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 ：童年 四
父亲是个京戏票友，他还认得不少京剧名票友，如上海电影界的程之、程述、兰萍等，家里还备有演须生的胡须（髯口）、红木响板、皮鼓等乐器和行头，在家里时隔不久就要唱一唱，叫来织带厂的老板苏苏爷叔操京胡，有拉的，有打的，几个人轮流唱上一嗓子，很是热闹。邻居隔壁，过路的都围在门口摇头晃脑地听他们唱，几个票友唱起来更是有劲。
一次，父亲在杨家渡一个剧场参加京剧义演，还带着我去，那天他演的是《四郞探母》，家里还留有一张剧照，照片上的观众里居然还照到了我，是因为照相的就在我身后，我回过头去看，正好把我也照进去了。
父亲有一个相好的姓陈叫宝珍，对我也很好，住在很近的花园石桥路上，但是母亲却很讨厌她。每次父亲从花园石桥方向那里走，母亲都要叫上我去跟踪，而我也就做个样子，回来报告就说父亲到苏苏爷叔那里，或者是小便去了，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在那个方向。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男女之情，对母亲的忌妒无法了解，只觉得母亲很讨厌，下意识地为父亲打起了掩护。
不久，父亲认了个干儿子，上海叫过房儿子，也是个票友，唱旦角的。这个过房儿子个子很高，可能在戏里唱女人习惯了，举手投足都像个女人，十足的娘娘腔，我很看不惯他。母亲和家里两个“学生意”的也很讨厌他。他在我们家住了两三个月，有一次吃饭，竟然用筷子挡住我夹菜，被母亲骂了一通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1951年，“肃反运动”开始。我记得是在一个夏天，每天晚上都有警车拉着长长的尖叫声。我们小孩子便随着警车的声音追去，但总是跟不上，就算追上，也累得再也跑不动。警车在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声中呼啸而去。然后就见到街上的人聚在一堆议论纷纷，说是在烂泥渡路上抓了一个国民党的女特务什么的，解放前杀害了很多地下党员之类。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都有特务、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潜伏人员等被抓获。听说上海青、红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的很多徒子徒孙也被抓获，有的还被枪毙了。
当时，父亲也被派出所叫去询问了好几次。因为，解放前每个商户都要加入“联防队”，据说这是国民党组织的。后来了解到，基本上很多商户都是被迫签的字，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父亲就没有被抓。
接着，全上海开始抓捕一个叫“一贯道”的反革命组织。只听到大人们都在议论某某人是“一贯道”，被抓走了，至于什么是“一贯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是抓了上海天主教会的主教龚品梅和他组织的“中华圣母军支团”成员好几百人。一时到处传说纷纷，说上海的徐家汇教堂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就是无线电发报机的天线。在教堂的地下室里还搜到了很多机关枪、手枪等武器……
直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才知道以前的这些传闻都是空穴来风。据网上资料所述，龚品梅在狱中被关押了三十多年，甚至还被当作麻风病人被隔离起来，但是他一直不肯讲一句背叛自己信仰的话。1988年，龚品梅被获准前往美国。他是他依然热爱自己的祖国，98岁的时候，他安然离世。在遗嘱中，他要求以后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一定要将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故乡上海。
