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史及学派概要

经济学史及学派概要

何为经济学史？经济学史就是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并寻找规律，在心智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历史。

为什么要了解经济学史呢？首先，如果仅仅根据最近的论著进行学习和研究，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能够反映出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严谨、缜密，怎样深入浅出，都不能阻止学习者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不管哪个学术领域，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和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其次，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历史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得到新的灵感。第三，经济学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不同的事实和问题。仅就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不能忽视经济学说的历史。以下概要地介绍一下经济学史及学派。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形成前期的“经济”观

欧洲文明一直是唯一能让世界其他地区马首是瞻的文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思想观念，以及拥有其他人向往的东西。今天全球所有国家普遍运用的科学发现和科技都起源于它，欧洲文明的最伟大成就应归功于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堪称人类文明的祖先。如果我们去找哲学、艺术、文学、数学、科学、医学以及政治思想的源头，所有这些智识，都会把我们带回到古希腊。在这些文明遗产中，经济分析只是其内容微小的成分，而且并未取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有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标签。古希腊人的“经济”一词，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他们把经济推理与涉及国家和社会的一般性哲学思想糅在一起，很少为经济而研究经济。遗留给我们的希腊经济思想，只能是柏拉图（公园前427——347年）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的著作中能够找到的话语片段。

一、柏拉图与他的《理想国》

柏拉图把他的理想国设想为一个小城邦，其公民数目尽量保持不变。一切经济及非经济活动都是严格规定的。战士、农民、工匠等等都组织在永恒的社会等级之内，对个人的生活实行严格的管制，包括限制个人财富和严格限制言论自由。他的理想国承认领导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的本质应该是一种集体主义生活的理想化设计。理想国的等级制度根源于对某种分工的必要性的认识。他强调的不是分工本身所引起的效率提高，而是由于分工使每个人专做最适合他性格的工作而带来的效率提高。这种对人们能力内在差别的认识值得指出一下。

《理想国》也顺便提到了货币，认为货币是一种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柏拉图反对使用金银，他认为国内货币拿到国外是无用的。

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讨论了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和家庭。他认为人类“自然的”不平等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由于先天的品质，有些人注定被统治，有些人注定统治人。但他也承认有“非自然”的“非正义的”奴隶制现象，例如把战俘一律贬为奴隶时发生的情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中，寻找着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就是一个人的予取必须“相等”，即在参加物物交换或买卖时，当事双方必定有利可图。他认识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不同，并且交换价值是从使用价值派生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货币理论与柏拉图的不同。其内容是说，任何非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都牵涉到货物与劳务的交换。最初这种交换“自然地”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但是需要别人货物的人可能没有别人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常常不得不接受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以便于通过进一步的交换获取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明显可能的方便会诱导人们默契地选择去一种商品作为交换的媒介。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有些商品例如金属，比其他商品更适合这种职能。他谴责利息，视其为“高利贷”。其理由是，货币只不过是交易的媒介，转手之间就增值是毫无道理的。

三、魁奈的《经济表》与重农主义

1.魁奈生平简介

弗朗斯瓦· 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出身于巴黎附近一个地主兼律师的家庭。13岁丧父，16岁外出谋生。学医后回乡作外科医生，成年后得到当时法国医学界重视，被聘为巴黎外科医学会常务秘书。最关键的经历是1749年魁奈55岁时，由于医术精湛先是做蓬皮杜侯爵夫人的侍医，继而成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得以进入凡尔赛宫。在宫廷居住期间经常参与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交往和聚会，热衷议论时政及经济问题。与魁奈交往过从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有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等，经济学界人物如米拉波侯爵、迈尔西埃、勃多、杜尔阁等，他们后来形成了史上所说的重农主义学派。

当时路易十五施行重商主义政策，农民税赋沉重，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在这种背景下，魁奈于1756年和1757年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写了《农民论》和《谷物论》，之后又相继写了《人类论》《租税论》和《利息论》。他在经济问题方面的代表作有：“租地农场主”（1756）、“谷物论”（1757）、《经济表》(1758)、《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1758)、《经济表的分析》(1766)、《人口论》、《赋税论》。

2.魁奈的学说与重农主义

魁奈的经济学说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种不同的秩序,一是“自然秩序”，这是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制定的秩序，是永恒不变的；二是“人为秩序”(即“积极的秩序”),这是人类社会实际存在的状态。

在魁奈看来，流通领域经常为动荡混乱的市场所干扰，而生产领域最不受市场干扰。因此，为了找出“自然秩序”，魁奈把研究的视野由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从而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魁奈认为符合“自然秩序”的生产部门是农业。生产就是财富的生产,生产部门就是能使财富数量真正增加的部门。只有农业部门才会使财富本身增加,而其他经济部门只不过是把各种已经存在的物质因素结合起来,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比如工业把木材变成桌椅,这只是改变了木材的形式，而没有增加财富。再比如商业中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往另一个地方,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存放地点而没有增加商品的数量。

由于魁奈把农业看作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因此他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一再强调，“君主和人民决不要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一切利益的本源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使得商业发展，人口增加，从而维持了国家的繁荣。魁奈认为重商主义给法国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对农业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危害，力主实行重农主义方针政策，特别是主张推广“大农经营”即新生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以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使法国重新走上繁荣富强之路，是贯穿魁奈经济著述的主题。

3.《经济表》简介及其意义

《经济表》最先创著于1758年底,并被魁奈历经8年时间加以改进和完善产生了至少有12个版本。在这部重农学派的集大成著作中，他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全面阐述了重农学派理论。《经济表》是一种用来分析社会收入或支出分配状况的图表,严格意义讲它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或最早的经济模型。《经济表》旨在说明：（1）全部农产品在三大阶级中如何分配才能使再生产正常进行；（2在产品分配中，各经济部门如何相互联系并构成有机整体；（3）农业如何因“纯产品”而成为经济活动和发展的基础。

