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星星和我说，「混混很奇怪啊，平时把兄弟挂在嘴边，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相信的却是警察。」
在金三角 397 天，他终于逃离，回到国内却不敢联系任何人。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决定去找两个人：一个是老鸨，另一个是警察。
星星知道，没人应该逃避罪责，不管要付出的是手指还是自由。
2010 年 4 月 18 日凌晨，我回到云南打洛，正站在路边恍惚，一辆黑的过来问我去哪。我下意识回答随便，立马被司机半拖半拉推进车子。
路上，我只手枕着脑袋倚靠车窗。道路崎岖，眉骨被不停颤抖的玻璃窗敲打。司机几次想找我聊天解闷，都没得到回应。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车子已经偷偷溜到景洪。
早上 6 点多，当司机手指打表仪上的 400 多元，摆出一副不给钱就不让下车的姿态时，我才确信自己回到了中国。
太阳出现，带起一片红光，照得天空火辣辣。我站在景洪一条不知名道路上，发现自己无处可逃。
我害怕四爷更害怕回家，犹豫许久，决定返回昆明和坝子哥解释。
原本计划住酒店，但觉得用身份证登记不安全，只能选择窝在一间黑网吧里，白天打游戏，晚上打飞机，烟酒不离手，想从精神到肉体全面麻醉自己。
我变得脆弱，是因为发现就算回到国内，自己依旧无家可归。
这样颓废度过一个星期，直到网卡里没钱我才离开。
太久没出门，光线刺得我眼睛难受，看着过往穿梭的车辆、林立的店铺、沿街叫卖的小吃摊子，竟让我有深夜独自漫步金三角森林的错觉。
我决定去找一个女人，花姐。
花姐是昆明色情场所的一个妈妈。
我当时没有消息渠道，在不知道四爷和坝子哥具体态度的情况下很难做决定，而花姐身处欢场，消息广泛，三教九流的信息都有。这是我找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因为花姐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但我和花姐间隔近 400 天没见，对她难免有些疑虑。
花姐是妓女这一行的自由职业者。她手下姑娘和客户众多，人脉资源丰富，算是很多场子的合伙人，经常会带姑娘去不同场子串场接客，行踪有点飘渺。
我知道花姐的家庭住址，可不确定她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值得信任，就打算先去场子里和她交流。
欢场，往往更容易看明白一个人。
我原本列了四五家花姐最常去的场子，打算一家一家找过去，没想到运气不错，第一家就让我碰到她。
场子叫轻风，很文艺的名字，内里却比一般场子要放得开，咸得很（咸是指这家是荤场，越咸表示场子的口味越重）。
我曾经是熟面孔，害怕有人认出，就没在前门走动，而是从后门进入。
后门在外面打开需要钥匙，我只能等场子里的人出来后再溜进去。
欢场的后门除了扫黄时被当作逃跑的安全通道，平常更多是内部员工出来休息抽烟的地方。
那天场子生意不错，我等了得有 40 分钟，才有个偷懒的员工溜出来抽烟，我过去给他散了两根烟，就进了场子。
花姐手下姑娘质量高，不接穷客，我进来后直奔三楼的 VIP 包间。
很快，我就在过道最里层的包厢门口见到她。
当时花姐正和一个客人说话，笑脸嫣然。那人说了两句就想要去搂花姐的腰，花姐退后一步侧身转了个半圈，恰好躲过。
她刚站定，头一抬就把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
花姐愣了一会儿，转头和那人说了两句，径直快步朝我走过来，什么话也没说，一把将我推进旁边的工作间。
她靠在门上，眼睛直盯着我，突然笑出声来，脸颊鼓起一个小山包。
等她笑完，又拉着我的手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久不和她联系。
我摇摇头，没说具体情况，只让她帮我打听坝子哥最近的消息。
她点头说好，看了我一阵后，让我赶紧离开，说会来我住的地方找我。
我不敢告诉她住址，就说自己还不确定住哪里。
花姐听了我的话，原本高耸的眼皮耷拉下来。皱眉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不管她得到了什么消息，后天中午 12 点，这家场子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见面。
两天后，我早晨七点没到就爬起来买了早饭，窝在公共厕所对面居民楼三层的过道上，有个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附近的情况。
我靠着柱子，边吃饭团边盯着四周，不敢放过任何一丝危险的迹象。
过了几个小时，没有情况发生，全是行色匆匆的上厕所的人。
中午 11 点半，花姐提早出现，一头的长发变成大波浪，来之前可能特意做了头发。
她在厕所前不停地来回踱步。
我观察了一个半小时，除了花姐慢慢从站着变成蹲着，再到附近小卖部买了个塑料凳子坐着，没有任何危险的征兆。
虽是如此，我内心还存有一丝担忧，没有出去。
