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记

【白鹿记】

每一个鸟语花香的日子都值得纪念。因此重温《白鹿原》的一些章节，格外地感到动魄惊心。不只是绝望，而是块垒难除。田小娥的死，白灵的死，鹿三的死，朱先生的死——那么轻轻巧巧，又那么肝胆崩摧。在朱先生的灵堂里，白嘉轩口齿不清地悲叫着，“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一如他之前扑在鹿三身上，涕泪横流，“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

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在为老师朱先生写下这则挽联的时候，黑娃可曾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我想到哪个僻远点儿的村子去，当个私塾学堂的先生，给那些鼻嘴娃们启蒙‘人之初性本善’……我不想和大人们在一个窝里搅咧！”黑娃其实知道迟早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所以他才会为鹿兆鹏鄙夷地回到村子，拜倒在他念念不忘爱恨交织的祠堂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人的来，一个人的去，浮不起一点浪花。一个月，半年，至多一年，连最亲近者，也将渐渐忘却。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爱默森则断言，“我们的生命是三月的天气，可以在一小时内又狂暴又平静。”最艰难的日子是个什么样子呢？宛如大人们在孩子面前一点一点砸碎他心爱的玩具。人生真正的大恐怖不是绝望，是不停地给你希望，然后毫不留情地毁灭它，而且你唯有沉默，沉默。四五岁的时候，常到一位堂外公的院儿里玩耍，他呵，家徒四壁，八十多岁了，住在两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里。老人是识字的，解放的时候，县上征调他去做公事，他鬼差神使地坚决推掉。始终忘不了他的模样，衣衫褴褛，双目又红又肿，不停地流泪，颌下一部花白的长须，邋遢地打着绺儿。他有儿子，荒年饥岁，又能如何呢？所以他只能自己活。烧玉米，烧茄子，烧窝头，烧老鼠……是实实在在地烧，放在灶下，烟熏火燎。

他风光过呵。可你再问一问临刑前的黑娃，事到身前，还有啥子办法？又是白嘉轩，“在解放军战士押着死刑犯走向戏台的混乱中，他浑身涌起巨大的力量，一下子挤到台前，头一眼就瞅见黑娃焦燥干裂的嘴唇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黑娃瞅见他的一瞬，垂下头去，一滴一滴的清亮的泪珠儿掉下来。”咔嚓一下，人头落地，有时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至少不用像堂外公一样活受。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母亲的形象，在儿子的心中，永远地高大起来。三天两头，只要家里不是陈饭陈菜，母亲总要端一碗，给他的堂伯送去，无论好坏。母亲对她的另一位疯子堂叔也是如此，甚于在疯叔死后，她打幡儿抱罐儿，至于其身后余产，未曾取之分毫。

母亲给这个端饭，给那个端饭，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有时候是一碗面条，有时候是一碗饺子，也劝她，眼下人家过得比咱都好，咱不给人端了。母亲委屈地答应着，而锅一掀开，她又悄悄地走出门去。后来一家人全都妥协，只要她愿意，由她。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付出皆有回报，话说回来，母亲何曾指望过别人的回报？她仅仅是出于本心，年年又岁岁。她几乎给所有的亲戚家做鞋子，不是一双两双，只要人家张口，出工出料，业业兢兢，现在她老了，她终于不必再为那些活计“点灯熬油”。

与白嘉轩为之秉持一生的族长“大义”不同，母亲一生没有什么波澜壮阔与之相提并论。母亲平凡的宛若田野中摇曳的打碗碗花，又坚定，又无助。然而，在一个急功近利主义（实用主义）横行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多少人肯为身边的风景驻一驻足，抬一抬眼，遑论仰天而问心。某一期的《人口文摘》上刊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南山寺中，僧徒众多，其中有一和尚年纪最小，资质也属他最差。小和尚终日苦思如何来改变自己，却不知该怎么样去做，心情也愈加忧郁。一日，小和尚终于鼓足勇气，向师父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师父领着他来到寺中后山的竹林。师父缓缓地对小和尚说：“你看这些竹子和地下的蕨草，皆由为师几年前栽种。刚开始种下它们时，蕨草很快便长得葱郁茂盛，而竹子却毫无生息。一年又一年，年年如此。直到第五年，竹子才拱出了一个嫩芽，弱不禁风。但只过了六个月，它便长到齐人高了。竹子用五年的时间来扎根，才有了今日的苍翠。人亦如竹，你只有心静如竹，定性扎根，方可有所造化。”小和尚如醍醐灌顶，顿悟了师父的教诲。     

小和尚醍醐灌顶近乎于套话，可以忽略，故事简单明了，也不用费多少心思去推敲。以之为尺度，再来纵观《白鹿观》全书的人物命运，死后化身白鹿、始终透着睿智神秘的朱先生，是一个异数。譬如他的遗言，“不蒙蒙脸纸，不用棺材，不要吹鼓手，不向亲友报丧，不接待任何吊孝者，不用砖箍墓，总而言之，不要铺张，不要喧囔，尽早入土。”

喆儿去岁七月来淮，九月北返，一本《白鹿原》钩钩画画，一些章页上，又有感想若干。此后断断续续地自己浏览，已将耗去近十个月的工夫。对一本小说而言，历时不可谓不长，不过是生事杂芜，有心情的时候读几页，焦灼不安的时候，放下它。

没什么呵，这即是生活本来的面目。

白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