《经济表》所展示的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及分配的运行过程的简明图示，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有贡献作用的。在经济学尚处于萌发阶段，在法国当时重商轻农的重商主义氛围下，魁奈的《经济表》可算得上是一个富有创见的卓越尝试，其意义体现为以下几点：1.《经济表》中运用了抽象法从而使阐述的主要问题得出明晰的结论。这种分析方法给后人以极大的启示。2.《经济表》把各阶级的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的消费和个人消费，以及把农业与工业，即生产的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看成是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这些在当时是天才般的认识，对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3.《经济表》建议国家减少一些干预，放弃工业法规，废除行会制度，倡导自由竞争。这种不干预工商业的理论，已经体现出了经济自由原则。但显而易见的是，魁奈把农业视为财富的惟一源泉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知识局限性。

四、重商主义及其恶劣影响(待补充)

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

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经济学的诞生

17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从萌发到壮大，荷兰和英国先后发生了由资产阶层推动的社会革命。18世纪中叶起，产业革命使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资本主义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规迸发出巨大的经济能量，分工加深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英国成为了欧洲当时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而且是领先其它国家的工业国。

18世纪50～60年代，英国已经处在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时期。但残余的君主制度和国本（重商）主义政策还阻碍着新兴产业资本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家乡格拉斯哥是这一时期新兴的工业城市之一。18世纪中叶，这里迅速地发展起了纺织、皮革、冶铁、造船等工业，亚当·斯密目睹了这一发展过程，并经常与工商业者接触，参加他们组织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活动，讨论发展经济遇到的问题。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思想家休谟，以其阐述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政治论》、阐述了分工与协作重要性的《人性论》赢得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声誉并深得亚当·斯密的敬重。两人的交往始于1739年，通信来往长达24年之久。亚当·斯密在身处变革时代的创建思考中及在休谟“人性论”的深刻影响下，思想最终凝结成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旷世之作。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

尽管从数千年前起，人们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经济学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国富论》的出版被公认为是经济学脱离其它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开始。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其背后动因的深刻见解，远远超过了前人。《国富论》深刻地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阶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全面地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必然性，开创性地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

《国富论》是当时公共政策的争论中反对国本（重商）主义的结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反对政府干涉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富论》的出版在英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富论》为随即兴起的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及社会生产组织方式，英国人用它来推动自由贸易，建立全球市场。

自《国富论》出版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家相继生成。经济发展的步伐一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前迈进。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生活方式、生产技术都发生了持久而意义深远的变化。

二、古典经济学派其他代表人物

古典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所有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其创立以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标志。

如前文所述，《国富论》把经济学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体系。首创性地揭示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其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古典经济学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发明、创造并捍卫了资本主义。

1.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一个从未有进过大学的富家子弟，曾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21岁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25岁时已拥有200万英镑财产。1799年偶然阅读了《国富论》，从此对经济学发生兴趣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1817年他出版了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上做出了贡献，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他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亚当·斯密的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

李嘉图对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他发现了经济学中最伟大的定律之一——比较优势原理，从理论上宣判了保护主义的死刑，标志着自由贸易理论走向新的时代，而这一点直到如今它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环。

李嘉图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决定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的这个观点，与其亚当·斯密不同，他将劳动价值学说贯穿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包括收入分配学说、货币学说、国际贸易学说等。李嘉图对劳动价值学说的阐述，是从评论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开始的。在对亚当·斯密表示了应有的敬意之后，他对《国富论》中包含的劳动价值观点以外的价值理论给予了批判。但他的批判从逻辑上无法构成对斯密价值理论的否定。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后来都看到了雇佣制度之后，商品的价格不再围绕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量波动这一事实。由此，具有高度历史观的亚当·斯密转向了他的第二种价值论，而李嘉图则没有能力说明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这导致了李嘉图学派在19世纪20年代的解体。

李嘉图还过多地将注意力投向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方面，他认为工资由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李嘉图为了论证所谓的“阶级利益对立”而做了很多错误的推导。这种思想后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在脱离经济学范畴的方向上走得更远。

2.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一个土地贵族出身的牧师，曾在剑桥学习哲学。后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去世。 他的主要著作：《人口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定义》、《价值尺度》等等。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大自然的法则要求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之间要保持平衡。因此当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增加而发生不平衡的时候，自然规律的作用必然会使迅速增加的人口受到抑制，使其恢复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自然规律的抑制就是饥饿、战争、疾病、贫困减少人口；而人类预防性的抑制即道德的抑制，就是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

马尔萨斯认为私有制是保持人口增殖同生活资料增加之间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是发展人类能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性的最良好的制度。因为只有财产私有制，使人们担负养育自己儿女的责任，才使人们自我克制不至于生育过多。如果实行财产公有制，人们虽然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但人口生殖会很快地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公有制便会迅速地瓦解。马尔萨斯正是以这种论断来反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不乏一些偏见和值得纠正之处，但是人口原理却因为他的提出而受到了广泛关注，促使人口科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前经济理论视角还没有突破人口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范围，而到了马尔萨斯，经济学家才开始将自己的理论视角扩大到了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这无疑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尔萨斯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他的《人口原理》直到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影响。

马尔萨斯的地租论是从他的人口论引申而来的。他认为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然增加，人口增加必然增加对生活资料的需要，对生活资料需要的增加必然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如果要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提高，就要限制人口。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地租必然增加。他认为地租不是垄断价格的结果而是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结果。

马尔萨斯关于价值理论的主要著作是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的价值理论是为了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与李嘉图长期的论辩过程中他抓出了许多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和逻辑漏洞。李嘉图不能解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只得宣称生产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是一种违背通例的例外。马尔萨斯毫不费力地论证了李嘉图的例外恰好是通例，它们的一致才是例外。马尔萨斯指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多量劳动与少量劳动的交换。由此他推论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等于它本身的价值加上一个超过额即利润，即利润在交换中产生。马尔萨斯进一步指出资本家的利润是由“不生产的消费者”付给的，依靠他们的购买和消费，资本家的利润才可能实现。由此他主张必须使消费者有足够的购买力以购买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以实现资本家的利润。如果“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不能全部售出，社会商品的总价值就不能实现，就会出现生产的普遍过剩，出现经济危机。为此他反对过快的资本积累和盲目的生产扩大。

