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了，上周末一夜狂风，橙黄秋景图尚未细细欣赏便是枯枝败叶的冬景。上班路上，走在每日经过的林荫小道，倏然看到竟有一星半点的橙黄树叶挣扎着最后的辉煌，不知下班再路过时是否还能看到，蓦地想到郝伯已走了两年了，前年深秋此时走在这条小道上听到他进了ICU的酸涩又涌上心头。
最后一次跟郝伯通电话是在他因肺积水住进了医院，电话中，声音不如先前响亮，我想着这种病还是容易治疗，没几天，就会出院。在医院第一次昏迷被送进ICU，很快苏醒，说是心脏问题。我以为医院那种氛围加重了他的心脏负担，电话中劝慰一番，一边说没事一边不由担心起来。岂知，几天后再度昏迷，身上插上各种管子，在ICU躺了七天仍未醒过来。取来CT报告，方知是严重的冠心病，医生说，这种病至少5年以上，很可能有10年了。醒过来的可能性极小，7天后，不能再插呼吸管子，只能切气管，让家属决定，是放弃还是继续。一个多么痛苦而艰难的决定，他的儿女痛哭后决定拔下管子。
那天，听到这个消息，我正在下班的路上，喉咙一阵哽咽，说不出话来，泪水不断涌上。尤其是想到他女儿诉说，那年夏天，她回老家看他，几天后要返回，原本商量好不让他送，他也答应了。没想到，女儿即将登机时，猛然看见他在机场张望，一脸的焦急。女儿得知他是坐公交车来的，本来只想偷偷看一眼，不想被女儿发现了。抑或，冥冥中，他似乎感到这是诀别。虽未亲眼目睹，那个画面却不断在我眼前浮现，每一次想起都倍感酸楚。
尽管生、老、病、死乃人生常态，尽管郝伯已八十岁了，在千里之外得知他已告别尘世，仍感非常意外。从生病到离去不到一个月，从最后一次与他通话不到半个月。他是我母亲晚年生活的伴侣，却不是我父亲，我也从未叫过一声“爸”。
生与死抑或就在刹那间。郝伯高大、魁梧，声音尤其洪亮，虽说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沟壑，背也有些佝偻，看上去依然比同龄人年轻。我以为他只有高血压、血糖偏高，只当是老年病，按时吃药就没有问题。近年来，他走路很慢，说是走快了心脏受不了，也当是年纪大了。
郝伯每天上午在家看电视，只看篮球比赛；下午与老友搓麻将，天气不好或是凑不齐一桌人，就跟母亲在家里搓；晚上俩人最少散步一小时，然后看新闻、追剧。生活有节奏有规律。以为这样的常态与日出日落一样日复日、年复年。偶尔给他打个电话，客套地问问身体，总说好。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以为他的身体真好，那些看得见的毛病只是因为年纪大了。前些年，他与妈到我这来玩，俩人总是一起旅行，北京的各大景点、包括邻郊一些景区也都自己去。近年来，只春节见上一面，以为他跟从前一样矍铄。
倘若郝伯患这种病真有十来年，十三年前“汶川大地震”时，他是否已有这个病了。那时，他是多么精神呀！那天，先生把我从单位接上就去找他，车开到他与妈居住的小区，妈到我家照顾儿子了。只见他独自坐在小区外面的大石头上，拿着大蒲扇，眼睛望着前方，脸上写着焦虑。看到我们那一瞬，他长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看到妈和孩子都安然无恙，不由生出一家人团聚的激动与欣慰，那一刻的幸福同儿子的出生一样让我终生难忘。
告诉儿子爷爷已不省人事，提起他的一些往事，儿子让我不要说了，自己却说想起小时候，爷爷给他买小火车。儿子三岁时，他到外地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儿子听说爷爷给他买了小火车，天天问爷爷什么时候回来，终于知道他回来了，一定要跟妈去火车站接。当看到小火车从旅行包里拿出来时，激动得搂着他的脖子，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刹那，我看到的就是一对亲密无间的祖孙俩。
后来，我们一家三口因工作调动搬到北京，远离了他和妈。每次总是跟妈通电话，偶尔与他说上几句。他用老人手机，不会上网，电话号码不断变化，直到他过世前，才拨通已换了不知多长时间的电话。刚改了通讯录，仅仅通了两次电话，便成了永远也无人接的号码。
郝伯喜欢用纸条留言，字写得很棒，年轻时做过语文与体育老师。那时，我家离他和妈住的地方很近，他时常让我到图书馆借《收获》《十月》《小说月报》之类的杂志。他戴着老花镜，手捧16开的杂志坐在阳台的藤椅上，阳光打在身上、印在脸上的画面恍若昨天。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日复日，以为这样的画面会时时看见，一转身便永不再来。
叶子黄了，落了，愿老人永远健康长寿，不过是个美丽的童话。那个秋天，枯叶凋零，化作尘埃，没有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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