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脚步向我逼近，有人来了。
门被彻底地推开而撞到了墙上，外面的冷气先涌进来包围了我。我背对着他们，一言不发。
“人家来送嫁妆。”我父亲说。
“咱儿就这样。都知道。明天娃儿送来。我们照顾好。”他对那些人说。
我盯着墙。如果我回头看，她们就会窃窃私语，然后笑着指指点点地说：“你看，他有反应了！”
我熟悉他们的把戏。他们嘴上说了一种话，身体上表达出另一种意思。
小时候我被领到小铺时，大人会给我买零食。但是绝对不会给我买一只新的铅笔。西镇的人们都知道为什么不能给我买铅笔。但是西镇的人们在这件事上对我只字不提。他们当着我的面一言不发，背后依然要议论我。于是，我也不知从何时起习得了对外界保持沉默的能力。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这孩子看着老实巴交的。我的父亲就要去附和：“他是很好。”有人说我看上去不爱说话，闷闷不乐的。我的父亲又要上去反驳：“正常人也有不爱说话的。”
我的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我的屋子，趁着天色尚能辨别人影的时候去给村里的人送羊奶。母亲的腿弯成了一个圈，她走路时两条腿不是迈出去的，而是被甩出去的。我觉得她应该学螃蟹横着走。我小学时从课本上知道螃蟹横着走之后，曾经和很多腿弯成圈的人说过。他们并不理睬建议，反而还要骂我。母亲的腿弯成圈之后，她不再在闷热的夏天露出自己腿，一年到头都把腿藏在裤子里。
她们终于累了，开始三三两两走出去，却没人记得关门。我的门一直敞开，冷气在我的屋子里取暖。我走到门边，确认屋子里没有除我之外的人，随后关上门。屋子里靠墙边的地上多了些红红绿绿的东西。我踢了一脚，大概是被子之类的。我预感有人要来了。我并不期待，不惶恐，无论如何我都能一言不发。
我能听到北风摩擦过屋脊的沙沙声，也听到了窗户漏风的呼呼声。我坐在屋子正中间的白炽灯下，影子在脚边颤抖。火炉里刚刚加满了玉米芯，毫无保留地散发热量。我的后背却依然冷。可是玉米芯不经烧，白天需要不停的加，晚上人们都睡下后很快便灭了。我这才注意到门口旁边的桌子上有两个包着红纸的托盘，里面盛着被涂成红色的花生。我的床上放着一团新被子，被面上印着彩色褐色的鸳鸯。旁边的玻璃窗上贴着红色的喜字。这都是给那位准备的。围着屋子绕了一圈，我的视线又回到了桌子。桌子上摆着两个白色搪瓷缸。搪瓷缸上也印着红色的“囍”字。我的妻子竟然不能同我用一个杯子，她应该是有肝炎之类的疾病。我丝毫不担心，因为我的疫苗接种证明上每一个空白都填满了字。
父亲在院里刷牙吐口水的声音令我反胃。南边的猪圈里有三只雌羊，它们夜里叫起来像婴儿啼哭。母亲清晨拖着步子走路发出的声音像是有人拿着麻绳切肉，使我听到就替她着急。我不自觉地替我素未谋面的妻子担心起来，她能否忍耐这些还是未知数。
我的妻子第二天早上就来到了我家。
当时，我刚刚醒过来，坐在椅子上盘算明天的集上，还要不要进货。又想到应该给父亲和母亲买几件过冬的棉服，还要修三轮车的刹车，再买些煤炭，不再用玉米芯。只是眼下我没有足够的钱。门被推开，很多人推着她进门，就像大浪推小浪，又同合力推倒一堵危墙一样，把她挤到了我的身上。
“你俩结婚了！”