3.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出生在法国里昂一个大商人家庭，早年经营商业，后去英国受商业教育。从1830年起一直担任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之前多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于1803年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

萨伊对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如下：

1.加速了古典经济学在欧州大陆的传播和发展。

英国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祥地，因此它成为工业化发展最迅速，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沃土上孕育出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限于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英伦三岛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理位置影响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向欧洲大陆的传播。是萨伊首次以清晰的条理结构对《国富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使得诞生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即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得以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萨伊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概论》被译成多种文字，之后多年被作为经济学教材。欧美各地的许多人都是经由萨伊了解古典经济学的。

2.完善了古典经济学体系

萨伊使得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成为更加条理化的系统经济理论，在许多方面使其更趋完善，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一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提出了“三分法”；其二在生产理论上提出了“三要素”论；其三在分配理论上提出“三位一体”论。“三分法”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詹姆斯穆勒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将交换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扩展为“四分法”，这种划分明确了之后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3.创造性地发展了古典经济思想

萨伊对财富及生产的萨伊式定义，对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规律的萨伊式揭示，都是极富创造性的伟大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对之后的经济及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一为“无形财富”与“创造效用”的理论；其二为“生产会给产品创造需求”的理论。

萨伊认为：“生产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来使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各种物质适合于满足人们的需要”，“生产并非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指出产品及财富的一部分一经生产出来立即归于消灭，所以提供无形产品的医生、律师、艺术家也是生产者。这就是今天在“创造效用”的服务业最初进入经济理论时的阐述。如今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服务业从业人员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事实证明了萨伊创见的合理性与前瞻性。

萨伊对供给与需求之间均衡规律的揭示是自由经济思想的灵魂，它的光辉后来被凯恩斯诡辩把戏的迷雾给遮蔽了，只在偶尔的历史机会中展露它的光芒。萨伊说：“生产会给产品创造需求”，该理论的三个论点是：产品本身能刺激自己的需求；市场存在自我调节作用，普遍性产能过剩现象基本不可能，供求失衡只是暂时性的；货币仅仅是发生交易时的媒介，商品买卖不可能脱节。所以社会的需求总是等同于总的供给。这个论断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不断翻番，世界财富总量增长了上百倍。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剂、转基因产品、电脑、手机等等等等，一系列过去不曾有过的新产品不断生产出来，传统产品的数量、种类、样式也在不断增长、更新，以上种种绝大多数都在市场上实现了其价值。这足以证明“生产会给产品创造需求”是不可否定的经济学事实。

第三节  经济理论的“边际革命”

一、劳动价值论的破产与历史学派的围攻

从1820年到1830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李嘉图理论的斗争，出版了一系列具名和匿名的小册子或著述，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社会现实尤其是资本利润的存在，这场争论最终宣告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古典经济学遇到的挑战不仅来自于自身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否定古典经济学的论说也接踵而来。马克思主义者们以“阶级对立”理论为出发点而完全无视学理逻辑地指斥整个经济学都是“资产阶级”的自我辩护，而相对较早些来自于德国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则是从方法论与适用性上的根本性否定，即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古典经济学解释国家差异性的能力完全不认同。历史学派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主张“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反对以个人为起点的研究方法，主张从民族的特点出发去建立国家经济学；反对自由贸易，主张国家干预；否认普遍的经济规律的存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民族性，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还认为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上，忽视了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的作用。

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混淆了理论学、历史学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区别；混淆了经济理论的历史性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之间的区别；在方法论上缺乏概念的抽象和理论分析，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

二、“边际革命”对古典经济学的重构

边际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二十世纪初，相继二、三十年。边际革命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的完美取代；二是以边际分析方法入手改进或重构了古典经济学。

“边际革命”的第一项成就是边际效用理论在价值论方面的完美解释力。“边际”概念是在修补“效用价值论”缺陷的探索中被发现的。提出“效用价值论”的萨伊首先把客观的、物质的、固定的价值及其衡量观念颠覆了，代之以主体心理感受的效用概念，这个颠覆性的创见已经奠定了边际契合效用的主观价值论基础。边际效用理论成功解决了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难题。

边际效用理论认为，物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是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人对物品的欲望会随着不断被满足而递减，如果供给无限则欲望可能减至零甚至厌恶的状态，即物品的边际效用随着供给持续增加，会相应地随之减少直至消失即价值为零。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物品价格不变，则某一物品的价格只由该物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边际革命”的第二项成就是对经济学方法的系统化改造。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论述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法。边际分析就是增量分析，即分析自变量的变动所引起因变量的变动情况。从数学上讲，边际量即是总量函数的一阶导数，这与当时数学中微积分理论的发展成熟密切相关。边际分析成为经济学方法的这一变化，使得抽象的“经济人”概念被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独立个人；使得经济学研究目标从社会生产关系转换为个人消费心理；使得面向供给的总量分析转换为面向需求的增量分析。“边际革命”导致了那些基于假设的、客观的、可证实的原理与那些取决于价值判断和哲学态度的原理相分离；同时也导致了作为经济分析基础的各个基本假设被清晰地阐明而不再如之前那样隐含于背景之中。

三、边际革命的先驱与代表人物

1.边际革命的三个先驱者

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1801—1877年)，法国经济学家，是第一位描绘出需求曲线的经济学家，他对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价格的分析，以及其建立的完全垄断和双寡头垄断数学模型，使他赢得了数理经济学派鼻祖的荣誉。古诺定义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概念，并利用这两个概念，分析了垄断厂商是如何获得最大利润的。他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了把价格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时，企业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不过他的开创性工作未被他的同代人所理解，直到后来杰文斯等发现了他的著作，才继续了他的研究。

