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儒、道、佛的发展

【摘要】隋唐时期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局面,实现天下的统一，到了唐代，经济、政治、文化空前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佛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各个朝代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其中的一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隋唐时期基本上呈现的是儒、道、佛并立的局面，这三个流派在互相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地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关键词】儒家；道教；佛家；隋唐时期

一、 儒学的发展

在经过了南北朝的战火纷争之后，隋朝统治者清醒的认识到了儒学对于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作用。隋朝统治者注重研究儒家经典著作，试图从中找出有利的治国方略。隋朝统治者力图搜集天下儒家经典，供以专门的机构研习，但因其朝代只历经两代便灭亡了，所以未能完成。隋代文、炀二帝都崇尚需学，大力地扶植和提倡儒家学说但他们亦积极地扶植和利用佛、道,三教并立,以儒为主，是隋朝统治者的基本方针。

唐朝建国初，思想文化政策是儒、释、道并举，但是唐的统治者更偏重于儒学。李世民就曾说过“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礼”，由此可见儒学在统治者心目中仍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唐初统治者倡导并支持儒学，他们所看中的是儒学在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方面的作用，在支持上带有很大的功利主义，因此在儒家思想的运用上，相对忽视其内圣的意义，而偏重于外王之道，使得儒学不再是向里通过“正诚格致”来安顿生命和 升华生命的学问，仅仅是“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的统治技术。

唐中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力图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他们抨击佛教，不拘泥于经文章句，攻击异端细想。韩愈就极力批判佛教，认为其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人伦秩序，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只有基于儒家伦理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韩愈还从《大学》中寻找心性理论，力图从内在的心理方面更稳固的确立其正统地位。韩愈的学术追随者是李翱，李翱引入儒家的另一部早期经典《中庸》中“诚”的概念，建立了以儒家德性为主体，以性命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体系，这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著名的“复性论”。柳宗元则不是排斥佛教，而是主张儒释一统，融会贯通，因此他以儒家精神为标准，竭力寻求儒佛之间的相通之处。柳宗元的尝试不仅为儒学的复兴寻找到了一条具体的道路，而且实实在在开启了改造儒家的方向。

在隋唐时期思想文化如此繁荣的文化氛围之下，儒学在封建统治者的治国理政的观念中依旧是占主要地位的。此时佛、道等文化的冲击对儒家正统地位发起挑战，一些知识分子采取了系列措施恢复儒家正统思想，其间与佛、道思想发生融合与冲突，并不断发展。

二、佛教的发展

佛教自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在历代的发展中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冲突发展，尤其在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达到顶峰。首先是隋唐时期社会安定，经文化的繁荣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次，隋唐帝王对佛教的扶植利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隋文帝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宣讲佛教义理等、唐宪宗亲自下诏在法门寺迎接佛骨到长安。由于帝王的支持使得隋唐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再次，佛教中国化，能很好与本土文化融合。一方面佛教在其基本的教义基础之上吸收儒学纲常伦理、玄学的义理等成分为我所用，形成精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义，另一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观念使民众深信不疑。

   唐朝的佛教典籍的翻译远远超过以前。唐初太宗仍诏由兴善寺设立译场，设立规模大，其后玄奘法师至自西域，我国佛教翻译如日中天。玄奘的翻译，从数量上来说，占唐代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是中国佛教史上其他三大译经师鸠摩罗什、真谛、不空译经总数的一-倍多。他所译的经典，精确得当，且能矫正旧译的讹谬，在佛经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隋唐时期佛教日渐衍生出了许多流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和三阶教，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各自的教义，这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繁荣

由于佛教的日益兴盛，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信徒也越来越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市井都信奉佛教。唐高宗、武则天等大力推崇佛教。文人士大夫也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如王安石、三苏等，而且佛教文化也巧妙地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融合在一起。文人士大夫能在儒家的出仕报国与佛教的理念中巧妙地转化，以至于他们在遭到贬谪或是人生失意时总能从中走出来，因而中国历史上很少会出现文人士大夫自杀的现象。而在民间，平民百姓对佛教的崇拜是极为强烈的。民间的佛寺一年间香火不断，门庭若市。他们祈求平安富贵、乞求生子等，寺庙是一个良好的去处。

佛教对于对外交往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了众多的经书典籍与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又有外国人学佛求法往往径直来华,而且许多来自日本、新罗、高丽等国的僧人在中国学习，这也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佛教在隋唐时期十分兴盛，统治者大力推崇佛教不但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使佛教在王公贵族和下层百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佛教可以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三、道教的发展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因为道家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于是，李唐一族就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毫不客气地将道教算做"本朝家教”，大大地提升 了道家和道教的地位。《大唐宗盛观记碑》中明确提出李氏王朝与老子的关系：“启族承家，鼻于柱史”。另外据《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云：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这些记载虽然存在有很大程度的捏造成分，但是也足以证明了唐朝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

     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涌现了许多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万福、施肩吾、杜光庭等，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唐代皇室大力推崇道教，形成了王公大臣、儒生们研究《道德经》《老子》的风气，从而形成了诸多理论成果

道教的相关藏书增多。唐代加大对道教书籍的编订和整理，进行系统的编排与收藏。如《三洞琼纲》、《开元道藏》等藏书的整理编订。

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唐代，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据杜光庭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座），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其中，如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

道教的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推崇，道家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这一时期发展道顶峰。其炼仙丹乞求长生不老的观念与人的普遍心理不谋而合，流传广泛。道教文化与儒、释文化在并立中融合，进而促进各自的发展。

四、总结

   隋唐时期，儒、道、佛等思想呈现并立的局面，在这一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为这三个思想流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其中做离不开的就是统治者的态度，虽然道、佛这两个流派都曾为统治者所极力推崇，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仍然是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工具。儒、佛、道思想在这一时期呈现既相互融合又冲突排斥的局面，在对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吸收与传播中也尽显了开放包容。在这一个文明开放的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所留下的宝贵财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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