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江西一
那一天，上海北火车站，敲锣打鼓，有笑的，有哭的，热闹非凡。下午四点多钟我被送上了49次开往广州的列车，这节车箱里都是我们这一批去江西的同学，全部是黄浦区的，但左右都是不相识的面孔。
列车启动了，哭声一片，其中有一个瘸腿的半百老人，不知是谁家里的亲人，跟着列车一步一拐一招手，嘴里叫着当心，再见，当心，再见……特别引人注目。送的人回头退去，列车越开越快，突然又慢慢地停了下来，几分钟后又开动起来，却是倒回到了上车时的站台。送亲的人看到火车退了回来，先是有点蒙，接着又都拥上前来。车里的人停止了哭声，打开车窗再向站台上寻找送亲的人。怎么回事？可能是在换火车头？大家正疑惑时，列车又开了，慢慢的越开越快，越离越远，这下是真的开了！又是一片哭泣声……
列车轰隆隆地奔驰，哭泣声慢慢停止，车箱里的空气感觉非常沉闷。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当列车从浙江省进入江西境内已经是半夜里了，在江西鹰潭站停车后又继续前进。大多数同学都闭着眼睛在休息，突然有一阵叽叽喳喳的吵杂声，江西的带队老师在车箱内前前后后地点查人数，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鹰潭站停车后发现逃走了两个同学。
第二天下午，火车到达了向塘车站，全体下车等转车。这是一个小镇一样的中转站，说要等到下午四点半再转南昌到长沙的慢车。带队的老师告诫大家只能在车站附近，不准走远。车站边上也只有两个小商店，人生地不熟也跑不到那里去。等了一两个小时又上车前进，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终于到了目的地车站：“游村车站”。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站，亮着一点点光。车站只有两间小屋子，一间是售票的，还有就是一个只能坐一二十人的候车室了。估计这个车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在这里下车。车站边上空旷无人，天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周围的景物，大家只是一个跟着一个，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着向前走，估计走了近一个小时，走到了一排（大概六七间）亮着几盏幽灵般灯光的房子前，这就是我们暂时的落脚地。
这个地方叫“试验站”。在每个房子里都安排了一二十个同学，都是木架子的高低床。晚了，大家也都累了，也没有什么吃的，不知不觉都昏昏沉沉睡去。
清早，听到口哨声，大家陆陆续续起来，这时才看清了周围的情景，这地方是一个丘陵地区，土都是红颜色。我们地处丘陵的顶部，长着几棵稀稀疏疏的小松树，四处荒无人烟，也看不到山川和河流。更看不见成片的庄稼地，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望无边高低不平的红土地。看样子我到江西学美术的愿望是泡汤了。
刚开始几天就是分班，九十多个人分成105、106二个班。一位女老师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我们的学校是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双金园艺分校。所在地双金园艺场的一个试验站。我们这一批同学，大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小学，中学都有，年龄大多相差一两岁，但也有几个比我们大四五岁的，有的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几年，还有两个女的原来还给人家干过保姆，而像我这样从来都没有进过社会的最多。
这一年从上海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上海知青有九万多人。这个“大学”的总部在江西南昌市远郊的“西山”。称“西山总校”。那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遍地开花，遍布了江西的每一个县，很多山里都办起了这样的“大学”,据称共有九十九所。我们都有一枚《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徽，这几个字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学校的宗旨是半工半读，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培养一批面向广大农村的共产主义知识人才。
从1958年开始，有几十万上海的“知青”不断地向全国各个角落输送，不知道当时的党中央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可能是为了释放城市的就业压力。
