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沈同是齐国的大臣，他不是孟子的学生，他跑来私下里问孟子，说“燕可伐与”？燕国可以讨伐吗？大家听我们前面讲的你就知道，燕国因为禅让的事被搞乱了。然后孟子曰“可”，说燕国可以讨伐。
为什么呢？“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子哙是燕国的国君，他突然之间说，我把国君禅让给子之了，子之是燕国的相国。说子哙不应该，他不能够把一个国家随便给别人，然后子之也不能够随便从别人手上就把燕国接下来。
“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打个比方吧，这边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特别好的先生在这儿，然后这人你特别喜欢他。这个子是指沈同，说沈同你特别喜欢旁边的这个小伙子，然后“不告于王”，你根本没有跟齐王汇报，就把你的爵位给了这个年轻人，叫私相授受。说这官我不干了，让给你了，你来当这局长吧。
“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这个人没有得到王命，就随便从你这接了印，说那行，我就是局长了。“则可乎”，这样的事能行吗？“何以异于是”，跟这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他认为一个司局级干部，你不能够随便把自己的官位想给谁就给谁，这不是你的东西，你说给人就给人。
燕国的国君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想给谁就给谁，这事是不对的，这两个道理是一样的。接下来，孟子说完这个话以后，齐人伐燕。齐人伐燕的结果是很糟糕的，因为伐燕完了以后，齐国并没有把燕管好，结果导致燕人大乱。我们前面讲过了，齐国后来还丢了很多城，等于齐国最后败了。然后，“或问曰”，有人跑来问孟子说，“劝齐伐燕，有诸？”说是您劝大家讨伐燕国的吧，有这回事吗？
“曰：‘未也’”。孟子说没有，我没跟他说过。“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沈同问说燕国可以讨伐吗？我说可以，“彼然而伐之也”，然而就是于是，于是他听完这个话，就去讨伐燕国去了。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假如沈同别那么着急，他再问一句说谁能伐燕国呢？“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那我就会告诉他，只有替天行道的军队，才能够伐之。“今有杀人者 ，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就是今天这儿有一个杀人犯，在这儿待着，然后有人问说这个人可以杀吗？一个杀人犯你可不可以杀呢？那我当然说可以了，因为他是杀人犯当然可以杀了。
“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假如他问谁能杀他，那我就会说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你得请司法机构你才能够杀这个人。“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就是你们讨伐燕国的这些人，跟燕国的水平差不多，这事儿是我劝的吗？这是我让他们去讨伐的吗？没有。
孟子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净，这事真是让我觉得哭笑不得，就是孟子干吗说话说半句呢？
咱们今天过了两千年了只能揣测。根据我的揣测，我会觉得孟子当时应该是支持伐燕的，但是他心中藏着一个想法，他说你伐完燕之后，你能够把王道扩大，你能够施行仁政，那么这件事就是对的。那至于齐国伐了燕以后，能不能够实行王道，孟子说先伐了再说吧，咱们试试看，估计是这个意思。
结果没想到这仗打得不好，对燕国人也不好，还把燕国的好东西都往齐国搬，导致燕国的人一下子大乱，开始造反，所以孟子认为这不是他的责任。他认为你如果再问清楚点，我就会说你得是天吏，你得是司法官，你才能够处决犯人。你不能够说这人该处决，那只要是个人都能够处决他，这是不对的。
从逻辑上讲孟子这样的说法是没错，但从道义上讲，我觉得孟子有点对不起齐宣王。你想想看，齐宣王请你来，给你好吃好喝地供着，整天把你当老师这么对待，跟你商量问题，你明知道他犯错你又不说，然后你事后不承担任何责任——你说我没有任何责任，反正是你没问我。
那你想想看，咱们打个比方：有人跑来问你说银行里的钱能拿吗，你能简单地告诉他说“能”，你去拿吧？不行，你得有存折才能拿，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都不应该只说一个能就结束了，你至少要告诉他说，有了存折你才能去银行拿钱，你不能说银行有钱你就能拿。能不能拿？当然能拿，有存折才能拿；能不能讨伐燕？当然能，你是个好的国家你才能讨伐。你得把后面这话讲上，你不愿意说，最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所以导致他在齐国不为人用，我觉得这是性格上的问题。
孟子这个性格也确实不容易合作，他不愿意跟团队一块儿承担责任，他只愿意站在高处，从道义的角度来进行批判和宣教。
当然也有一种解释是说，孟子为什么只说半句，不是他像我想的这么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孟子觉得说了后半句也没用，是因为他看到齐国已经厉兵秣马，都已经准备好要去打仗了，我再说那样的话没用，他们肯定是要去的。
但是我只是告诉他说，这个国家有它的问题，讨伐是事出有因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至于后面怎么发展，走着瞧。所以咱们现在不好揣测孟子的想法了，但是在团队合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孟子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他应该把道理讲清楚，并且应该跟团队一起承担责任。就算你只是个顾问，也应该跟团队一起承担责任，这才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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