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文革十四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遵照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遗嘱；“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成了毛主席的正式接班人。成为新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当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在1月8号周恩来总理逝世后，2月，由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又是由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上台后，国内形势並不平静。因为在中央王洪文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江青还有“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中的核心人物。后来称为“四人帮”。
其实，“四人帮”之词最早是出自毛泽东口中；在1974年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来。
又一次是在1975年，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並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
当时的华国锋是以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成为了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四人帮对于这样安排绝对不甘心，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来指挥全国。促使一些人写“效忠信”。还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同志，反对华国锋。他们还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
毛泽东逝世后，最后到底局势会如何演变，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作为任何一个平头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社会安定。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大家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现在，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等待着局势的最后演变。
这一天终于来了，经传1976年10月2日，由叶剑英元帅会同李先念、汪东兴秘密开会商量。叶帅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魯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帅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和汪东兴立即和华国锋同志的商量，华国锋说：“主席逝世后，他们更加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抡班夺权，另立中央。据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10月10日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发放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汪东兴在征得华国锋主席的意见后，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八三四一部队政委，研究制定对‘四人帮’采取秘密行动的方案；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
10月6日晚6点30分，由八三四一部队安排执行拘押‘四人帮’的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到指定位置待命。7点20分钟以后，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按计划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当王洪文、张春桥先后来到怀仁堂走向正厅时就被行动小组成员禁锢。但王洪文可能年纪轻些，当行动组几个卫士把他扭住时，一边大喊大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成员制服了。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张春桥庄严的宣佈；“你们不顾中央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这时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的控制，像一个疯子一样，伸开双手向五、六米外远的叶帅猛扑过去，就在离叶帅一米多远时，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摁住，给他带上手铐。这时的张春桥已经被吓懵了。就被行动小组立即带离了现场。
王洪文、张春桥落网后，行动小组又立即赶往春藕斋江青住处将江青顺利拘押，江青并没有反抗，只是对着行动小组成员说；“这是阴谋，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最后又打电话通知姚文元到怀仁堂开会，8点25分钟，姚文元刚到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行动小组抓获，当即向姚文元宣读了华国锋主席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至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同时追随“四人帮”的原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静宜和八三四一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也被拘押。
“四人帮”被秘密拘押后，中央还没有正式公开之前，已经有很多消息在暗暗的传递，直到1976年10月2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200多万人民群众为粉碎“四人帮”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大家郁闷了多年的心情像火山一样，终于暴发了。王、张、江、姚横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自发行动起来，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行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隆重庆祝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声讨“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动蕩了整整十年的国家应该可以平稳下来了，人们纠结的心情也可以安定下来了。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地人民隆重庆祝欢呼，自发集会游行庆贺。有关“四人帮”的秘闻和漫画、宣传画铺天盖地。在我们单位游行倒是没有，照例是由宣传科组织各分、林场进行批判“四人帮”的宣传工作。
在揭批“四人帮”时还传出了很多他们的秘闻；如江青和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浩亮、京剧作曲于会泳、作钢琴演奏家殷承宗、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的暧昧关系。并由江青把他们安排到党中央任高职，并作为“四人帮”夺权后组阁中共中央的领导班子成员。还揭露了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出卖党和国家重要机密，送给美国人军事地图的罪行。
在揭批王洪文的问题中，主要就是他令人乍舌的奢侈腐败、糜烂、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自他被调到中央后更是穷奢极欲，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军、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每天的主要活动。他为了晚上打猎，专门让工厂日夜仿制美国‘奇异牌’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就专门从上海空运。
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月，名为调查，却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每餐都要喝名酒、山珍海味、名菜佳肴，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各种野味，派人到南通搞蛤蜊，到宁波搞青蟹，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吃法国名菜，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
他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等。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他被捕以后还从他酒柜里发现了不少整瓶的茅台酒，这些整瓶茅台酒是从那里来的呢？人民大会堂的管理员说;“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二元一瓶，王洪文看中了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很看不起他，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
在11月份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我们场里接到了一个光荣任务；砍伐一批直径40厘米以上的樟树。樟树分小叶樟和大叶樟二种，小叶樟香味更浓，木质也坚硬些，为了支援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当然要挑质量更好的。因为各林场近边山场樟树已经砍光，只能到十多里以外的山上去找，时间紧，任务重，各林场都把这次任务当作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
“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对是错，谁也不敢定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一致拥护，是因为大家已经对多年来连续不地搞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对运动中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与人的关系破裂，感到人人自危；使国家经济上不去，人民的生活没有保障。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多年的‘教育、科技、文化断层，影响深远。
“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那么毛主席说过：“今后每隔八、九年就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历史是否还会重演，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否还要经历一场深重的灾难？
到1977年，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报道。当时的邓小平同志也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合乎情理”的问题。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強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
不久，全国又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首先要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把一切指示和决策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来检查、承认和纠正过去指示和决策中的错误，成为可能。同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作了分析。
“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很快发动和推行，跟“神化”政治领袖有密切关系，在一个领袖至上的国家社会里，广大人民被训导成絕对信从崇拜领袖，服从领袖的任何号令，领袖直接下达“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全体人民遵照执行，随着对领袖的崇拜、无限效忠、唯领袖之命是听，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
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确地评阶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后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认为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中和人民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我国当时阶级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況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同时实事求是，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至此，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改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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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结束了，但是这十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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