她身上很冷，我感到自己抱着一团软软的冰。我的怀里也变凉了。这一次他们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又礼貌地关上了门。她看着我笑了，我也想笑，但是我没笑出来。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她扶着我的肩膀支起身子。她似乎毫不在意我的存在，只是默默地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倒水喝。门外的人声嘈杂了一阵就安静下来了。我的父亲拿起倚在墙根的斧子敲打着什么东西。我的母亲正给羊准备食物，铡刀切干草的声音很清爽。我没听到鞭炮声、敲锣打鼓声、甚至连亲戚的声音都没听到。真是一场不正常的婚礼。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希望借此逼我开口。
由于我不开口，沉默就变成了默认。别人大多只有一两个外号。我却有很多。他们说我是因为听不见才不开口，所以大家都叫我聋子。而他们每天想到新词语就回来问我。我是王卫的熟人，他经常用自己的额头顶住我的额头。那时，我看到他的眼睛分裂成了四个，他笑起来的时候，嘴巴好像裂开到耳根。他说：“你整天一动不动是个死人。不说话就是默认。”
得到我的默认之后，他拿起我桌上的作业本在空中挥动。它被风吹开，像十几面旗子。他大喊：特大号外，聋子默认他是死人。
他们都笑起来。王卫身边的朋友们都来这么干过。我是加入他们那个组织必须要过的坎儿。母亲来接我放学，她知道问学习无意义。我只需要吃饱就是成功。所以只是问我吃饱了没。我默认。但是，如果她反着问，我一样也是默认的。
我初中毕业后，父亲变得像我一样沉默。我骑着母亲的三轮车，在15里外的县城批发市场，用我攒的零钱买来10张盗版的光碟，拉到家门口的集市卖。我用黑色的油性笔，在每张碟子包装上标好价格，放进父亲当年带我去医院看病时装行李用的布包里。挎包到集上，再拿上两个马扎。我坐一个，另一个放皮包。每张碟子赚一块钱。第一次摆摊，只卖了一张CD出去。这个生意早就有人在做了。这张CD就是被那个摊主买走的。他把我的碟子包袋挂在摊子上，说我的CD质量很差，放出来声音是断断续续的。
于是，我暂时不去集上摆摊。我的父亲并没说许多话。我听到母亲说，卖不出去是好事，不用出去丢人现眼了。可我觉得，我成功地卖给了我的同行。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坏事。我不去摆摊只想告诉我的竞争对手，我是个容易屈服的软蛋，不会耽误他卖东西。
过了两个星期，我拿着剩下的九张CD去摆摊。偶尔会有人朝我抛来目光。他们的目光会迅速从我身上跳到别处去。偶有小孩会好奇地朝我走过来，但是他们的好奇心不过是一条被拴住脖子的奶狗，而大人们牵着它。我见到了我的父亲快速地从我的摊位前走过，他的好奇心大概已经跑远了。那天午后，集上的摊贩和行人渐渐少了。烂西红柿、烂苹果像卸了妆的脸上的粉刺一样被压扁在地上。远处肉摊走后，有几条狗嗅地上的垃圾。我一时不想回家，低头静静坐着晒太阳。我面前经过一辆自行车前轮，接着是一只巨大的鞋，然后是后轮。那辆车又掉头回来，在我的摊位前停下了。他一句话没说，扔下八块钱，拿着两张碟子走了。
他经常来光顾我的生意，也是一言不发。我对他也一无所知。渐渐有其他顾客来买。包里的碟子越来越多。现在我直接有了一张一米见方的松木板，做我的摊子。有一次，他买碟子时，塞给我一张纸。我从那张纸上知道：他叫大有，是实实在在的哑巴，一辈子没说过话，在殡仪馆上班，每天和死人打交道。我们成了从不谈话的朋友。但实际上两个哑巴的交情少得可怜。我俩在一起的这一年多里，我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我俩走在田里的生产路上，我跟在他身后。大有的肩膀很宽，但是个子比我小些。夏天的时候，我俩要去路边吃凉面，冬天要去澡堂子泡澡。人们都说我俩是哑巴开会。