那天，花姐穿了件翠绿色的印花裙。中途太阳经常变换照射角度，花姐时不时就要把位置挪动到阴凉处。
两个从厕所里走出来的男人过来搭讪，花姐没有搭理。又待了两小时，她才离开。
看着花姐在我的视线里逐渐变成黑点，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她的信任。
花姐 1985 年出生，四川人，身高 1 米 66，鹅蛋脸大眼睛，双眼皮很深，和一般的小姐比起来，她要漂亮得多。
我第一次见到花姐，是在坝子哥公司附近的夜场。当时我正在包房里和几个姑娘玩耍，花姐突然推门进来要和我交朋友。
这些场子里的妈妈经常会让手下的小姐注意来过三四次的半生面孔，由自己出面认识，再发展成熟客。
花姐靠坐在我的左边，距离很微妙——一个偶尔移动身体，皮肤恰好能够接触的距离。
她笑着分给我支烟，让我叫她花姐，花草的花，姐姐的姐。
我问她，叫姐姐有什么好处？
花姐手里夹着烟，用食指指甲划过我的手背，力道很轻，像是蚂蚁爬在上面：「诺。」
看花姐逗弄客人的动作很熟练，我随口问她，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这么会挑逗男人？
花姐「噗嗤」就乐出声来，笑着说我最多算个男孩，问我成年了没。
我不生气，反而觉得花姐有趣，就提议和她玩骰子。我特意说自己不欺负女人，她输了只要喝一半就行。
花姐浅笑着点头。
我骰子的功力不弱，没想到花姐更厉害，十把里我最多只能赢一把。
我手一抖，故意把骰子丢到地上，说没有骰子玩不了。
花姐立马起身走出包厢，没多久，手里就端着四副骰蛊回来，「啪」地拍在桌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无奈点头。
当晚我喝完吐，吐完喝，最后的印象里只有花姐的声音在嘈杂的空气回响：「诺，喝噻。」
第二天，花姐发信息给我说她很开心，因为很久都没人敢和她玩骰子了，她还趁我喝醉的时候，多叫了三箱百威寄存在她名下，让我不要介意。
我对花姐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觉得她与其他妈妈没有不同，逢场作戏，爱占便宜。
但她人长得漂亮，所以我常控制不住自己，在场子里和她套近乎。
交谈的多了些，我发现和她有很多共同话题，都喜欢慢节奏的电影、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歌曲和地摊文学。
因为我年纪比花姐小，她一开始并没有对我足够重视，常常在谈论一个事情的观点不同时就会指着我说：「你懂个锤子。」这让我非常愤怒。
我装作不经意间说自己是高中文凭，吹嘘自己高考过了一本线，此后，花姐开始正视我，遇到事情也偶尔会询问我的看法。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我觉得花姐是个有意思的人。
有天，花姐手下有个做了一年的姑娘说老家起火，烧断的房梁砸折了父亲的右腿，想要借三万块钱应急。
花姐问我这个忙要不要帮，我以为花姐要向我借钱，劝她千万别借钱给这个姑娘。
花姐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解释说自己没有找我借钱的意思。
我改口说想借就借，还调侃道，要去帮忙照顾这个女孩的生意。
花姐听完很生气，转身就走，隔了几天才联系我。
我后来知道，花姐犹豫许久，最终决定帮这个姑娘的忙，没想到姑娘拿了钱，隔天就到别家场子坐台了。
我和花姐真正成为朋友，是过后两个星期的一件事。
当时花姐手下有个新来的姑娘不懂事，因为其他客人的出台价高，临时放了水哥的鸽子，水哥找不到那姑娘就拿花姐出气，把花姐关在一栋居民楼里。
水哥是做西南地区中药材生意的，黑白两道的关系很硬，他一定要花姐交出那个姑娘，花姐无奈只能翻着电话簿找人帮忙，但水哥睚眦必报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没人想惹身骚。
那天，我接到花姐的电话，她起初没说有什么事，只问我这会儿有没有事在忙。
我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追问她发生了什么，大概听她说了几句，很快了解了情况，没怎么犹豫，立刻去水哥那里找她。
水哥在坝子哥的公司投了几百万放贷，两人有很多生意往来，所以我和水哥也算熟悉。
进门之后，我挨个发烟，姿态放得很低，「水哥，花姐做这行这么多年，规矩都懂得，这事真和她没关系。」
水哥点头表示理解，说他没打算为难花姐，是花姐自己不愿意交出那个姑娘。
花姐窝在沙发的边缘，脸颊涨红，应该是被人扇过耳光，我顺势坐下，想劝她。但花姐没看我，视线都在水哥那，嘴里一个劲地说不知道那姑娘在哪里。
两人交流半天，花姐还是摇头。水哥转头散了支烟给我，亲手点上。
这表面功夫一做，我就知道这件事说不拢。果然，水哥搬张椅子就坐在花姐面前，提出让花姐代替那姑娘出台的要求。
花姐摇头，水哥把手放在腿上摩擦几下，一巴掌就打过去。力气很大，花姐整个人斜躺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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