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可能真的疯掉。我身边的人都这么说，那或许就是真的吧。这种说法是否可靠，我也说不好。
我已经记不清我没有疯掉的样子，也就是说，我没有疯掉的证据尚不确凿，疯不疯由不得我。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过来说我在他们精神病院已经住了足足两个月，鉴于我的病情基本稳定，现在可以立即出院。看他言之凿凿，我觉得我的疯掉已经八九不离十，在这件事上，想必他不会误诊。
无奈之下，我只得暂且认领这份病。我说我的病还没好，出去伤着人就不妙。白大褂说他们已经观察我很久，老实的很。他还说现在医院床位紧，我应该发扬雷锋精神，将铺位腾给那些会伤人的病人。
于是，我就发扬了雷锋精神。我走出医院，来到街上。街上人来人往，阳光刺得人心慌。我有些恍惚，不知该去往何处。
我看见马路上有年轻人双手插进裤口袋，也许这样走路显得拽，我也学着他的模样做起来。
然而，我却从裤兜里掏出无数证件，有身份证，就业登记证，居住证，员工证，单身证等。我窃喜，有了这些证件，我就可以不用恍惚啦，可以用它们找到家。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一件可以证明我的精神病身份。
我发现身份证与居住证地址有出入，一时无法辨别我的住处。这么来看，我确如他们所述——有精神病嫌疑。最后，我通过扔硬币的方式，选择了去处。
我来到城南牛首山脚，大费周折，终于找到我的住处，开了锁，我发现我对房屋一无所知。屋内的景状，可以说是脏乱差。一条黑狗，瘦的只剩皮包骨，矗立于客厅，定定直视着我。
它把能吃的都吃了遍。我在记忆里努力搜寻着它与我的关系，我想它十有八九被我所养。而养到如此枯瘦，也是世间少有。
我走进卧室，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别无他物。写字台放着几本日记，我想它应该像那狗一样，也归我所属。
既然归我所有，想必我是有它的支配权的，犹豫中，我随手翻了一页：2006年9月8日，天气一般，我上了大学。
我又翻了一页：2003年5月，非典，学校放假半个月，尽管有疫情，但我心情愉悦，因为一时半会不用去上学，如果可以一直这样，我想我会一直愉悦。
我继续翻：
那是我七岁八岁也许是九岁的暑假。
记得那个夏天，酷暑异常，塘里的水几乎要被蒸发光。鱼儿在仅剩的浅水上翻着肚皮，意志坚强点的还能无精打采地游荡，有的干脆往泥潭上一躺——一了百了。
这个热法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难熬。而对于那些步入中年的大妈们来说，简直惨无人道。原因如下：
首先，尽管酷暑难当，但我们这些小孩倒还好，大不了，脱个精光。再不济，还可以脱个精光后下河去洗澡。而大妈们却无计可施。
其次，大妈们还有丝袜要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米色丝袜简直要泛滥成灾。我清晰地记得，我妈就曾用米色丝袜装过黄豆种、大豆种、豌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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