我想应该把结婚的事情告诉大有。我站起身，径直出门，她没有理睬我。我走到街上，走到我摆摊的地方，但我从没去过大有家里，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在殡仪馆工作。殡仪馆在我们村的北边，站在我家门口，可以看见它的大烟筒。于是我沿着水泥路走出村子，这时王卫和六子都在村头抽烟。他们都穿着一整套蓝色牛仔服。王卫站着、六子蹲着，旁边停着他俩的大梁自行车。王卫见我走近，朝我说：“听说你今天结婚了。”
“傻人傻福。咱哥俩都没混上媳妇。”六子抽鼻子，吐了一口痰。
“不在家抱媳妇，跑出来瞎逛。真是有病。”
“别和他置气。没用。”六子把眼睛瞥向别处。
不加反应的反应，让我安然无恙地通过了他俩的阵地，又通过了路口。我看到大烟筒开始冒烟了，灰蒙蒙的烟渐渐浓烈。一想到那是气化的尸体，我感到鼻子里像被塞进了猪油。路两侧都是麦田，冬天的麦苗叶子是乱糟糟的，颜色也是干枯萎黄的。和刚刚看到的王卫头上烫卷了的头发一样。满地的王卫都耷拉着头。田里散落着年代从远到近的坟墓。有的坟头上花圈鲜艳，有的则只剩下坟包，有的坟包也被磨平，连位置都已经被人遗忘。坟也会死亡。冬天的麦田寂寂无声，阳光也不娇烈。我经过路边的井房时，隐藏在阴影里的寒冷从背后袭击了我。我的生命在这种场景下缓缓地延伸下去，身体的肌肉一点点的松懈。可惜，这条路通向殡仪馆。对殡仪馆的厌恶一瞬间从心中溢出来。我依然走在路上，背后传来哀乐。我的身体不自觉地绷紧，我感到内脏震颤，哀乐像是从我身体内发出来的。一辆黑色的灵车驶过我身边，柴油的尾气味道浓烈。
我走到殡仪馆时，看到大有从殡仪馆大厅走出来。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我看到他的手臂在头顶上挥舞起来。我也举起我的手回应。他身边的另一个人拉他的胳膊，他俩便朝那辆锈迹斑斑的灵车走去。我走到灵车旁边。他正打开灵车的后备箱，和另一个人从车上抬下担着尸体的推车。整个院子里仅有四个人，三个站着的活人和一个死人。大厅门面上钴蓝色玻璃深浅不一。看到这种形状规整，排列整齐的玻璃，我不由得想要找出颜色变化的规律。沉思许久，我想到因为玻璃的死亡没有规律。换玻璃自然也无章法，只是坏了便换。大厅前面是一个花坛，里面只剩枯黄的树枝和土。紧靠南边的围墙种了一排松树，树干刚有手臂粗。
现在院子里只剩我一个人了。车厢四周的窗户都拉着窗帘，传来淡淡的玫瑰香味和丝丝酒精味。灵车车厢内的布置平平无奇，关键要有尸体。我抬手用身体重量压下后车门。大有从北边的大厅走了出来，他脸色红润，手上戴着白色的工作手套。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他我结婚的消息。我憋红了脸，告诉他，我结婚了。他疑惑地侧着脸。我只能换一种说法，我说，我今天结婚了。他依旧疑惑，眉头紧锁。他指了指耳朵，摆摆手。我的朋友竟然还是聋子。我稍微吃惊，但是想到我从来也不和他说话，他是聋子这件事就在我心里消失了。
他拿出口袋里的笔记本。这是他用废弃的A4纸裁切后，又用缝衣针和棉线缝起来的笔记本。我在本子上写下：“我结婚了。”