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1810—1858年），德国经济学家，是第一位提出较完整的以消费主观感受为基础价值论的，是边际效用理论的主要先驱之一。1854年，戈森闭门4年创作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终于出版。他的著作的遭遇比古诺还糟糕，问世后仅售了有限的几本，这与他曾希望该书流传于全世界的愿望相差甚远。戈森在失望与痛苦之余，去世之前要求停止发行并销毁余书，以致该书曾长期下落不明。这与当时德国历史学派占据主导地位有直接关系。直至19世纪7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和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发现，才肯定了戈森学说的价值与意义。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言中（1879年），详细介绍了戈森的思想体系，并承认这些观点是先于自己。自此之后戈森的理论才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戈森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定律，一个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一般称为戈森第一定律），另一个是边际效用平衡律（一般称为戈森第二定律）。戈森第二定律构成消费者需求分析的基础，对于边际革命的贡献很大。他较早地在经济学中应用了数学分析方法，而且实际上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尽管他没有明确做出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结论，然而却为后来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约翰·冯·杜能（1783—1850年），德国经济学家，是第一位对经济地理学进行开拓研究的学者，也是提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一人。他虽然比古诺和戈森受到的冷落要小些，但是作为三栖的经济学家，他依然是一位被忽视的天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处于德国历史学派统治时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纯理论的经济学家，当然要受到冷落。杜能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了进一步阐述，不过杜能对边际革命的最大贡献还是他提出了一种资源使用的边际生产力理论。

2.边际分析方法的三个创立者

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于1871年发表时，仍然没有得到同辈人的关注，直到20年后，他被认为与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一道进行了一场“边际革命”时，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和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杰文斯把财富、效用、价值、供给、需求、资本、劳动等经济学概念都用数学来衡量，所用到的最基本的数学工具就是微积分，这使得杰文斯成为经济学“边际革命”和经济学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除此之外杰文斯主张用统计法和演绎法来分析经济问题，他试图将纯经济理论和经验统计材料结合起来，为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杰文斯从效用理论进而发展出劳动、地租和资本等理论。杰文斯通过数学推导和论证得出的效用相等法则交换理论，后来被发展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消费行为理论”。杰文斯把劳动计量为一种厌烦的增加(负效用)，认为只有收入的效用超过劳动的负效用劳动供给才会增加。他对劳动供给曲线图形进行了描述，并用数学公式给出了“均衡”条件，而这一劳动供给理论被誉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均衡体系是经济学家所写的不亚于理论物理学成就的唯一著作，书中所提供的效用理论的资料，其质量之高、范围之广，远非以往许多片面的讨论材料可以比拟。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奥地利人，克拉科夫大学法学博士。1871年31岁的门格尔完成了被视为奥地利学派不可动摇的基石的理论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由此声名鹊起。门格尔理论中最具革命性特点的是他与杰文斯、瓦尔拉斯一道发现了边际效用原则。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主要把边际效用看作某种数学概念，而门格尔感兴趣的则是说明人们的主观评价是如何使竞争性的市场发现过程运转起来的，市场价格及其他市场现象是如何作为这种主观评价过程的无意识的结果而形成的。门格尔认为，价值的衡量完全是主观的，与古典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成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仅认为价值是主观的评价，而且认为价值的度量也是主观的。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知识来源于先验而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归纳。经济现象是有规律的，理论的任务就在于提供超出直接经验以上的认识，建立永久性、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因而经济学研究只能应用抽象演绎法。

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法裔瑞士人，曾作过新闻记者、银行经理人员、杂志编辑等。19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学，1870年被聘为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成为以“洛桑学派”著称的经济学学派开创者。其代表作《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以一般均衡分析开创了现代经济均衡分析的先河。该著作首先创建出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然后由简至繁一步一步地构建出一般均衡的理论体系，成功地完成了“无形之手”的形式化表述和理论论证，其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是无以伦比的。资源与物品的稀缺性概念也是由瓦尔拉斯首次提出。

第四节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代表人物

一、新古典经济学形成及影响

由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破产，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创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与均衡理论体系，使得古典经济学可在全新的理论架构上获得重生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重新阐释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待补充)

二、“剑桥学派”与马歇尔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人，英国“剑桥学派”即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于1861年考入剑桥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留校任教，教数学，之后转向研究经济学。1877年至1884年先后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牛津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885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退休。马歇尔对有些人来说仿佛是个教主，他几乎使得整个年轻一代的英国经济学者都成了他的学生或追随者。他创立了一个真正的学派，其成员依据一种明确的科学推理方式来思考问题，并以他自身的凝聚力，加强了这种结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讲座的继任者皮古和皮古的继任者罗伯逊，以及凯恩斯等，就是用他的学说组织起来的。后来，凯恩斯显然背叛了马歇尔的学说思想。

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出版，被一些经济学家看做是与《国富论》齐名的“划时代”著作，他作为将古典经济学推向新时代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为经济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古典经济学与“边际革命”以来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融合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理论于一体的，以局部均衡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相当完整的折衷主义经济学体系。马歇尔直接将他的教科书命名为《经济学原理》，标志着经济学的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转变的完成，使得经济学从此脱离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羁绊，成为依据自身规律而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

马歇尔将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或工具引入经济学，创造性地使用了诸如局部均衡分析法、边际分析法、连续性原理等多种研究方法。如果说瓦尔拉斯对“无形之手”作出了“一般”的论证的话，那么马歇尔则在“局部”构建了“无形之手”的精密部件即“均衡价格论”以及它的相应组成部分，从此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对“价值”的关注被“价格”所取代。马歇尔借鉴使用了许多新发明的重要经济学概念工具。在《经济学原理》中几乎随处可见经过他集成后的概念及图表，诸如库尔诺的“供求曲线”和“需求弹性”、杜皮伊的“消费者地租”等。

第五节  古典货币数量论与代表人物

⒈货币数量理论概述

货币数量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1752年大卫·休默发表的《论利息与货币》一文就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李嘉图、萨伊、穆勒、费雪、马歇尔、皮古等人都是货币数量论的追随者。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货币数量的功能之一，是用货币数量的变化来解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即货币数量论是关于货币流通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数量关系的理论。