到江西后，没过几天就是春节了。1961年春节，是我们在江西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晚上，学校给每个人发了一个臭的咸鸭蛋，半斤杨梅酒。这一个除夕晚，可以说是一个情感大发泄的晚上，大家借着喝了点杨梅酒，有哭鼻子的，有骂娘的，更有伊伊呀呀边哭边唱的。有唱沪剧《刘志远打更》“夜深人静，大小百家都在那梦里相……”，也有唱沪剧《星星之火》中珍子见娘这一段：“珍子啊，娘在想妳可知道？娘想妳日出东来月落西，娘想妳睁开眼睛到天明，今日是盼到妈妈到上海，妈妈啊，何时救我出火海……”。
这些人是越唱越淒惨，听的人是越听越伤心。大家是各有所思，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和心事，更有几个女生加入到这个又是哭、又是闹、又是唱的行列中，增添了更多的忧虑和悲伤。闹累了，大家一个个缩到床上，捂在被子里，眯着眼睛看天上的星星闪烁在朦胧的夜空，腊月的深夜，感觉格外的阴冷，大家就这样黙黙地守候着1960年农历除夕的最后一晚，没有亲人，没有鞭炮烟花，期待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期待着一个迷茫的未来。外面，在空旷的丘陵坡地上，武装部的王科长披着军棉大衣，背着一支三八大盖保护着我们。
大年初一，过年了，吃到了一碗卷心菜炒肉片，虽然没有几片肉，但还算有点肉味。那天天气特别好，也很反常，到中午时穿着汗衫、背心都嫌热。年青人没心没肺，昨晚的忧伤烦恼情绪似乎一股脑全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人在驻地附近三里多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水塘，不少男女同学都去了那里游泳，图它一个清涼、痛快。
过了年，办了个学习班，一个女老师教大家唱东北的二人传“小拜年”，还有那首《江西是个好地方》，说是唱了这歌，就了解了江西，因为歌词里有六山，二水二分田呀，山清水秀呀，鄱阳湖呀。大家在一个较大的屋子里学习，唱歌，没有课桌，没有黑板，有时候宿舍就是教室。
1961年，也就是全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物资极度紧张。我们虽说每月也有二十八斤囗粮，但还是吃不饱。那时候，谁家菜里面都见不到油水，萝卜、萝卜干、包菜是家常菜。当地做饭都是先把米放在大铁锅里煮到半熟，再放进一个大木桶里蒸，那煮米的米汤用来喂猪，其实那给猪吃的浓浓的米汤倒是很有营养的。在木桶里蒸好的米饭一粒粒像开了花，干干的，松松的，一碗饭看着满满的，往下一压，只有半碗了。
班里一个叫孟得顺的同学，他把吃饭的筷子削得又细又尖，把米粒一粒一粒送进嘴里，又快又准，跟表演杂技一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些女同学的饭量小一点，把省下来的饭票送给要好的同学增加了感情，这样又多出些谈恋爱的来了。还有的同学，发下来一个月的饭票他半个月就吃完了，下半个月没吃的，就到处去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填肚子。班里有一个叫李光中的同学，外号叫小神仙的，神通广大，几天不见他的人影，但是过几天他又回来了，说是在外面吃得很不错。
家里有钱寄来的同学就到小卖部去买一些水果罐头、饼干来吃。那里的饼干很硬很硬，大家都喜称‘钢铁饼干豆腐瓦’是江西的特产。因为，江西农村里房子上的瓦比江、浙、沪都要薄，用手轻轻一拍就碎。
大家想尽办法要填饱肚子，冬天，田地里没有什么庄稼，也找不到可以入口的东西。有几个同学，不知从那里挖来些卷心菜的根，把皮削掉，放在洗脸盆里，放点盐，找来些干树枝煮着吃，还吃得津津有味。还有的同学偷挖老百姓的萝卜来充饥，可是吃了萝卜，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叫得更历害，还老放屁。
在学校里我们男同学的洗脸盆的用处可大了，可以洗脸、洗脚、洗屁股，还可以烧东西当锅子用。
有一次，几个同学在一个枯井里发现了很多地瓜，枯井很深，就用一根长绳系上一把小刀往井下扎，小刀扎在地瓜上，再慢慢提上来，太大的地瓜吊不上来，就吊些小的，就这样倒也弄到了不少地瓜，放在洗脸盆里煮来吃。
不想这下可闯下了大祸，因为这地瓜是老百姓用来做种子的。事情败露后，整个村里的老乡拿着锄头木棍，都闹到了学校里来了，踢翻了洗脸盆，半生不熟地瓜掉了一地，还推倒了一个同学，把洗脸盆都打扁了。年轻气盛的同学也不卖帐，一下子都大打出手，很多同学还一起沖到老乡家，掀掉了老百姓的屋顶，豆腐瓦碎了一地。
这一下，惊动了整个地方政府，公安局派出所都下来了人，带走了动手的同学和老乡。学校和地方经过几天劝说，调解，对大多数同学不予追究，但是我们有一个同学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说是抓起来了，也有的说回上海去了。过了些时间，这事就算平息下来了。
天冷时，天天就是学习，唱歌。春天来了，要开始农忙了，园艺场只有很少的水稻田，大都是果树，主要是柑桔和桃树，旱地里大多种地瓜，有时，我们的劳动课是种地瓜，女生剪地瓜苗，男生种地瓜，先由农工做示范，教怎么插，实际上这工作很简单，前面用牛把地梨起垅，我们就在垅起的土中插进地瓜苗，不过时间一长，就感觉腰酸背痛，指甲下的皮肤也翻了起来，红肿生痛。这就是劳动的体验。
江西的春、夏二季多雨，当地人下地劳动要带上竹编的斗笠和用棕毛做成的蓑衣，这对上海来的同学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穿在身上毛刺刺、痒痒的，大家都不愿意用，宁愿被雨淋湿也不要。
