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无怨无悔（14）“与生俱来”之“窗子飞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怎么会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

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听乔布斯说，人生是把很多的点给连起来。而且我们只能去连接过去已经发生了的点。

我们永远无法预测未来，但是我们可以把今天的人生和过去发生的点连接起来，并由此书写和想象自己的未来。

只是当过去那些点正在发生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点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任何作用。我现在也只是在猜想，我会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会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是否和我童年时候的某一件小事情，走过的某一条小路，有人和我说过的某一句话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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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毕业时留影 2017年5月和好朋友留影，以茶杯喝红酒，快乐何必拘泥于形式。

窗子飞了

历史翻到了一九七六年。对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我慢慢有了一些记忆。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一年对这片我生长的土地，对千千万万的人，对将要出生的人，对我自己，都将是多么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虽然远在湖南，但是我记得在那以后的很多日子我还经常想着如果发生地震了，我该往哪里跑，或者该往哪里躲，如果成了孤儿我该怎么办。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在我心中记忆犹新。哪怕是后来读了“愚公移山，人定胜天”这样的充满豪情壮志的词句，心中依然对自然，对天意带着重重的迷惑和敬畏。

那一年我也终于有了对父亲的清晰的记忆。

我记得九月九号下午我从学校教室墙角传来的广播里听到了哀乐，很长时间的催人泪下的哀乐。我记得接下来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失声痛哭。我记得回去的路上我边走边哭，眼睛哭得几乎看不清路。我一到家，我记得非常清楚，父亲站在阳台上，我似乎到现在还看得到他在黄昏下挺拔的身影，一头黑黝黝的头发衬托着他英俊的脸庞。他看见我进来朝我挥手，我走近他身边，他把我拉过去，我一眼看到他哭得通红的眼睛。我把我的头放到他的胸前，我们一起大声地哭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而且和他一起哭，我心中和父亲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进了很多。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多次看到父亲流泪。他会为很多事情流泪，为高兴的事情，为伤心的事情，为过去，为未来，为别人的故事，更为自己心中不死的梦想，流下赤诚的泪。

那一年我记得自己戴着红领巾的身影，我记得我的成绩开始变好，我记得后来我的胳膊上戴上了三条杠的红袖章。我记得和二哥比身高，我六岁时他十二岁，我学会了基本的算术，知道我是他的一半大，然后到我满七岁时，他才十三岁，突然发现我不是二哥的一半大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对此无法理解。

我记得好多好多上学时的趣事。我和好朋友们一有时间就去防空洞里捉迷藏，去资江河滩挽起裤腿趟水扔石子，去学校操场玩单双杆，在马路上唱歌吼叫，在同学家的楼下吆喝取闹，和邻近的孤寡老人们一起玩牌，母亲来找我时赶紧往门后或者床下躲。

现在想想同学们在一起似乎都是亲密无间的，但是那时大家都相互取了小名，还给老师安上了不雅的外号，也给很多同学配上了相好的，也会拉帮结派地欺负某些个体。平时谁说话带着口音，谁被老师批评了，谁在家里被打了，谁的家长有什么残疾，或者平时谁的头上长了虱子，那一定都是被嘲笑的对象。我自己因为刚上学时不识字，还带着重重的乡下口音，也曾一度是被嘲笑的对象，或许那种感觉其实只是在我的心里被放大无数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但那确实曾经是我心中很大的苦恼。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语言和口音的敏感，最初也有可能源于那个时候。为了得到认同感，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模仿别人和环境的口音，那时候，我一回乡下，我儿时的玩伴会说，”城里人，城里人，你怎么讲着一口城里话了？” 被他们这么一说，我被提醒的不仅是口音变了，更是不要忘本，不要忘记我是谁。然而一回到益阳，我的同学又会说，“乡下人，乡下人，你怎么讲着一口桃江话。” 被他们这么一说，我被提醒的是，我是不属于这里的人。

我想，如果我从小在同一个地方长大，没有经历过哪怕是这么小小的看似不值一提的变迁，我就不可能有这样一段其实是意义深远的人生经历。现在我非常感谢那段经历，因为我相信，我的同理心，尤其是对弱势者的同理心，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那段经历。