货币数量论认为，⑴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小由一个社会的支付习惯、制度、结构等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单位的收入和支出的频率及规律性，基于货币交换或物物交换的收入和支出的比重，人们更多的使用转账和信用卡交易，还是更多的使用现金或支票来进行交易。由于这些因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可以被看作是常数。⑵在短时期内经济社会使用不变的资本存量和不变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⑶经济通常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平。

于是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是：

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同向同比例变化，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原因。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中性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只影响宏观的名义变量，如名义的国民收入、名义利率和价格总水平，而不影响实际变量，如就业量、实际产出和实际利率。这种观点被称作为“货币面纱论”。

货币数量论认为，在经济活动中货币只充当交易媒介，只是方便交易的一种手段，如果不花费就应该储蓄和购买资本品(投资)，否则就不会有利息。由于人们是行为理性的，人们不会无息地窖藏货币。因此，⑴货币就完全的处在积极地流通过程中；⑵货币数量的增减不会改变利息率，从而不会改变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平衡，更进一步地，货币数量的增减不会影响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

货币数量论的缺陷是：⑴它认为利率对货币需求没有影响；⑵它把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单向、简单的数量关系。

⒉货币数量论的费雪表达式和皮古表达式

古典货币数量论主要有两种表达式：

交易表达式：MV=PT

现金余额表达式：M=kY=kPy

式中：

M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或货币供应量

V 是货币流通速度——在一定时期单位货币周转的次数。

P 是价格总水平或交易的平均价格

T 是一定时期的交易量或用货币进行物品或服务交易的次数

k 是V的倒数

y是名义的国民收入或总产出的货币价值

交易表达式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雪于1911年在其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的；而现金余额表达式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皮古于1917年在其《货币的价值》一书中提出的，这个表达式的理论依据是马歇尔的货币数量理论。

从分析方法上来区分，费雪的交易表达式使用的是一种宏观视角的总量分析，它试图在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总水平之间建立一种数量关系；而现金余额表达式使用的是一种微观视角的边际分析，它要说明的问题是当居民和厂商需要用现金进行交易时，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现金持有量。

费雪是第一个对货币数量论作出系统阐述的人。他的贡献体现在于把直接影响物价变化的各个因素归纳在一起，进一步赋予特定的内容，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恒等式上升到一种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货币数量论，虽有一些理论上的不足，但仍然为后来的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六节  五花八门的各种修正式学派

一、制度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⒈制度学派简介

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该学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并以此得名。说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这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而言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所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他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也不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后果。他们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从而阐明规律性并无普遍的意义。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它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被用来概括若干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方面有所相似的经济学家。虽然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被公认为制度学派的奠基者，但是他们也没有统一的经济观点。凡勃伦把社会学应用于商人的经营信条，米切尔关注的是统计资料的分析，康芒斯则以法律为基础对经济体制进行分析。这与之前产生的古典经济学派、当时的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三个人的著述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很难说究竟哪一本著述概括了制度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而成为本学派的“经典作品”。

以下五个方面是这个混合学派的共同理念或主要信条：

（1）整体主义的视角。反对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坚持认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把它分割成互不相干的部分进行研究。

（2）进化主义的方法。认为各种社会制度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演进的方法才是经济分析的正确方法，这种达尔文主义的演进方法与追求均衡、寻求永恒真理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3）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总是强调所谓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即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

（4）痛斥主流经济学。不满意主流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对19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不屑一顾，坚持认为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苦乐主义的分析方法将经济学引入歧途。

（5）主张自由民主改革。不同意当时处于主流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政策，不相信不加管制的市场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收入的公平分配。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缺陷和弊端。

⒉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凡勃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注意力囿于一些狭窄的偶然现象，并且拒绝对经济活动发生在其间的广阔文化环境进行理论上的探究，试图通过理性、自利、最大化等行为来解释一切，但是实际上，这种非历史的和过分简单的观点，什么也解释不了。在凡勃伦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有能够领会演化分析方法的精髓，错误地将经济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均衡”体系，没有给“变化”留下任何空间，全能的“无形之手”背后，其实是对真实世界的逃避。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人不过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而已，他们具有完全的理性，能够迅速而理智地做出选择，而这些模型在凡勃伦看来，是完全不现实的，也没有任何用途。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方案，凡勃伦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任何真正的理论，只是使私人产权和财产合理化的一个辩护的假设而已。对于增长这样重要的问题，凡勃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无能为力，除非它把增长看做是大小、体积、质量、数目、频率方面的变化。因为对于凡勃伦来讲，“持续不断地发生的结构深化”才是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重要事情。 对于凡勃伦的研究方法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差异，也许凡勃伦的传记作者索厄尔的评价不无道理：“凡勃伦希望经济学所做的那种研究不同于在他之前的任何经济学研究，也不同于他之后的经济学研究。这种研究是要发现经济模式发展变化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和结果，这种经济模式变化，如从渔猎社会发展到了农业社会，从手工业到工业大生产。很明显，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凡勃伦批评他们提出了种种错误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他们所提问题的错误回答。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了不少挖苦话，也提出了很多格言警句，这些后来都被其他人用于对经济学进行更彻底也更天真的攻击。”