我们还去挖过枳壳树，采摘枳壳子，那枳壳苗是用来嫁接柑桔苗用的，听说这还是一种中药材。可这东西全身是钉子样的刺，如果手上刺到一下就要疼好几天，这真是个要命的工作。
学校半工半读，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读到什么，但是，老师说，在劳动中能学到的东西要比书本上多。
劳动多了，肚子里就想要有更多的东西填下去。不知是谁先带的头，拿衣服和当地的老百姓换东西吃。因为天渐渐地暖和了，有些衣服不要穿了，就拿去换点东西填饱肚子再说，一件中式棉衣可以换三斤炒黄豆，一件衬衫换一斤炒黄豆，一条西裤换一斤黄豆，一块肥皂换三个手掌大的糠饼……
同学们翻箱倒柜的找可以换东西吃的物件，好多同学成群结队的到老乡家里去换吃的，我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可以换，只用了一件中式衬衫换了一斤半的黄豆，中式衣服更受当地老百姓的喜欢。谁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村子里能吃的东西都给我们换光了。老百姓说，他们自己都快没有什么吃的了。
以后，也有个别同学家里会寄点包裹或汇款来，寄的东西大多是一些卷面、炒面粉和用猪油炒的盐之类的吃食，大家都特羡慕。
星期天放假，在学校里是没有什么地方好玩的，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离学校有五个小站的临江镇，二角钱火车票，半个小时就到了，小镇上有各种商店，有钱的可以买些东西。那里有一个“军人疗养院”座落在江边上，风景很是优美，星期天我们经常结伴去玩。
有一次，我和同学去“临江”镇，玩了一天，下午坐返回的火车到“游村”车站已经七点多钟了，从“游村”走回学校要近一个小时，这时天已经暗了下来，我们一路上边谈边走，后来我想小便，因为有女生在，不方便，就停下脚步让同学们先走，等方便好了，看见边上有一个小水塘，我就蹲下身去洗了手，然后起身追赶前面的同学，可追了好一会，就是看不到人。时间不是很长，怎么老是追赶不上?眼前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我想起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可能是洗手时掉在河里了，我开始害怕起来，冷汗从皮肤眼里直往外冒。我定了定神，在黑暗中仔细地辩别着方向，好像没有错，可怎么就不见人呢？突然，在小路边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些小土丘，仔细一看，却是一个个的坟堆，我的心快要从嗓子眼里钻出来了，两只脚有点发软，快要走不动了。我认准了方向走，可好像一直在坟地里转着，老走不出来，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我看见了灯光，听到了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拼了命的往亮光冲了过去……
原来，同学们早就回到了学校，熄灯时发现我不在，就一路找了过来，我把经过说了一遍，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我是遇到了“鬼打墙”,我心里十分后怕，庆幸总算是回来了。
时间长了，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会去玩，那就是新余市。去新余要到“樟树”车站坐49次上海到广州的快车，当天是回不来的。有人结交了几个在新余工作的上海朋友，而我和更多的同学只能在火车站坐一晚等第二天的火车。新余有一个很大的钢铁厂，那里有很多上海人，都说那里是江西的“小上海”。我去过两次，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玩，只是上海人多点罢了。后来我的女朋友就是在新余结识了一个在钢铁厂工作的比她大十岁的上海人，才离校去新余结婚，我虽有不舍，但也为她终于脱离了苦海高兴，同样也有几个女同学因为找到了对象就离开了学校，而男同学要离开学校就难了。
学校里没有文化设施，没有娱乐活动，更看不到电影，一到了晚上更是无聊，不知是谁弄到一本《性的知识》，几个人在偷偷的传阅，当然我也看到了，那会，我们都才十七八岁，情窦初开，受此影响，学校里更是出现了一对一对谈恋爱的年轻人，一到星期天就成双成对往临江镇跑，而平时在学校里，谈恋爱最好的场所就是在丘陵凹处的小松树丛里。
学校里为了平息这股“恋爱风”，老师天天单独找这个找那个的谈话、规劝，批评、警告，忙得不亦乐乎。
我也是其中被传唤谈话的一个，因为我和同班女同学陈某在谈恋爱。在学校众所周知我会画画，在众人心目中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形象，有几个崇拜者，陈就是为此喜欢上了我。她与我同岁，我们在班里年龄算小的，在男女关系上的感觉朦胧而恍惚，我虽然学着大家谈恋爱，可同女人在一起很是别扭，两只手都不知道往那里放，也许同年龄的男女，女生要更比男生成熟早一些，我是比较被动的，后来不知怎么传出去，同学间都说我连打“ks”都不会。老师的谈话，无非就是要我不要谈恋爱，说陈怎么不好，而我又是多么出色，会影响我的前途等等，我还真的有点虚，对陈尽量回避，少接触,慢慢地就疏远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陈某，听几个女同学说，她已经离开学校，在新余同一个在钢铁厂工作的比她大好几岁的上海男人结婚了。当然我怪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自己不够坚定，而且，我们这样的穷学生也根本就不配谈恋爱，不配谈生活，对今后的生活，我都感到很迷茫，还谈什么恋爱。
