校。此后，苏正祥潜心江城教育事业30余年，为江城教育奉献力量。
苏正祥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后来被平反。苏正祥共育有六个子女，幼子苏春和从小聪慧，后考上大学，却因家庭极为贫困以及文革原因，辍学务农，后来通过招工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国家公职人员。2006年，苏春和任江城县政法委书记。
4.马平，原名刘惠琴，石屏县宝秀镇人，其堂兄刘昆府早在宝秀中学读书时受地下党教育，不幸在景谷县土匪叛乱中牺牲。
马平继承堂兄遗志，经地下党安排投身边纵部队，参加过解放墨江县的战斗，随军挺近思普地区，成为革命队伍中善于吃苦，又比较活跃的女战士。1951年，马平任普洱地委纪律监察委员会干事，期间，马平认识了荀彬，结为伉俪。
荀彬，生于1926年，云南省南宁县（今属曲靖）人，曾就读于云南大学。就读大学期间，就投身西南联大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行列，秘密加入共产党组建的新联组织。按照地下党组织安排，荀彬到磨黑中学以一名教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48年12月，荀彬任云南人民自卫军江越支队政委。1949年11月1号，江城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江城临时政府成立，荀彬任江城新政府第一任县长。荀彬原来有个落地气的绰号，叫“老瓦匠”，当任县长后，自然就成为“老瓦匠县长”。
1958年，整风反右运到，荀彬、马平夫妇受到非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1980年，这对革命夫妇得到平反，荀彬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先后担任思茅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行署教育局长。
五、石屏人与新江城县
1954年，江城县改为县级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区。1955年，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区改为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江城县的公检法部门就设在勐烈老街上。
自此，石屏人绵延几百年的走西头历史暂时告一段落。得得马帮蹄，留下几许辛劳，声声故乡音，颂扬无尽传奇。
马帮已然远去，留下的是已经成为外乡石屏人的乡愁守望。
接下来，就是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一眼望三国的边陲江城开始日新月异，云南内地、武汉、天津、上海支边人员大量涌入江城。茅草健旺的河地滩头，逐渐被一砖一瓦代替，各色音调充斥在勐烈街头，驱散山野的孤寂，新兴县城逐渐秀容呈现。
1961年，江城县终于告别没有公路的历史，当第一声解放牌卡车声音在县城响起时，人们的眼神分外好奇，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体型庞大的铁家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但他们很快明白了，这喝汽油就能跑的铁家伙比马帮强多了，它带来了先进工具，带出源源不断的木材、山货、茶叶、药材。江城县一天一个样，街道不再局限于勐烈老街的那条七八百米的石板路，勐烈河的汹涌河水被训弄得服服帖帖，电影院、银行、邮电局、学校、旅社等等新奇事物涌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告别了马帮时代，已成为江城人的石屏人，此时在干着什么？他们也在参与建设他们的新家园，他们缺失的是逐渐远去的石屏乡音，他们不缺的是石屏人聪慧的不屈精神。
当然，这些已在江城落脚定居的石屏人，也经历了无尽的苦楚。五七八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随即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令中国磨难重重，也令江城石屏人艰难重重。
从此，石屏人进入蛰伏期，他们在等待新的崛起。江城石屏人如此，石屏本土人也如此。
依旧是江城勐烈街上，我听到了地道的宝秀男人口音。寻声望去，声音从一个百货小店传出。
百货小店的主人名叫朱梁宝，是宝秀吴营人，57岁，媳妇也是吴营的。他说改革开放不久，夫妇俩就开始跑生意，赚点辛苦钱。从1981年开始，进勐海、勐混榨干米线。
“一斤粮票两毛钱卖两斤干米线”，朱梁宝对开始做买卖的情景记忆犹新，“做了三年米线，机器卷粉兴起，是对本生意，五毛一斤的干米线，成本二毛五，三年赚得六万多块钱。”朱梁宝不无自豪地说。
朱梁宝是三十年前来到江城的，“之所以来到江城，是因为到江城的车票便宜。后来就干脆定居在江城了。开始的时候做咱们的石屏豆腐，但不是好买卖，所以重新操起老本行，专门做米线生意。当时江城的米线生意最大的有两家，一家是景谷来的，另一家就是我自家。后来，景谷的米线生意人失败了，我就成了江城最大的米线商人。”
朱梁宝继续颇有兴致讲自己的创业历史：“为了多赚钱，每天从早到晚两头黑，晚上别人睡觉了，我们就得爬起来榨米线了。”
我问朱梁宝当初是什么促使他跑生意的，朱梁宝说当时政策好转了，家里的几块薄田栽不够吃，再说了，以前的石屏人特别是宝秀人赶马帮挺厉害的，为什么不学学他们？他们当时有马，我们现在有车子，我们的时代比马帮时代强，所以就学他们走西头了。
朱梁宝的话语透露出两个重要历史信息。第一个是改革开放，政策好；第二个是可以不再像以前一样的辛苦。
这两点是石屏人蛰伏多年，在新时代重走西头的原因。
我问现今在江城的石屏人有多少，现在的生意状况如何？
朱梁宝说，数字很难统计，不过人数肯定不少，据说江城首富也是石屏人呢！现在做生意竞争激烈，自己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就在勐烈老街上买了一块地皮盖房子，做点小百货生意，享受生活吧！
我告别了江城，准备第二次到易武寻找石屏人的故事。
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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