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与影响

⒈凯恩斯、《通论》及他的宏观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出生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内维尔是剑桥大学的行政管理员，母亲佛罗伦斯是剑桥纽纳姆女子学院早期的毕业生，也是剑桥的第一任女市长。他父亲的导师马歇尔对他的儿子的数学才能产生兴趣，遂将凯恩斯又收为弟子。之后作为剑桥学派的一员凯恩斯曾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财政部任重要职位，承担决策的最终责任。战后的1919年初，他以英国战时政策负责人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为英国首相提供谈判策略方面的建议。以经济学者身份而饱尝权力滋味，对公共经济政策予取予求，这样的经历是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形成原因。凯恩斯是感受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冲击的思想者之一，所以当物理学开始质疑绝对时间的必要性，作家们开始质疑叙事结构，作曲家开始质疑调性的和谐是否必须的时候，凯恩斯为什么不可以质疑经济学思想的灵魂根基呢。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迎来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到1923年7月，英国共有110万人失业，占总劳动力的11.4%。这时凯恩斯作为曾追随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弟子开始背叛他的导师，大力宣扬起自己的主张：政府应当积极出手使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干预经济，责无旁贷地直接聘用工人从事修路等公共工程项目。凯恩斯在他的一篇“失业需要大力补救吗”的文章说：“治愈失业的终极举措是拿出1亿英镑来，用在公共住房、兴建道路、改善电网方面”，他写道，“让我们大胆地尝试这一思路吧，哪怕有些项目最终会失败，这很有可能”。凯恩斯立场坚定地认为，公共开支必不可少，浪费一点是“小恶”。“依靠住宅投资，哪怕它推行得不那么明智，哪怕它一掷千金，”他写道，“即便是构思最糟糕、用度最奢侈的住房计划，最终也能给我们留下一些房子”。凯恩斯对纳税人的钱毫不在乎的态度，使得我们想把他与今天的凯恩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想法化为泡影。

20世纪初可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事情是两个重要人物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论争的焦点说穿了就是经济学理论究竟是保持为市场社会学说还是转变为政府行为学说，这场论争在经济学界乃至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争直接导致针锋相对的两部巨著产生，一部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另一部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虽然两部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影响力巨大，但前者连行内专家都少有读得通的人，这点很像马克思的《资本论》(信奉其主义者大多却未读其原著)；而后者却畅销世界几近脍炙人口。论争的副产品是诞生了两个世纪名人级别的人物：凯恩斯成为了一个只要学经济学就绕不开的人物以及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乏盛赞及拥戴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哈耶克也成为了继亚当·斯密之后市场法则自由经济的捍卫者领袖，并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与古典经济学思想彻底决裂的姿态创立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它是一个完全脱离原有经济学概念、原理和分析方法的货币理论架构，仅以就业问题入手使用货币及金融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个人自创学说，其分析方法是“总量”式的，如总收入、总需求、总供给、总投资、总消费、(总)就业率、物价总水平等等总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这就是被一些人们称之为“经济学革命”或“凯恩斯革命”，使得宏观经济学诞生的一部巨著。宏观经济学从诞生初始就没有被证伪的可能，因为它的基础学理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无从得出有被证伪可能的逻辑命题。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又颇为相似。

《通论》是一本被世人公认的逻辑混乱、晦涩难懂的著述，如果这本著作不加上作者的名字，你一定会认为它是“半路出家”的李嘉图或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所写。当代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就曾直接承认说读不懂《通论》，并回忆说：“在该书出版后的一年半载中，在麻省—剑桥(这里指哈佛、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汇聚的地方）没有人真正懂得该书的内容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说过读不懂它，并在他的《经济解释》第一卷中评论道：“凯恩斯的《通论》(逻辑)也是模糊不清，所以该理论的某些重要部分，没有人敢夸言曾作验证”。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妨碍凯恩斯以《通论》为武器向世人宣布他的结论：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才能发展经济。

⒉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现实境况

大陆出版的经济学教材，作者杨志龙写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在介绍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时是这样写的：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危机，各国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面对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和生产过剩，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 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之前，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皮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出发，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部可以自行调节的“美妙”机器，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完全能够保证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保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得到最大的满足。但是，新古典经济学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这种隐瞒真相扭曲事实的说法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一些国外人群中也颇有市场。而事实的真相是，所谓的“经济危机”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手造成的战争创痛与恶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年年中，结束于1918年年底，是一场主要战场在欧洲，但波及全球的大规模战争。数千万军人战死沙场，还有800万人“失踪”，2100万人受伤，近700万平民罹难。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不是死了，就是成了残疾人。战争使参与各国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805亿美元(按当时的币值)，间接经济损失大到无法估量。战争中英国死亡人数为662083人，失踪和被俘140312人，1644786人负伤，战争使英国的劳动力损失严重。战前的1913年度英国政府总收入由税收与非税收入两项合计达到188802000英镑，总支出为188622000英镑。而战端一开，英国财政支出迅即升为12454百万英镑。整个战争期间英国税负超重，同时物价上涨，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很多家庭破产。而战后物价开始回落恢复正常时，战时留下的高额税率又给人们带来比战时还沉重的负担。这些使得国民经济失血的事实属于看得见的战争创伤，而看不见的战争破坏是社会经济机能的坏死与市场秩序的衰败。战争使得英国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路上狂奔，所谓垄断资本主义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对国民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政府规模膨胀，增设了劳工、外贸、粮食管制等十三个部委，还有农业局、商业局等许多机构。不仅把包括铁路在内的民营企业收为国营，还另外出资开办了近四百家国营企业。这时的英国哪里还有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自由经济的样子？哪里还容得下市场无形之手对经济起恢复平衡的作用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经济危机，不把板子打在政府身上，反倒指责自由经济，虚构“市场失灵”的谬论，这根本不应该是一个懂得经济学原理的人所应做出来的事。

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乃至接踵而至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到目前为之从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能够预测到，也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敢说自己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为深陷大萧条中的欧盟各国经济找到复苏的药方。自2009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已经相继采取了数次量化宽松政策，银行的借贷利率也一直被人为压低到几乎接近于零，但到目前为止，似乎种种凯恩斯主义的恢复经济复苏的药方全失灵。再看中国，自2008—2009年世界性经济衰退以来，中国政府决策采取了极端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但在财政政策上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而且在货币政策上实际上催生了30余万亿元的银行贷款，到2011年年底中国的贷款余额已经是GDP总量的123.4%。多年来中国央行人为地压低利率，使利率大大低于可能的“自然利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结果导致“铁公基”和各种高资本化的生产项目盲目上马和极度扩张，地方政府和企业负债累累，以致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就有一些盲目扩张的企业资不抵债而“跑路”。2012年之后，鉴于诸种宏观经济指标均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行，中国政府决策层目前似乎又要来个四年中的第四个180度的货币政策转向，欲再次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阻止宏观经济下滑……直到2016年M2余额已达139.23万亿，M 2增速达13.3%，经济却仍在继续下滑。凯恩斯的理论在事实面前已经无可置疑地破产了。