约在1952年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街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为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儿，还到处张贴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红红绿绿的标语。学校动员我们捐献零花钱和废铜烂铁支援前线，听说京剧名角梅兰芳、豫剧名角常香玉还出资买飞机、大炮捐给志愿军抗美援朝。
我和小朋友到陆家嘴那里的黄浦江边原来造船厂的地方，从烂泥里挖取废旧钢铁。那时动员家家户户都要交废铜、废铁，有的家里找不出，就用铁锅、铁铲等替代。有人把铜钱、铜板交上去，也有人把汤婆子、脚炉交上去，更有人还从箱子上撬下铜锁、包边、护角等铜质箱包配件，我海门乡下大姑妈家门上的铜环也是那时撬掉的，这个门至今还在使用，连我大女儿都有些印象。因为后来大姑妈成了我的岳母，女儿是岳母带大的，大概岳母后来经常会念叨这个事儿吧。
1953年浦东第一个电影院"东昌电影院“建成，工商界、浦东的民主建国会委员都捐了钱，父亲也捐了。电影院庆祝落成时放的第一场电影都是请投资人和捐款人看，我也跟父亲去看了那场电影，放的是越剧《梁山伯祝英台》，那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
在1953年还有一件事很是隆重，中国的老大哥，苏联的伟大领袖、大元帅斯大林逝世了。在我们小学校每人都发了一个黑色的臂章，都要带在手臂上。那一天全国下半旗致哀。下午五时正，黄浦江里的轮船拉起了长长的汽笛声，行驶在马路上的汽车全部停下，按响喇叭，行人肃立默哀三分钟。这三分钟，好像地球都停止了转运。
那时中国和苏联的友好氛围是相当热烈的。年轻人都唱着最流行的俄罗斯歌曲，有《卡秋莎》、《静静的小河边》、《三套马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在上海的延安中路还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建筑：“中苏友好大厦”。（就是现在的上海展览馆）大厦尖顶上的五角星闪闪发光，那是用了好多公斤的黄金制成的。
接下来就是公私合营，1954年9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商业大改造运动。上海市的大老板荣毅仁、刘靖基等纷纷响应。
听父亲讲，他当时也非常积极，动员其它商家一起响应国家号召。十月一日国庆节时，在黄浦区浦东工商界的游行队伍中，他站在最前面，还参加了民主建国会，成了民主人士。
父亲在上海黄浦区工商界学习时，还同荣毅仁先生、纺织大王刘靖基先生在一个小组学习。当时，私方老板的工资是自报的，父亲报了六十元。得知跟我家家业差不多的老板都报了一百多，甚至有两百多元的，后来上面批下来跟报上去的差不多，父亲拿到六十八元，被母亲抱怨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自己也后悔不迭。
公私合营后，全部的私营商店、工厂都成为国营单位。父亲就在黄浦区浦东张家滨粮管所工作。因为他有一手绝活，只需随手抓上一把米，用力一捏、一看，就知道米的等级、产地，是新米还是陈米，所以在粮管所当了业务经理。父亲得意地拍着胸脯说：“我现在也是工人阶级了！”
母亲被安排在家边上的油酱店上班。她是个文盲。上班前，她要我教她写字。主要是教“两、斤、元、角、分、钱、油、盐、酱、醋”这些字。一次我教她写一个“钱”字，那时还是繁体字，笔划比较多，对她来说是很困难了。写了很久，母亲总是写不好。她还老是“对不对呀？对不对呀？”地问我。问了几十遍，我不耐烦了，就假装惊讶地说：“啊呀，这个字写得比我还要好”。她这才满意地放过了我。直到把这些字学会后，母亲才放心地去上班了。
母亲长得较胖，两个耳垂特别大，别人都说她生就一脸的福相。母亲不擅做家务事，但她特别会使唤人。而且自己不做，别人做了她又看不惯，不放心。她有血压高的毛病，却又喜欢烦这烦那的，疑心又重，工作稍忙点或遇上不称心的事，她的血压就会高起来，满脸通红，头晕心跳。所以工作了一年多母亲就自动离职了。她在家里无事可做，很是无聊，对家人做的事更是指手划脚，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我小时候总觉得母亲很烦人，但也一直忍气吞声顺从她。