由于在学校里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文化生活单调，悲观情绪越来越乱浓，更出现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有学生到医务室偷安眠药要自杀的，有装病偷懒不出工的，有偷看老师爱人洗澡的，有到果园偷桃子吃的，喝酒，吸烟那更是平常事啦……我也想学抽烟来解除烦恼，曾买过一包九分钱的青春牌香烟来抽，只是太呛喉，抽了三四根就送人了。
班里有一个叫李光中的同学，大家都叫他“小神仙”，因为他跟其他同学都没有什么来往，性情孤辟，平时不太讲话，神神秘秘的，但是每次回来怀里总揣着好多吃的东西，什么桃啊李啊，西瓜、地瓜，有时还有饼干、水果罐头等，他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半夜里或者第二天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的，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
他身上的衣服平时都穿得很整齐，但从来没见他洗过衣服，一件衣服穿一两天脱下后折好，压在被子下，另外一套衣服又穿一两天，脱下，折好，就这样轮流地穿着整整齐齐的衣服，到了学校放假，全部放在箱子里带回上海，大概是回家后才进行总清洗。
1963年3月份，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学校知道我会画画，就把我调到“双金园艺场”场部搞宣传。那里有一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宣传册，要我把所有的画页放大成二开纸张那么大，领导说，这次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一定要完成好。画册有二十多页，每幅要画二张，我每天可以画六七幅，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说我画得又好又快。
“双金园艺场”宣传科有一个科长叫王树声，一手字写的特别好，尤其是刻钢板，以前，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一般单位上的材料、文件都是用钢板刻了腊纸油印的。我从来没有刻过钢板，就向他请教，然后偷偷地练，后来我也能在钢板上刻出一手漂亮的仿宋体来。画画的任务完成后我回到了学校，从此同学们都叫我“画家”。
后来学校又搬了一个地方，是一个叫“上庄”的生产队，这里离园艺场场部比较近，场部的所在地就是“游村”火车站，当然坐火车比较方便。这里的学校就是从生产队找出几间房子做了教室和宿舍，在宿舍前面晒谷子的晒场上竖起了两个篮球架子，就算是一个篮球场了。
在离校一里多路的园艺场场部一个小礼堂里，每个月还可以看到一两次电影。在小礼堂的边上还有一个小卖部，可以买到一些吃的东西，大家最常买的就是当地生产的一种饼干，很硬很硬的，要用力咬才行，充饥倒是不错，大家戏称江西这里是“钢铁饼干豆腐的瓦”。
学校教唱歌和体育的是一个女老师，也是唯一的一个女老师，她原来是江西手球的队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篮球队，有一次把江西省篮球队请到学校里表演，还教了些打球基本功。节日时，我们要组织节目到园艺场小礼堂演出，一次，我和应成琪同学配合，演出了一个滑稽小魔术，还演出一个叫“照镜子”的小喜剧，很受大家欢迎。也有同学上台表演唱沪剧，但是当地的人一点也听不懂。学校里的一些活动我都会参与，可以算是个积极份子。而学校也是费尽了心机，希望通过举办一些活动，以此来减少一些乱七八糟的麻烦事。
在学校里，我算是一个比较本份的，不喜欢惹事生非的学生，平时都是文质彬彬的。学校里有一个姓张的同学，身体比较矮壮，总是喜欢吹牛皮，而且说起话来满口不离脏字，一开口就是老子怎么怎么的，大拇指一伸一伸，老是带着一副向人挑衅的架势。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围着，正在听他吹嘘，说他学过摔跤什么的，在上海他那个里弄里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一边说一边还比划着动作，突然间向我发难，要同我比试。我忙说：“不行，不行，我甘拜下风。”可他还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我同他较量。有几个同学在旁边煽风点火：“吴培基别怕，他就是‘三吓头’”。意思就是别看他气势汹汹，其实是虚张声势。在他的挑衅和边上同学的鼓动下，我心一横，站起来准备和他博一下。谁知他一冲上来，就被我脚一勾摔了个仰面朝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样不经打，以后这个姓张的同学大家送他的外号就叫‘三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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