三、(待补充)

第七节  经济科学的诞生与先验演绎体系

一、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由来

奥地利学派是由“边际革命”三杰之一的卡尔·门格尔创始的经济学学派，从门格尔1871年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算起已历经三个世纪140多年。该学派主要是以方法论立场作为其主要区别性特征的，甚至“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都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斯塔夫施莫勒因轻蔑身为奥地利人的门格尔而送的帽子。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立场是在与德国历史学派论争的过程中澄清和形成的，当时德国历史学派主张方法论集体主义，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奥地利学派则反对加总式分析，主张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价值论，直至主张只靠内省和先验推理；德国历史学派反对一切抽象演绎推理，主张只靠统计和历史分析，奥地利学派则干脆说所有经验研究都不可用。这使得奥地利学派与十九世纪以来的各个流派的诸多基本观念之间都有着不小的差别，比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学派（洛桑学派），杰文斯的数理学派，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等等。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社会学或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研究的是人类的意识（有目的）行为，而非自然界物质及现象，因而应有其自身的方法体系，决不可以是“非目的论”的和“实证主义”的。当然，奥地利学派继承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强调最好的社会秩序是自发秩序，反对干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地利学派是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后裔，它革新的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概念。与之相反，一些新经济理论的发展反而常常与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根本立场相背离，转向宏观调控和制度设计，相应的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在技术上追求数学的计算和证明。

当代经济学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些过分强调数理模型，经济学论文充斥着无数难以理解的数理、计量、实证模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象牙塔中的数字游戏”，公众都望而却步。奥地利学派的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路径降低了经济学的门槛，有助于消除大众对经济学理论的这种陌生感，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

1.奥地利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

卡尔·门格尔、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欧根·冯·庞巴维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穆瑞·罗斯巴德

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

⒉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与经济思想

　　奥地利学派是属于“大众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他们采用基于人的行为因果解释的哲学分析方法，避免了诸多晦涩难懂的经济数理模型和大量的计量回归分析，从而拉近了经济学与大众的距离。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很少用高深的数学和模型来分析经济问题，他们的论文一般不发表在经济学专业杂志上，而是大都以书籍出版或者网络文摘的形式展示出来，其读者除了经济学专业人士，还有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和普通公众。

　　其实，奥地利学派意味着一种理念，他们传递给公众的与其说是经济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经济自由理念和经济分析方法。奥地利学派认为，人是活在时间过程中的，人的行为是面向未来反思过往而对现在的状况作出适时调整的过程。未来的不确定性（即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是每个行为人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一切行为都是基于对可能结果的预期，而不是对未来的了如指掌。为了更好的行动，人类必须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结果进行评估，但是这种评估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一组事件的概率（频率）评估，而只能是米塞斯所言的“事件概率”的估计。他指出人类行为是独特的事件，并非一系列抛硬币般的重复试验，事件概率指的是一种定性预测，也就是说我们了解其中某些因素，但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并不了解（即人不是万能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只能从已了解的因素上判断将来可能导致某种结果，这是一种基于对因果关系的有限了解或理解所作的定性预测。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那些已经了解的因素，把握那些可被确定的结果，即作出定性预测（譬如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增加，价格会上升）；而不可预计的则是对结果数量方面的定量预测（譬如价格到底上升多少无法预测，因为实际市场环境是千差万别的，甚至与天气、战争等有关）。因而，奥地利学派反对经济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反对计量模型的滥用，也反对将人的行为塑造成纯理性的数理模型（因为行为人也会犯错的，譬如生产者会受到错误的利率信号引导，进行错误投资）。

　　米塞斯认为，社会学尤其是经济学，不可能被建立于自然科学意义的经验之上，社会经验是历史性经验。尽管所有的经验均是关于已经逝去的某种事物的经验，但是社会经验与构成自然科学基础的经验截然不同。自然科学之成就所依赖的经验是实验的经验，实验中可导致变化的不同因素可以相互隔离开来分别进行观察。变化的可控制性使得实验人员可以为任何一种结果找到其充分的原因，而社会科学从来不能享有只让一个变量变化而控制其他变量不变以观察变化之结果的便利。实证主义者幻想社会和历史是拥有一个带着统计机构的经济学实验室，这是错误的。统计学所提供的材料是历史的，这意味着是各种力量复杂作用的结果。正如米塞斯所说：“经济学中各个量值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因此所有可确知的数据都是变量，或换一种说法，皆为历史数据。数理经济学家反复说，数理经济学的困难在于变量太多。事实是，困难在于只有变量没有恒量。而在没有恒量的情况下来谈变量是无意义的。”——《理论与历史》。

米塞斯提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行为”这一基本概念。他说，“在把握这个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就把握了价值、财富、交换、价格和成本等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行为的概念中必然蕴含着上述这些概念，而且与这些概念伴随在一起的，还有价值的评估、价值的范围与重要性、稀缺与丰富、利与弊、成功、利润与亏损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和范畴如何从基本的行为概念出发推衍、并逻辑展开，同时证明它们之间的必然关系，这就构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一研究思路被米塞斯称为“先验的行为学理论”研究方法。