有一次，母亲说觉着头昏，肯定是血压又高了，要我陪她去浦东中心医院检查。到了医院，医生量了血压说很正常，比以前还低了，母亲听了很高兴，精神也好多了。可是回家时走啊走，走到半路突然又嘀咕起来，说：“不对，医生说比以前低了，那是不是低血压了？”我说医生不是说了很正常吗？可她仍然坚持要回去再检查一下。我只好陪着她再往回走，直到医生对她说了几次确实很正常，她才放心地回了家。
母亲又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但是她的节约有点吓人。她小便用过的草纸从来不随便丢掉，放在一个小凳子上晾干，在大便时再用； 吃的东西舍不得立即就吃，总是要藏很久才吃。有的东西藏坏了十分可惜，可她还是一直保持这种习惯。
我到江西工作以后，每年回家探亲总会带点当地的土产，如笋干、香菇之类的，母亲每次都是藏到第二年还在。第二年我带了新的，她就把新的留下，连我送给姐姐的那份也被她扣下，然后让我把发了霉的拿去给姐姐，让我十分为难。
小时候，我穿的衣服、裤子全是黑颜色的。母亲说小孩子家穿衣容易脏，黑色的可以少洗几次，不容易坏。我上学的时候，母亲从来没给我买过雨伞，老是买更便宜的草帽。我经常丢草帽，母亲就庆幸说还好没给我买雨伞。
夏天，隔日的米饭容易馊。虽然家里开的是米店，但馊饭都不会倒掉，用冷水洗一洗，再用开水冲一冲照样吃。她常说：粮食是不能浪费的，浪费粮食要遭雷劈的"。
母亲为了让我长大了要孝顺她，也是费尽了心机。经常例举了别人家儿子对父母孝顺的事迹给我讲，但她所讲的总是离不开钱。她还特地买了一张《二十四孝图》贴在墙上。图上有“哭竹生笋”、“弃官寻母”、“尝粪忧心”、“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等故事，天天让我讲给她听。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报纸、杂志，挑到有关子女孝顺的段落让我给她念。
母亲天天这样在我耳边唠叨，反而让我特别厌烦。而且她只有言传，没有身教。因为阿奶一直和我说母亲没有良心。我也没有看过母亲去看望阿奶，更不用说什么孝顺了。
公私合营后家里只有阿奶一个人在家。我八九岁的时候，阿奶已经八十多了，牙齿全掉光了，但身体很健康，性格也开朗。平时瘪着嘴巴，总是笑眯眯的。
有一次，阿奶要去阁楼上拿东西。楼梯上了一半，突然掉了下来。全家人以为很严重，她却拍拍屁股说：“没事！没事！”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念个不停。她信佛、信观音菩萨，天天要烧香敬佛。她还有一门独门绝活：治疗各种疮疖。
我记忆中，曾有很多人上门来求治。阿奶的方法是：在家门口用石灰粉画一个大圆圈，叫病人站在大圈中间。阿奶在圈外一边念经，一边烧锡箔。然后给一瓶她自配的药水，推着病人快点走，快点走。还高声叮嘱病人回家要天天上药。她从不主动收钱，但是看好了病的人都会给钱，还会拿些水果、糕点来，当然，我是最大的得利者。
阿奶最宝贝我。晚上总要我跟着她睡，把我的手放在她干瘪的乳房上，一边拍着我的背哄我睡觉，一边还讲些鬼故事。边讲边拍着床板，让我快闭上眼睛。
阿奶经常和我念叨母亲不好，没有良心。她对姐夫也很不满，因为姐夫的四川话她一句都听不懂，她只看得见姐夫盛气凌人的样子。有一回姐夫瞒着阿奶，将她陈了二十多年的臭咸菜卤倒了，说这个东西太臭，被阿奶发现后狠狠地骂了一顿。
其实我吃过阿奶泡制的臭冬瓜、臭笕菜梗，虽然很臭，但味道特别鲜，也特别下饭。阿奶一直说，这叫臭货香客人。我也觉得被姐夫倒了太可惜了，这可是阿奶精心秘制了二十多年的宝贝啊。
在吴家弄一号，进门就是一张长条桌子，上面放着香炉，两边是一对香烛台，供奉着观音菩萨。在长桌的最两边还放着一对次品帽筒，筒里插着拂尘和鸡毛掸子，也有竹尺等东西。但只有我们婆孙俩知道里面还藏着什么。我要零用钱时，阿奶就叫我到帽筒里去摸。
我一直想着阿奶的好，想着等我工作以后，一定要赚钱孝敬她老人家。可是，在我工作前，阿奶就过世了。虽然活了九十九岁，但没有享到我的福，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据父亲讲，阿奶临死前一直念叨我的名字，等着要见我，死了也不肯闭眼睛。
阿奶是1965年过世。父亲说，为了不影响我学习，就没有告诉我。1966年我探亲回家，见到阿奶的照片我大哭了一场。本想去阿奶坟墓前看一看的，可父亲告诉我“久安公墓”因为文化大革命扫“四旧”，已经被当地的农民挖掉了，现在连棺材板都找不到了。那里还有父亲的前妻吴氏和儿子吴世章的坟墓都被挖得没有了踪迹。