他咧开嘴笑，拍拍我的肩膀，在本子上写：“你爱她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才见了她一次，还不知道有没有爱上她。我没有他那样正式的工作，竟然先讨到了媳妇。这让我更加羞愧。
我写：“我忘记带喜糖了。”
他只是笑。我跟着他走进殡仪馆大厅。大厅里空荡荡的，散发着消毒水味和油脂的臭味。右手边是一整墙的骨灰盒。我走到那些整齐的格子前面，骨灰盒上有的贴着照片，有的没有。大有走过来，在纸上飞速写字递给我看：横死的不让他们入祖坟。家里花钱供在这。找不到家的、没照片的也有。
他拉住我的胳膊，将我拖到大厅外面。又在刚刚那句话下面写：这不吉利，回家吧。我点头答应。我的余光看到一位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抱着骨灰盒走近我俩。我瞥了一眼他抱着骨灰盒上的照片是个年轻的女人。想到这位失去女儿的父亲，我心中对死亡的厌恶再次涌上喉咙，令我干呕起来。他从大有的背后经过我俩时，步伐很快，一直低着头。
大有也注意到我在看那人。他又写：买来的姑娘，阴婚。怕对面反悔，赶紧埋进土。
看到这些字，我的后背像套上了冰箱一样。我走上被脚刻出来的土地，太阳为何不再强烈一些。
我拐进自家胡同，看到她端着一盆水，泼到了门外的小菜园里。一盆黑乎乎的脏水。我推开西屋的门，她背对着我擦门对面的那张木桌。我的记忆里西屋从来都是脏的旧的，房顶西南角上的蜘蛛网是我无所事事时视线的落点。其他地方的蜘蛛网会逐渐残破，变成沾满灰尘，缀吊着的蛛丝。西南角落的蛛网每年都有新主人维护。从常理说，我确实感谢她的付出。但是，她确确实实破坏了我的规矩。这使我无法对她有好的感情。我凑到她身旁，上身趴在桌子上，扭头向上看她到底是什么样。我看到了善良、敦厚的庄稼人才有的笑容。抽屉里面的废纸团被她拿出来在手中展开。多数纸团在她看过内容后立刻被填进炉子里。她把书架上落满灰尘的书搬到院子里。拿起鸡毛掸子给每本书清洁。
而我要先把肚子塞满。我去厨房里拿了一个馒头，从水龙头里接了半瓢凉水，端到院子里有太阳晒的地方，掰一块馒头，沾水之后吃掉。和馒头一起吃，冷水也暖和起来。馒头下了肚，剩下的水也被窝喝完。我回到房间里关上门，她新找到了一些旧东西。三张我初中毕业时的黑白一寸照片、一支毛笔、一个旧钱夹、三张一分钱的邮票。一个外人竟然比主人还要熟悉主人的房间，这令我难以接受。我不喜欢她。她不能成为我的妻子。我应该自己找个妻子。我应该去参加相亲，寻找自由的恋爱。我听到的结婚的消息就和收到城管送来的罚款通知一样。这场婚姻是有罪的。现在我只剩下两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父亲要通知我结婚？如何把儿戏的婚姻离了？这两个问题，一个需要答案，另一个需要做法。我决定先把婚离了。
她看起来很臃肿，穿着枣红色面料的缝制棉袄，袖子上戴着藏蓝色的粗布袖套。裤子也被塞满棉花的棉裤撑得鼓起来。她的手指、鼻尖、脸颊都被冻得通红。我应该建议她戴口罩和手套，但我依旧沉默。母亲一直没叫她吃饭，想必他们在我回家前已经吃过饭了。她胸前有一块深色的水渍，袖口也滴着水，可这依然不减她的热情。她这副骄傲的样子令我忍无可忍。我走过去一把夺过她手里的抹布。她竟然不生气，还笑着低下了头。真是难以理解，我必须要离婚。我推她到门外，从屋里锁住门。这间屋子终于回到我的手中了，我的身体立马感到轻松，睡意紧跟着袭来。