　　奥地利学派认为，任何经济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特殊的经济目的，不外乎满足一种需求或者说消除某种不安逸的状态，如购物是为了满足一种吃穿住行的需求，旅游是为了消除紧张的情绪，投资是为了保值增值。而这种需求和目的是个人的、主观的、分散的（因为社会上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只有参与市场行为的本人最了解自己的行为目的，最清楚自己所处的即时经济状况（因为社会经济环境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尊重市场行为者本人的意愿、相信他能为自己作出最好的经济决策，这被奥地利学派称为“消费者主权”。这也是奥地利学派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主观主义”，即经济学分析应该从个人行为中去寻找经济现象的因果解释。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表达消费者主权、最能及时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机制。市场中成功的企业家就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卓越者，他们最能抓住市场机会，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最为警觉（称为“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产资料私有条件下分工合作的社会制度，每个人为他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但每个人的行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满足别人的需要。市场不是一个地方、一件东西或一个集体的存在，而是一个过程，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在分工合作的行为互动情况下形成的（称为“市场过程理论”）。决定这个市场的力量，是这些人的价值判断，以及这些价值判断所指导的行为。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大萧条的根源在于信贷市场的信用扩张，突然新增的货币供应量改变了原有的货币需求关系，导致市场利率不能准确反映人们的时间偏好和相应的风险成分，利率降低将导致许多本没有盈利可能的长期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从而进一步拉长了生产结构，在信用扩张的初期表现为繁荣，这种繁荣的持续只能靠进一步的信用扩张才能维持，而当信用扩张一旦停止甚至紧缩时，原来被误导的错误投资就会“水落石出”，演变成大萧条景象。罗斯巴德在一篇题为《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的论文中，将货币扩张导致经济周期的过程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用扩张带来虚假的繁荣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货币发行者信用扩张的内在动机，导致物价暂时性的上涨，公众期待物价下跌而增加对货币现金余额的需求。结果，价格上涨比例常常低于货币供给的增加，而货币当局变得更加大胆，尤其对于面临各种财政压力和经济困难的政府来说，这是一剂万能药：向经济注入更多的货币，而价格仅仅略微上升！因此，货币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然而，公众的预期和对未来经济的看法终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到了“逆转”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的公众会意识到价格不仅不会下降，还会继续上升，所以他们会减少现金余额的需求，似乎处于流动性过剩的阶段。这时，价格上升开始快于货币供给的增加了，而增加货币供给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危机”的转折点也快到来了。通货膨胀也就是第三阶段即为失控的阶段：货币崩溃。公众惊慌失措的争相购买价格飞涨的实物商品，对现金余额的需求急剧地降为零。

　　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我们平常所说的“繁荣”充斥了浪费和错误的投资，当消费者重新确立符合他们要求的投资消费比例时，“危机”已近在咫尺。事实上危机时期是经济对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作出调整的时期，并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有效市场服务体系，这种调整包括清算导致浪费的投资。简言之，萧条是一个恢复过程，所以萧条远不是充满邪恶的灾难，在繁荣带来了扭曲之后，萧条使得经济重回正轨，这是必要而有益的。

　　因而，“使得经济恐慌出现的，是市场的民主过程”，因为消费者对生产者所做的错误投资表示不赞成，他们的不赞成表现于他们的行为——不购买。消费者的态度逼得企业家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所谓的萧条就是这个清算的过程——清算市面繁荣期所犯的错误，而重新恢复到消费者的愿望的正轨上来。正如美国金融危机，在美国金融宽松监管的情况下，银行系统不断降低放贷条件，为了贷款创造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给市场中不断增加信用手段，从而创造了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到一定阶段消费者无力还贷，则会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对金融部门在房地产行业投资行为的不赞成（这种不赞成不一定是心理上的，而是基于经济实力的真实购买力来说），因而引发次贷危机。

　　然而，在公众和政府眼里，为什么更受欢迎的不是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而是凯恩斯扩张主义政策呢？这主要跟两派理论观点的区别有关：第一，凯恩斯关注短期，而奥地利学派关注长期。凯恩斯曾说：“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第二，凯恩斯更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而奥地利学派更注重消费者主权和经济自由秩序，反对政府人为干预。第三，凯恩斯忽视资本理论、利率理论，主要从需求不足角度来阐述经济危机，而米塞斯更注重资本的供给方面，主要从生产结构和企业家投资角度来分析经济危机的过程。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受眼前的痛苦，过于夸大眼前的危机程度，希望政府采取强力措施来缓解眉睫之困，而政府正好抓住公众的这一短视心理，来推行短期见效的货币扩张政策，缓解当期政府的社会压力，长期的经济问题则留待下一届政府或“更聪明的后人”。

⒊奥地利学派在历史现实中的表现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奥地利学派一直是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反对集权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在前苏联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不久，那个年代大部分思想家都相信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新时代的标识，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潮”，只有米塞斯从“经济计算”的角度（1920年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提醒人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失败：在生产资料公有、产品生产和供给都由中央计划者决定的前提下，以货币表示的市场价格无法形成，那么，所有关于利润和亏损的经济计算将变得不可能，最终只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滥用、计划的无效率、物资和商品普遍的匮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当所有人都为斯大林社会主义集权体制喝彩的时候，哈耶克却在理性地分析之后疾呼：那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哈耶克总结了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他认为导致计划经济失败根深蒂固的两个原因：一是“知识与信息”的问题，由于社会中到处都是私人的、主观的、分散的、隐藏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无法通过计划体制有效地传达到中央计划者那里，所以计划者无法作出有效决策；二是“目标不一致”问题，由于各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先后次序或重要性排序的目标序列，计划者所选择的目标只能是武断的，因为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目标。因此，在“分散的、隐藏的知识与信息”与“社会成员目标不一致”的现实情况下，计划者在计划的目标选择上不可能协调所有社会成员，在计划的手段上也不可能有效利用那些分散于社会中的私人的主观的知识和信息，所以中央计划者无论在计划的目标选择还是手段选择上都是无效的。这无异于“一个不熟悉航海术而在远洋航行的水手”，计划经济“只是一个黑暗中摸索的办法”（米塞斯语）。

　　米塞斯与哈耶克在继承老一辈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在当时对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作出了准确预测，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将在何时会发生危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后来，罗斯巴德（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人，创立了“米塞斯研究院”）于1962年出版了《美国大萧条》（比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早一年），系统地解释了30年代危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是因为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和低利率导致了投资结构扭曲和资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