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的《向日葵》
这不是一篇严格意义的文本解读，只是从文本中窥见一些之前没怎么关注到的细节。一般情况下，我自己在分析文本的时候，通常是先拆解文本的结构，找到文本中极为紧要的关键词句，并以此来捋清楚文本的逻辑理路，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解读亦是如此，“侍坐”是文本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为什说“侍坐”是这篇文本的其中一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文本展现出来的所有的内容都在“侍坐”这一情境之下演绎推进，包括行文结构、人物情态，以及儒家的思想和温度。
我们先说“侍坐”的情境，教材中的释义是“在尊长近旁陪坐”。《礼记·曲礼上》：“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 孔颖达疏：“谓先生坐一席，己坐一席，己必坐于近尊者之端，勿得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余之席。”辞书中还有另外的一种解释：“尊长坐着，己站立侍奉”。相较而言教材中的解释或许更加切近于春秋之时的真实情境，《礼记》中“敬毋餘席”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距离，而第二种释义中“站立侍奉”的情形毕竟少了些这样的温度。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在尊长近旁陪坐”的情形，师生之间似乎存在着天然的鸿沟，除非是对那种特别亲近的部分学生，否则大多老师在学生面前出来的通常都是不苟言笑的样子，这应该是一个相对刻板的印象，当然不排除老师个性的原因。这时候，我突然记起学者叶嘉莹曾讲到过她到顾随先生家里去听先生将古典诗词的情形，记起画家陈丹青讲到他在美国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邀请木心先生讲文学的情景，还记起琴人杨岚说他在杭州成公亮先生处跟随老师学琴的经历，他说他接受了一种温暖的古琴传习。
是的，“侍坐”应该是一种非正式的教育场域，一种温暖的教育情境。
今天的教育都在谈师生平等对话，其实很难的，师生之间天然的不对等，身份的角色的差异决定了这样的不对等，在此基础上，教育场域的各种规矩限制又进一步的放大了这样的不对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改变，我们希望通过诸多形式上的改变来打破这样的不对等，比如教室的布置，学习小组的建构，咖啡会谈等，无一不是通过一种改变教育场域的变化来消解师生间的距离，并以此来促进教育主体之间的有效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当下的教育场景似乎在不断向“侍坐”的场域靠拢。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只要在当下被呈现出来都是当代文化”。
引用这句话是想说明，把“侍坐”当作是一种温暖的教育传习场域，并非一味的回归于传统，而是要在更宏阔的视野框架下去发掘“侍坐”这一温暖的教育传习场域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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