实行了公私合营后，父母都要去上班，姐姐已经结婚，但仍住在吴家弄二号，老阿奶住吴家弄一号，由姐姐关照。我没了人照顾，父母就把我送到江苏省海门县的小姑妈家里去。
我从来都没有到过海门。从上海到海门，要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长江轮船到海门的青龙港码头。最早的船，只能坐四、五十个人，遇到风浪稍微大一点，轮船摇晃得特别厉害，船上的人十有八九都要晕船呕吐。有时风浪稍在点干脆停航。逢到退潮时轮船搁浅，还得用小木船把乘客分批驶到岸上。大约到1962年以后船就大一点了，能坐一百多人，后来又更大些能坐三四百多人。长江航线的船都换了名字，叫“东方红”，油船都叫“大庆”，开青岛的四条船叫“长自”、“长立”、“长更”、“长生”号。顾名思义，就是自力更生吧。
从上海到青龙港坐船要七八个小时，票价一元。买船车联运票是一元二角八分。船上下来转汽车三十多分钟就到了海门县城。一般上海到海门的船都是半夜里开，第二天上午到，中午又返回上海，每天只有一班，这是海门到上海的唯一交通工具，所以购买船票非常困难，尤其在过春节时，更是难上加难。遇到台风、轮船停开，海门人出外就无路可走了。
我也是第一次坐轮船去海门，是由小姑妈女儿的同事叫蔡秀英的带着我。一上船就抡好位子，这一程就放心了。晚上，四周墨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不久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周围闹轰轰的，说是已经到了青龙港码头。船靠岸上了码头就急忙奔向车站，上了汽车就等于到了海门。小姑妈家住在老街的最东面，是借住在一个姓陈的大宅院里。
到了海门一看实在太小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小镇，那时叫“茅家镇”，很冷清，只有一条老街，从东到西，银行、邮局、文化馆、新华书店、百货商店、饭店、当铺、打铁的、磨剪刀的，刻字店，慢慢走过去，用不了半小时，整个海门县城还抵不到浦东东昌路一条街。当时海门人有一句俗语说：“进了吴淞，忘记祖宗”。意思就是讲大上海和农村乡下的巨大差距，因为从海门去上海坐船走长江，船开进黄浦江的吴淞口就等于到了花花世界的大上海。小姑妈家住在老街的最东面，是借住在一个姓陈的大宅院里。
在上海已经快读三年级了，到了海门又读回了二年级。学校是私塾的，校长是一个姓陈的老太太，瘦瘦的带着一付眼镜,老师也姓陈，脚有残疾，走起路来摇摆的幅度很大，一会高一会矮要相差二三十厘米。学校的校名叫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而是以脚有残疾的陈老师命名，反正都晓得叫“瘸子学堂”。因为海门当地人称腿脚有病的人叫“瘸子”，读音“夹子”。
有一次，我到上海去，和陈老师同路，一路上当然只有我来照顾他，在海门青龙港码头上船时，要从一条不到二尺宽的木板搭的斜坡上船，人又多，摇摇晃晃我扶着他小心翼翼的走上去，太惊心动魄了。
这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长，一个老师，一个教室。一、二、三年级的孩子都在同一个大教室里上课，老师教完一年级教二年级，二年级教完教三年级，以此类推，三个年级轮流教，教一个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其他两个年级的同学自己看书、复习。
学校里的课桌长的方的都有，坐凳要学生从自己家里带去，所以更是高的低的、长的短的、方的园的都有。因为我是从上海来的，大家都是叫我“上海人”。我写字、画画都比别的同学好，老师还是很喜欢我的。
那时，小学生三年级升四年级要像小学升初中那样考试。一年多后，我从初小考试到完小，考进了“海门县师范附属小学”，这可是海门数一数二的好学校，在海门县体育场的边上，南面紧靠海门师范学校。所以经常有师范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听课，实习。
我们的班主任是男的，叫丛有庆，那时刚从海门师范毕业。丛老师文学、音乐、美术、体育都很好。因为我也是有这些爱好，就很佩服他，他也很喜欢我。在师范附小那几年，我学会了吹口琴和笛子.有一次还给丛老师当助手，在学校对着体育场的那幢二层高的墙上画了一幅名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很大的宣传画。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极大，在我的记忆中印象也最深，时隔五十年后，我们在海门的一个小饭馆偶遇，我一下就认出了他，而他，竟然也还能清楚地叫出我的名字。