下午醒来时，天已经全黑。院子里静悄悄的，北屋里传来阵阵笑声。我推开门，站在黑暗里。北屋亮着灯，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她在看那台旧电视。他们时不时开怀大笑，这样的笑声我已经几年没有听到过了。看来，父亲让我结婚目的就是为了拉拢这位女性。我愤怒地在院子里跺脚，他们却对跺脚声毫无反应。她将我从这个家庭中置换了出来。我已经彻底同这个家庭失去了联系，她变成了丈夫，我成了妻子。
我走出虚掩的门，沿着胡同走到主街。月亮不知在何处做客，街头巷尾一派冷清。阴影里传来猫叫。路灯之外的黑暗处燃烧的香烟发出幽幽红光，烟味传来的同时也夹着一撮人的交谈声。我不屑于听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他们隐匿在黑暗里对自己的家庭愤怒。而我已经找到了答案，现在只差离婚的行动。我脚下没有方向，一路溜达到村外。我站在白天王卫站的地方，眼前的十字路口一片漆黑。这里面不知道隐藏着多少秘密。
殡仪馆的车不知从哪家医院拉尸体回来了。灵车后面还跟着两辆私家车。我想这次是个有家的鬼。冷风吹的头痛，好像有人拿着楔子一寸一寸地钉进我的脑袋。
大有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地从村里的街道过来，我早就猜到可能是他。他拨了几下铃铛。我伸手他才看到我。他的自行车停下来，我立刻坐到了后座上。我没看清他的表情，但听到他喘着粗气。他载着我飞驰进如同死亡的夜色。过了路口之后，就是庄稼地，庄稼地里的温度明显比村里低了一些。我缩起脑袋。在这样的路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大有就变成看不见、听不见、讲不出话的彻底残疾了。自行车在土路上颠簸，我的屁股四分五裂一般的疼。黑夜自然地让我想到死亡，一个死人无所谓火化还是入土，他活着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死了。我的新婚也是。
我们到殡仪馆，已经有人替大有接手了工作。大有领我进到殡仪馆大厅里。我打算再凑近点看看那些骨灰盒。我的好奇心在这里不断地增强。大有拉住我的胳膊，摇摇头。我执意要去看看，他便松开手跟我一起走过去。我仔细地扫视了第四层骨灰盒上的照片。这一层的高度和我身高相同。这一层里的骨灰盒不多。我的处境同这些骨灰盒类似，都算是无家可归。况且我还比他们更可怜些，我活着失去了家。上面年轻人的照片个个笑得开心，表情也鲜活，彷佛掀开盖子他们就在里面打麻将。
大有拉住我的手臂走出大厅。然后他推上自行车，用袖子擦了擦前后车座。示意我坐上去，我摆摆手。于是他推车走在前面，我走在他身后。这时月亮已经出现了，夜在清辉下变成浓郁的黑蓝色。我又想到了我的婚姻，我的婚姻说到底是什么东西。置身其中，我只觉得愧疚。让一个女子成为我的妻子。这其中虽然没有我的直接干涉，名义上却是为了我。况且，并不存在的婚姻就像紧箍咒，时时刻刻要我从愧疚中生出真心实意的喜欢。我的新婚早已死去。
我对着平原喊出了一句死去的话。它没有被别人接收到，并继续引起新的对话。换句话说，这句话不知道掉在了什么地方。
脚下的土路竟然比车轮下的土路更平坦，前方公路上行驶的车灯星星点点。大有不时地拨弄几下车铃铛。清脆的铃声四散而后湮灭在平原上。他自己听不见，他时常地拨铃铛是为了让别人听见。我一言不发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我俩是相似的异常。趁着路上没有车，我们跑着通过路口。站在地势稍高的村头上。村子的像深夜海洋中的一块不规则礁石。大有工作服上的反光条被身后来往的车灯照亮，他像一条闪闪的鱼。他转身摆摆手，便骑上车子，随着红色和白色的反光迅速沉入海中。
