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写书评，因为拿捏不好，容易脱离书本本身。更是很少写历史类的书评，因为历史需要足够的史料去佐证，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信口雌黄，不然就会误导他人。
不过最近看的这本《同治中兴》让我颇有感触，作为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没有自己查找足够的史料，只能勉强记录一下。里面提到的内容多围绕该书。很多地方还不够严谨，更多地是个人的一些思考。
以下内容全是主观的。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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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1874年，是清朝的同治皇帝统治时期，当时以恭亲王和文祥为代表的满清宗室，以及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大员，共同发起了以中兴清王朝为目的的一系列有限度的改革。改革一度也卓有成效，而且似乎清王朝一度也很有希望恢复元气，所以称“中兴”。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之后清王朝基本就缓不过来了，直到灭亡。
《同治中兴》研究的正是这段历史，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玛丽女士（Mary Clabaugh Wright，1917-1970），书成于1957年，六十年代再版的时候有修订。这本书被认为是填补了西方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书的副标题叫“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从这个副标题可以看出芮玛丽女士的立场，她认为这是中国的保守主义，也就是传统儒家，在近代剧烈变革前的最后一次努力尝试。
这可能是清王朝自救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王朝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芮玛丽女士认为失败的根源在于儒家主导的生活方式和西方的主导的近代世界潮流是不相容的，这种矛盾最终不可调和。
有人认为该书多是西方视角，忽视了满清的统治，外国的侵略，官场的愚昧等因素，扩大了儒家的负面影响。一本书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还是很认可书的很多说法。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没有剧烈的变革，中国靠传统的理念和方式，能不能转变为现代国家？或者说能不能靠着中国传统主导自救和变革，强大起来，避免被欺负，避免先辈和同胞长期遭受涂炭？
没有发生的事，很难说一定不行。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切，那就是环境不允许。世界在剧变，而你还沉浸在你的圈子里，做天朝上国的美梦，现在外国人打破你的门了，你不想受欺负，只能自强和适应，那你需要多少年才能适应，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你能等得起，环境等不起。
18世纪的最后一年1799年，有两个著名的人物去世了，一个是东方古典中国专制的集大成者乾隆皇帝，一个是西方开创美利坚二百五十年民主政治的乔治-华盛顿。他们代表了东方旧时代最后的专制集权，和西方新时代开启的民主政治。中国和西方就这么魔幻般地在各走各路。
但全球扩张的西方注定是要找上门来的。当你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时，门口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得要进入你的家门，经济上要和你做生意，思想上要给你传教。如果你也很强大，那就可以平等交往，如果不够强大，那人家就会主导你。这时候就会遭受主权被侵犯，领土和资源被侵略，民众遭欺侮，因为你控制不了局面。要图强就只能被迫去适应人家那一套，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规则是人家制定的，他们定好了规则，强行拉我们进去，我们没有能力反抗，只能改变自己。
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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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朝官员逐渐发现，虽然洋人咄咄逼人，但是对条约却很尊重，他们认可白纸黑字的约定。这是西方契约精神的体现。条约是洋人提出的要求，但同时也是对洋人的限制。所以当时成立的对外部门总理衙门开始研究条约以及国际法等国际法规，去约束洋人，这是外交上的进步。1868年，按照之前的条约，开始对1858年的《天津条约》进行修约。在此之前清政府组织官员研究条约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征求高级官员们的意见，甚至研究外国媒体的风向，这次修约是有准备的。
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内地，要求开放河运，能够自由传教、定居和旅行，能够开矿修铁路等。清王朝自然不能都同意，双方开始谈判。谈了两年左右，最后约定了以当时英国公使阿礼国命名的《阿礼国协定》，这被认为是近代开放以来，清政府的第一个平等的条约，换句话说，谈判的时候，对方并没有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清王朝很满意，这几乎是外交上的胜利，然后迫切地等着英国政府批准。
但英国政府没有批准，因为英国的商人不同意。他们认为这太妥协了，太纵容中国了，早就该强硬地教训中国的顽固政府了，而且他们认为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是帮助中国人跟英国对着干，几乎就是“英奸”。
和中国不同，商人在英国很有话语权，他们不同意，政府自然就没法通过这个协定。在中国，按照传统“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的地位处于最末端。中国传统上对追求财富的人比较轻视，虽然统治阶层非常奢华，但是他们却对民众提倡节俭和持家，不提倡追求财富。
