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根留住——《木石村庄》自序

把根留住——《木石村庄》自序

这本书从创意到出版，历经10余年。

        其实，写这本书我准备了近30年！青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令我梦绕魂牵，我盼望着有朝一日将它记录下来，以慰我平凡的人生。

        1997年秋天，我随同几个文友去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文联举办的一个笔会，在长途客车上我们天南海北的闲聊，不经意间，话题转到了小时候的种种经历和见闻，我们共同的感觉是，虽然那时家里很穷，但十分快乐。伴随着谈论，儿时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在脑海里闪过。也许与当时的生活、工作上的压力、动力、理想等等因素有关吧，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我要把我所知道的和所经历的乡村生产、生活用具和生活场景记录下来，留住一段岁月，留住一个时代。我的想法得到了朋友张秉毅的赞同，于是，我们就开始确定书名，书名拟了好几个，都不怎么满意，张秉毅谈到他曾看过的一本意大利作家卡尔洛·斯戈隆写的小说，书名叫做《木头宝座》，他还谈到叶赛宁的诗中就有木头俄罗斯与钢铁俄罗斯的比喻及矛盾。我从中受到启发，我说我的这本书就叫做《木石村庄》吧。大家都说很好。于是，这个话题就打住了，又开始谈论别的。

        笔会结束后，就开始实施这个计划，坐在桌前一口气列出了40多个题目。等到动笔写作的时候，却一下子犯了难。难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那么多的用具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堆积起来，拥心塞眼，一时难理头绪。写成一篇一篇的说明文吗？那种干巴巴枯燥的文字谁会看呢？仔细斟酌，我决定用白描的手法把每一件用具放到生产、生活的场景里。力图描绘出一幅北方农耕文明的真实画卷，展现一个时代中国北方乡村鲜活的图景。按照这个思路和定位，我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在文字创作的同时，我又想到了给文字配图，这样地图文并茂会更好一些。结果这一想法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我出生在鄂尔多斯东胜区西部巴音敖包乡（2002年撤乡并镇时合并到泊江海乡）一个叫做广义德的小山村，那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村人都很贫穷。我在这个村子里度过了20年岁月。那20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贫穷，我从七八岁开始就跟随大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营生，第一件营生就是放驴，然后是放牛、放羊，放马。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几乎做过农业生产的所有活计，也亲眼见识了那时乡村的各种匠人的工作过程。我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孩子，农闲时村里来了木匠、毡匠，绳匠等，我总要想法动他们的工具，尤其喜欢观看他们干活的过程，听他们讲天南海北的各种故事。所有这一切，给我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印象和记忆。

        二十世纪末，延续了五千年农耕文化的乡村开始逐步走向式微。令人心驰神往、如痴如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景已经难以再现，甚至一去不复返。许多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只剩下几户人家，其余的都人去屋空。一个村子，一旦没有了人气，连山水道路都显得干瘪和枯槁。那清晨公鸡的鸣叫，中午河边孩子们的嬉闹，黄昏牛羊归来的吼叫，几乎都成为绝响。那清早山坡上耕地的农夫，夏天田野里锄地的媳妇，秋天家家户户场院里堆积的庄禾，傍晚的炊烟……那一幅幅宁静美丽而充满温馨的画面，再也见不到了。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物质财富，各种新奇的东西层出不穷。人类在追逐时尚的同时，许许多多的东西遭到了毁灭性的遗弃。让我感到失望的是，到农户家寻访那些早年使用的用具时，大多已经被淘汰，破烂得不像样子。麻毛织品被塑料代替，木头、石头被钢铁替代。各类手工匠人的技艺已无用武之地，你再也看不到工匠在劳动过程中施展技艺的美妙。要将这些濒临绝迹的用具、场景拍摄下来，谈何容易！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到偏僻的乡间去寻访那些稀有的用具，更无法遇到那些极少、甚至不复再现的劳动场面。每年的“五·一”、“十·一”，我迫不及待地背着“海鸥”相机乘坐长途客车到二三百公里外的乡村去寻访、拍摄，有时候两三天一无所获。

        大约到2004年，我的书稿和图片基本完工，我又得面对新的问题——出版。我知道，如今多数出版社不会青睐这类暂时赚不了钱的书。他们热衷的是《成功的秘诀》，《战胜对方的谋略》、《如何在35岁前成为百万富翁》，《投资指南》等所谓“有用”的书。我曾将书稿呈送给多位专家、学者，请他们评价，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很好！但是……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特别是书稿得到原广州出版社总编辑周彦文先生和著名作家冯骥才、贺政民、郭雨桥、张秉毅等的肯定和赞誉之后，我甚至有一种贾雨村式的“玉在牍中求善价，钗在奁内待时飞”的自信与悲壮。

2008年初夏，我的故乡——鄂尔多斯东胜区泊江海子镇开始着手做一件具有非凡意义的事情：要建立一座中国北方农耕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极具远见卓识的大举措！一个普通的、经济并不富裕的乡镇，能够有眼光、有胆略、有气魄承担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脉息，发掘文化宝藏，开创文化产业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得知这一消息，我感到我的机会来了，农耕博物馆以实物展示历史，我的这本书用图文再现当年，两相结合，以为互补，相得益彰，何其善哉！于是我与家乡领导主动接洽，一拍即合。而且，我曾经计划的写农耕时代的一系列书都可以作为与这个博物馆相匹配的文字来彼此增辉。

        佛教文化中讲究一个“缘”字，我的这本小书历经十载而没有面世，那十几万方方正正的文字流自我的指尖是不是早已有了灵性？是否在冥冥中等待回报主人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