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妈妈取了个好名字，润得一脸福气。一帘蓬松刘海，粗长辫子绕过颈窝，垂在胸前，做事时利索的甩到背后。她在家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八九岁便开始像大人一样做事。十六岁时，由外公领着，去镇上拜师，后随师父去汉正街做私活。
夏天炙热，头顶吊扇吹出热风，狭窄店铺里堆满各色布匹，吊扇底下幽幽一洞口，钻进去就是睡觉的地方。没有空调，热的受不了，把毛巾打湿，垫在屁股底下，顶在天灵盖上，少顷，毛巾干透，如石膏定了型。这是我上大学前的暑假，妈妈闲来无事，讲给我听的。我问，你师傅对你好吗。妈妈叹息道，做错做慢都要挨骂，钱是一分没有的。
二十四岁上，妈妈结婚生子，回到镇上，在镇上合作社干了一阵，后自己单干。堂屋窗前，一张大裁衣板，一端堆满布头。幼年的我喜欢睡在布头里，闻着卡其、棉绸、腈纶、的确良还有聚酯纤维散发的气味，气味混杂，浓烈的像一碗老汤，钻入鼻腔，催人入眠。
上海牌缝纫机立在旁边，机头油亮，转动起来，宛如火车快跑，嘚—嘚—嘚—嘚，偶有“啪”的一声，针头断裂，断针扎入布料，或飞离台面。
我三岁那年，家中新房盖好，爸爸去山西拉煤还债，妈妈又想起汉正街的老师傅，带着我去接私活，计件给钱。妈妈整日埋头布料，无暇顾我，一日，我独自溜出，在纵横小巷中乱走，凭模糊记忆去找熟络的小姐姐玩，妈妈发疯般在小巷里搜寻，又到附近码头，看着来往船只，眼底泛起一层晶莹。码头附近有一电影院，当日新电影上映，巨幅海报前，妈妈抱着我失声痛哭。
待我上学年纪，妈妈又回到镇上，农忙带娃之余，才做缝纫，日子长了，方圆十里都知道高桥镇有个叫润枝的好裁缝。
爸爸从山西回来，又把全家带进市里，靠他一个人工资，养一家五口，很是费力，妈妈又干起老本行，在麦笠山下，盘一口小门脸，把乡下的裁衣板和缝纫机搬来，生意就这么一天天做下来。山上有女兵下来改军裤，过几天又哭丧着脸过来，“麻烦阿姨再改回去。”妈妈为难，在旧布堆里翻找剪下来的布料，居然奇迹般的又缝进裤缝里，且看不出异样。女兵高兴坏了，掏出十块钱说：“不用找了。”有了这一绝活，改裤的女兵有增无减，还送给妈妈一个诨号——麦笠山第一裁缝。
几年后，小门脸被拆，妈妈又转战大菜场的一处旮旯——原是堆放货物的小平层。夏天太阳从早上八点一直照到下午四点，顶上没有隔热，门口还放着烫熨斗的小锅炉，墙上挂着一盏小风扇，扇叶沾满灰黑粉尘，在凝滞的热空气里，胆怯地吐出一丝微风。
房东罗妈见妈妈为人和善，吃苦耐劳，常来小店坐坐，一来二往成了好友，几年后，罗妈得了胃癌，妈妈每星期都去她家看望，陪着聊天。“卖干菜那家女儿生了个大胖小子。” “卖塑料那家的孙子，昨天被车撞了。” “看厕所的老刘，肝癌好多年了，昨天去复查，说癌细胞没怎么扩散。”妈妈握着罗妈废报纸一样的手，罗妈不能言语，只是偶尔紧握一下，灰色眼白湿润。
罗妈遗愿，把她生前卖种子的一号店面转让给妈妈，不要转让费。妈妈把内墙重新刷白，在夏天的末尾，搬了进去，一干又是16年。
房租从75涨到600，邻店一会儿卖鞋，一会儿卖烤鸭，一会儿抓娃娃。菜市场被大雪压塌过，被大水漫灌过，也传过要拆迁的风言。妈妈店里生意一直很好，靠着它，全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前些年手头宽裕，才给小店安装了玻璃推拉门和空调，夏热和冬寒才被挡在了门外。
妈妈早已剪去大辫子，寰发绾在颈后，眼袋下垂，鹅纹入嘴，眼神略逊从前，发色依然乌黑。每隔两个月都要去汉正街进货，以前是坐长途汽车然后转公交，在晴川桥十六码头下车，再步行500米，打完货要扛去发物流，爸爸同去时，他一个人扛，我和妈妈同去，就只能叫个“扁担”了。
前些年扛一趟10块，后来，“扁担”都有了电动三轮车，一趟拉几家，妈妈砍价，“扁担”撇撇嘴，猛拧电门，少了金钱，他要追回时间，我和妈妈在后面一路飞奔。
如今，我常常开车带她去，每次过长江大桥，她都会说起当年在汉阳做工的经历，还有我失而复得的故事。有时也会开玩笑说：“要是真丢了，说不定会去个富贵人家。”我诺诺附和，江面开阔，有白色水鸟，翩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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