当时洋人要求在中国自由定居和旅行，先不谈这种要求是否合理，只看内容，这是一个生命个体对自己人生的全方位的拓展，他们想去更远的地方，想知道更多的东西，想看到更大的世界，想去这种神秘又庞大的东方古国一探究竟。虽然当时东南沿海一带也有不少中国人去海外谋生，但比起西方人对世界无孔不入的渗透，中国人还是保守太多。当时大部分中国民众的生活还是相对简单，物质并不富足。如果说清朝曾经富有过的话，那也是国富，而不是民富。普通民众文化水平低下，就更缺少精神追求，尤其缺少对世界的探索欲望。自给自足的环境，让我们对外界似乎没有兴趣，如果不是人家打上门来的话，我们会继续在自己的世界里做梦。
而此时扩张中的西方，其民众的个体生命则更具外延，当时西方有众多的传教士、探险家和科学家全球到处乱跑。追求未知，对世界充满好奇，是他们的核心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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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拒绝同意《阿里国协定》之后，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芮玛丽女士认为，这两件事情，标志着中兴时代的结束，也可以说是中西十年黄金期的结束。
这次是发生在传教方面的冲突。面对日益增多的教堂，以及传教士对教民的影响，中国民众的内心充满着恐惧和愤怒，这构成了仇外的主题。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处死了杀死传教士的中国官员和民众，导致国内对他意见很大。曾国藩号称“古今第一完人”，但这件事让他名誉大损，之后从直隶总督任上离职。
中国古代有个“三不朽”说法，立德、立功和立言，三者得兼，可称“三不朽”。据说中国历史上能做到这三不朽只有两半人，两个人是孔子和王阳明，而半个就是曾国藩，相信他那被砍掉的半个，和天津教案关系很大。
“天津教案”发生地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旧址
这种中外冲突的问题非常棘手，搁谁也不好办。按照规矩处理当然没问题，但是民众看到的不是规矩，而是你在偏袒洋人，面对洋人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你是帮凶。但在洋人看来，你处理的力度不够，会继续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武力来施压，双方互相不能理解对方，外交部门真是非常头疼。
可以列一个对立模式，以英国为例，从一端到另一端是：中国民众——清政府——总理衙门（含中兴改革派）——英国驻华使团——英国政府——英国民众（尤其是商人和传教士），中间的角色都是中介，最终绝大部分事情都会发生在两端的人之间，但两端的人成长和生活在两种思维和生活体系下，任何处理不当都可能会造成尖锐的矛盾，所有中间方都在为两端的接触架桥铺路、讨价还价。
这时候清政府也很明白，一旦签约了，就要按条约来，如果不遵守条约，那麻烦就来了，之前就吃过这种亏。所以，谈判的时候，有些事情，只能咬死不放，或者尽全力谈。
芮玛丽女士认为，儒家主导的国家必然是农业社会，它与商业、工业及任何形式的现代社会产物都是冲突的。而同治中兴则试图在西方现代文明和传统儒家社会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调和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
换句话说，儒家的方式与当时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环境是不相容的，儒家以农业为本，不倡导工商业等活跃的经济，这恰恰是西方所提倡的。传统的中国保守自持，我待在我的一亩三分地很好，但西方积极扩张，就是要和你做生意，就是要打开你的市场，这是鲜明的被动和主动。所以即便中兴尽力去兼容二者，但本质上是两路人，终究还是无法通过儒家的方式让中国过度到由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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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玛丽女士认为，一度英国似乎觉得清政府有可能变成一个现代政府，甚至在扶持他们，她甚至认为当时英国主导的对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是友好的，但后来英国政府发现不行，尤其是商人们等不了，而英国政府的利益实际上和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中兴确实是做了努力了，这种努力对于恢复清政府的传统元气是有效的，但是要在近代的世界稳定立足，与西方列强平等对话，是远远不够的。在儒家的框架下，这种努力之于后者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芮玛丽女士认为随着《阿礼国协定》的流产和天津教案的发生，中外的蜜月算是结束了。
之后外部环境就越来越不好了，我认为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近邻日本通过变革崛起，它和西方的英法美等国不同，它对中国可不止是要求开放市场那么简单，一衣带水的它更是有领土和资源的强烈需求。我觉得，日本有着强烈的暴发户心态，一旦强大，就肆无忌惮地要大展身手。
回到开头的问题，不考虑满汉分歧及满清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晚清政府有希望吗，或者通过传统的思维去实现变革有希望吗？我之前觉得没希望，但并没有特别清晰的思路，只是有些基本的思考和观念，但这本书算是给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路和解答。我的总结就是，基本没有希望，即便有那么一点，环境也不允许，因为你的变化太慢了，你的对手们等不及。对全球扩张的西方，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词，真的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以上内容全是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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