虽然我有着我的自卑，但是那也丝毫没有妨碍我给别人造成痛苦。有一次我和我的好朋友把半瓶酱油倒在了体育老师炉上煮的白米饭里，虽然我们明明知道体育老师是个妻管严，为此他很有可能被太太责怪。有一次我和我的好朋友把一个男孩子的语文书给收走了，害得他回家找不到书无法做作业，而且我家就住在他家马路对面，我隔着一条街看着他被罚跪挨打的情景历历在目。（后来我记得我们主动去向他和他母亲解释说明了。）

小孩子啊，人性啊，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呢？我不知道？我虽然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心里从小就住着一个恶魔，随时有可能出来捣蛋呢？当我在忍受着被别人嘲笑的同时，我也在起哄嘲笑别人，给他人造成也许是一时的痛苦，却也可能带来一生自卑的影子。

曾经我最好的朋友因为长了虱子被父母剃了一个光头，我记得她被大家笑话好久。而那时候我也长了虱子，我心里怕死了！母亲花了好几个星期每天给我洗头抓虱子。为了不让别人笑话，她没有给我剃光头；又为了不伤害我的大脑，她不肯用农药或者类似的强效除害剂来给我洗头。她只是用了茶枯（茶子榨油以后的干渣，可以用来洗衣洗头发）给我洗头，洗完以后，晚上让我在书桌上平躺着，她会在灯光下一缕缕地清理我的头发，一次又一次，直到最终她宣告胜利。

长大后我和同学们聚会聊天，大家会嬉笑着说起当年长虱子的事情，然后才发现，原来当年我们每个人头上都长着虱子，每个人都在忍受着被发现被嘲笑的恐惧。事实上，我现在懂了，经常是这样，当我们为一件事情感到苦恼并因此而感到孤独万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总有另外的人也在默默地忍受着同样的孤独和痛苦。

我的小学生活虽有那些小小插曲，日子一天天也算平淡也算开心的过着，我全然没有在意外面的世界正在连续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我母亲说我每天都在外面疯玩，但是不知道我的成绩怎么就变好了，本来连数数和写字也不会，后来却经常考满分。我问母亲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母亲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除了第一次写作文时父亲启发过我。老师当时给的题目是记关于去乡下积肥的事情。我回到家里，问父亲这作文该怎么写。父亲大概是说，我就应该写我心里想说的话，但是要写得让别人看得懂，让别人看了会感受到我心里想说的话，就可以了。母亲说后来老师把我那篇关于积肥的文章在班里张贴了，以后也经常在班里让我朗读我写的作文。现在想来，我对文字的爱好也是应该起源于父母的点拨吧。

除此之外，我记得自从我上小学二年级起，家里就没有买过毛巾，因为一年几次我得到的奖品都是毛巾，毛巾上面有好看的图案，印着三好学生或者某门考试前几名的字样。我记得我经常在住宿区的楼道里听到别人说我会读书，我想，那一定是母亲经常在外面夸我吧。

其实我是从来不记得父母当着我的面夸我的。到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我经常把孩子宠上天似的夸张示爱。母亲常说，爱要在心里。我很听母亲的话，但是这一点我却不想听。我和孩子们平时见面少，爱在心里不显示出来，久而久之，他们怎么知道我爱他们呢？可能这一点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吧。

至于我的父亲和我，我的邻居们都和我说，我是兄妹三个里面最受宠的。是不是这样，我无法把我的感受和哥哥们心里的感受相比较。我父亲看着我都是满眼的笑意，哪怕是在我最淘气的时候，他也只是拿稻草打过我，邻居们说那是我上幼年时受过的最严重的惩罚。

到我小学五年级时，我生了一场大病。好像是因感冒引起，一整晚发高烧不退，母亲送我去医院时医生说是急性肺炎，需要吊盐水和什么药水。可是吊了一天一夜以后高烧依然不退。到第三天我持续高烧，且连声呼唤“快看快看，窗子飞了。” 母亲肯定急哭了。父亲好像是出差去了。母亲赶紧找了一个同事让她找到在医院工作的一个医生朋友，得知当时我吊的盐水里面下错了药。我差一丁点儿就死了。

我大叫窗子飞了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看上去我的魂都出窍了，以为我会必死无疑。

后来医生紧急会诊，我很快又活回来了。但是我身体非常虚弱，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后父母找中医给我开了四个月的中药。在吃中药时期，我胃口大增，身体开始发育，体重从六十斤增到近八，九十斤，一瞬间就进入了青春期。

窗子终于没有飞走，飞走的是我那懵懵懂懂一去不返的童年。

（未完待续）

2018年9月24日，农历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