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极端

悲剧，往往是由极端而致。这样的沉重，放眼寰宇，不可胜数。

如常见的文和武，内和外，左和右，以及干和支的矛盾。这类矛盾的极端化，若发生在个人身上，处置不当，不过一己之灾。若上升到国家道路的层面，如有所失，则成全民之祸。轻则民生凋敝，困苦挣扎；重则天下倾覆，生灵涂炭。

在国家道路上，由走极端而生巨变大祸的现象，何其多也。秦朝推行极法极武之治，国家骤然崩溃；而宋朝崇信极儒极文之道，数百年积弱。明清之时极度锁国锁脑，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觉，终致落伍而受辱。近代，盲目亲英美，依列强，而无自主独立的心力，终是与虎谋皮。西周，西晋，唐因过度分封，枝强干弱，而酿数百年瓦解纷战。宋、明，清中央集权过度，或致地方羸弱，或致社会缺乏创新生机。这些都是国家道路上走极端，遗害深远的前鉴。

至于个人走极端，旁观者易清，而当局者则易迷。如已贵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某，却为一己私欲，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复辟帝制。此等把自家居炉火上烤之事，世人皆知愚不可为，而其未必自知的。至于汪某放着党国首脑不做，智昏到粉墨登场上贼船。这岂是一句“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能形容的尽呢？此皆个人走极端致身败名裂的恶例。

对于走极端，中西方都有圣哲不以为然的。孔子倡导“中庸”之道。中者，不偏不倚；庸者，无过无不及。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倡过与“中庸”之道类似的做人做事准则。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对于国家层面，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司马穰苴则说:“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对于个人，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圣哲先贤反对走极端，主张平衡，可见一斑。

当然，反对走极端，并不是鼓励毫无是非原则的做好好先生，糊弄事。无论是做东郭先生，还是做“圣母”皆是不问是非，或不近人情的。孔子对此类人，是深恶痛绝的，指出:“乡愿，德之贼也！”

对于走极端的危害，要以史为鉴。走几步要反思一下:是否走过头了？毕竟我们这个民族，吃这方面的大亏，太多了。今后这几十年，是极其关键的历史时期，更应临深履薄，戒骄戒躁。至于个人层面，随心所欲不逾矩，可也！但切不要以在禁忌处游走，为能事，为乐事，否则就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