学校边上的体育场，是我施展才能的好地方。我们组织了一个足球队，一个乒乓球队，乒乓球还和实验小学比赛过。当时别的小学都没有足球队，可以说我们这是海门县历史上第一个小小足球队了，我教小朋友们怎么踢，教他们足球规则，因为自己也要玩嘛。
有一次，我拿了一根竹杆用来做撑杆跳高，可是这根竹子细了点，当我撑上半空后就断了，断竹子刮在我的大腿肚子上，出了点血，走路时两腿还要分开点，我也不好意思找医生看，忍了几天就没事了,不过到现在腿上还留有一条深深的疤痕。
学校的体育课我最活跃，那时全国开展“劳卫制”体育运动，跳远、跳高、长跑、短跑、丢手榴弹、爬杆都要达到一定标准，达标后就可以颁发到证书和一枚“劳卫制”胸章，我是全校第一个达标的。同学们看到我胸前佩带着亮闪闪的“劳卫制”胸章，都十分羡慕。
海门县体育场也是海门县主要的群众集会场所，开万人大会、开公判大会都在这里。我还记得有一天开公判大会判决杀人犯李永春的情景。犯人是因为赌博输了钱，去偷一个住在砖窑洞里孤老的钱，被发现后用砖砸死了这个孤老，其实只偸到了一元多钱，所以被判了死刑。
体育场就在我们海门县师范附属小学的对面。我和几个同学都挤到了体育场司令台的下面，看到罪犯被五花大绑的站在司令台上，背上插着一根“斩条”，上面用毛笔写着“杀人犯李永春”，在“李永春”三个字上用红笔画了三个圆圈，还有一个大红勾。两个警察站在他的两旁抓住他被绑住的手臂。当法官宣布：“验明正身，执行抢决”时，最后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好像听到他说想要吃烧饼、油条，几个警察立即就把他拖走了。
我们知道要去枪毙了，几个同学就从司令台后面的篱笆上翻出去，因为那时大家都知道枪毙犯人的地方是在老汽车站南面的大桥下，人们都往那里拥，我快冲到桥那里时就听到了枪声。桥上面有很多人都在向桥下看，桥下面也有很多人在围观，我钻到桥下用力往前挤，看见犯人已经脸朝下倒在了地下，有一个警察从死人的脚上脱下一只鞋子，从边上的河里捞了水，向死人的枪眼里灌水，又拍了照。警察刚离开，很多人就拥上前去看，我拼命向前钻，不料被人把我推到了死人身上，吓得我从地上爬起来就逃。以后，几个晚上我都在睡梦中被吓醒。
在我们班里有一个男同学，胖胖的。他的体育成绩一直不及格，连翻跟头都不会，我教了他几十遍他都学不会。我只要把他的头按下去，一抬他的屁股，他就从边上滚掉了，每次都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在学校我算是一个绝对的活跃分子，同学们送我一个外号叫“十八家”，是说我知识面很广，很多方面都会几招。
可是，回到了姑妈家里我就活跃不起来，姑妈对我很严历，认为我太顽皮，不好管束，逼着我叫她妈妈。有一次她大女儿回家，母女俩在躺在床上说我坏话，我假装睡着，但是我都听到了。第二天正好闹肚子，不知道怎么的把屎拉在床上，姑妈一边骂，一面说我是故意害她。
姑妈是信佛吃素念经的，家里平时很少有鱼肉吃，每次我从学校回来，桌子上就放着一碗红萝卜饭，饭上盖了一些儿菜，不管能否吃饱就是这么多。那时正值五七、五八年闹自然灾害、大跃进的年代，饭里米少红萝卜多，总是感觉肚子吃不饱。
宝宝哥哥有一个兄第叫杨连生，他比我们小几岁，所以不太和我们合群。我和宝宝经常去钓鱼，但钓到了一般也不吃，因为姑妈是吃素的。我们钓到的鱼啊、蟹啊、黄鳝等都是拿到菜场上卖掉，钱不多但很开心。有一次去钓鱼，刚开始宝宝只钓到一只小乌龟，我钓到一条小黄鱔，就是钓不到鱼儿。突然乌云满天，雷声隆隆，正想快点回家，鱼儿却在不停地咬钓了，这时候的鱼特别好钓，雷阵雨下得全身都湿了还舍不得走，一斤多的鱼儿钓了十多条。
可拿回家里姑妈一看就“洋炮狙”，“呒头狙”的大骂。海门的土话“洋炮狙”就是枪毙鬼，“呒头狙”就是砍头鬼的意思，小孩不听话时，海门的家长一般都这么骂。姑妈说我们没有良心，把人家河里养的青鱼苗都钓回来了，要我们立即放回去，瞬间，高兴的心情被猛然泼了一大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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