父亲安排顺当的一切让我感到混乱。胡同一如从前的通向各户人家。我走进胡同，听到其他人家的低语、电视里的节目。我被排除在外，却又能看到别人的和睦。门掩着，和我出门时别无二致。电视节目的声音和他们的笑声也是。我推开房门，屋子里还算暖和。我端起门边洗手架上的脸盆，从崭新的红色水壶倒出热水，仓促地洗脸。我把桌子上的照片塞进钱包，把钱包放到口袋里。脱下厚重的冬衣，钻进冰冷的被窝。被窝真是伟大，只要钻进去就能暖和自己。原本空荡的肚子也有了饱腹感。干净的天花板让我的眼睛不舒服，我索性拉掉床头灯，又让自己置身黑暗。思路如坠崖般突然加速。我想到既然本来就没结婚，那也根本不用离婚。我只要再找别人结婚就行了。我没了心事，却也没了睡意。
我又爬出被窝，用火钩子移开炉膛上的铁盖，往暗红的炉子里铲了些玉米芯。那颜色让我想起了刚刚出门时碰到的烟民们。我听到棉鞋的拖拉声，赶紧钻进被窝。她推门进来，我侧脸看着她。她先是用手试了试脸盆里的水，又从那堆结婚物件里抽出一个红色的搪瓷盆和一块毛巾，往里加了些热水，又把我的洗脸水倒进去，接着端到床边。她坐在床沿上，除下鞋子和袜子，两只脚缓缓地落入盆里。她没有回头，我被她挡在黑暗里。屋子里只有洗脚盆里传出的水花翻动的声音。她拿起毛巾擦脚。哗哗地倒入脸盆热水，两只手仔细地按摩了整个面部。又从那堆东西里拿出一条新毛巾和一个黑漆木盒，从里面拿出了金属的小圆盒。她擦脸也和我不一样，她是用毛巾蘸水。我是用毛巾揉脸。然后她抹了友谊牌雪花膏，浓烈的味道我很熟悉。她又抱了一床被子铺到床的另一边。我惊恐于她的整个家好像都在那堆东西里。而现在，她正一点点地把她的家在我的房间里展开。就像在我的房间里展开一张世界地图。虽然地图的尺寸并不大，但是世界地图上一定包含了我的家、我的村子、我的镇子。也就是说，她将我包围在内了。她爬上床，从我身上跨了过去。我关掉灯。她在黑暗中悉悉索索地脱衣服时，我听到静电像跳跳糖一样在耳边爆炸。然后她钻进被窝，一阵香味传来。我翻身朝向她，她猛地扑到我身上。我摸到她身上的骨头，才发现只是冬天的衣服让她臃肿。我感到浑身发热，心脏从胸膛内击打着我的皮肤。她像一条鱼在床上游来游去。
我起床时，她侧躺在另一边的被窝里，背对着我。我慢慢从被窝里抽出身体，冷气守在被窝外面。我光着脚在屋子里穿上衣服，提起摆在炕头地上的鞋子。我转身看了她一眼，回想起昨晚，我想我应该是爱上她了。但我还是要挣钱买煤炭、修车，爱是没有钱的。我在门外悄悄穿上鞋。从南边的杂物间里拿出我摆摊的行头，拉开两扇大门，推出三轮车，再把门归位，六点到达了我的摊位。如果不早点来，旁边买木制家具的摊主就会用一张一米的木桌占掉我的位置。集街上都是些摊主忙着支摊，一团团热气从口中喷出。
我在木板下支了四把马扎，从皮包里拿出光碟，像鱼鳞一样在木板上排列好它们。然后我就坐在木板后面，等待今天的客人。身后排水沟里的臭味冲散了我的饥饿感。大有骑车过来时，我摆手示意他停下，并朝他走过去。他停下二八大杠自行车，一只脚踩住地面。我把钱包里的照片递给他。他正疑惑时，我伸手摸出了他上衣口袋里的本子。
我一笔一画地写下：把我的照片贴在没人认领的骨灰盒上，找个年轻漂亮的。把我卖了。总共卖三次，多卖点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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