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江西二
1963年下半年，可能是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决定，撒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双金园艺分校。学校组织了一次简单的考试，说是考试及格的就分配到全日制的“樟树农校”继续深造。当然，考试只是一种形式，结果有十几个同学被留在了双金园艺场当员工。实际的原因一是文化程度，第二个主要是家庭的历史问题。
我们八九十个同学被分配到了江西省樟树农业学校。这所学校是江西一所老牌的农校，在解放前就有了，1958停办，1963年重新恢复。校长是一个高干，叫黄府柏。我们去时只有两个果蔬班，不久又增加了两个农作班，总共近二百个学生，都是上海知靑。我们果蔬班是上海黄浦区的知青，农作班是另一个“共大”分校转来的，是上海虹口区的知青。大家都是从上海来的，所以一来见面都很亲近，一会儿就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
学校在樟树镇，是清江县委所在地，也是上海到广州的49次特快列车的停靠站，从这里回上海倒是很方便。樟树镇临近赣江，镇上有药王庙，是江西的“药都”，在全国也是很有名气，全国的中药商常在这里云集，召开中药材订货会。传说“药不到樟树不灵”。
江西的名酒“四特酒”，就是“樟树四特酒厂”生产的。据说“四特酒”原来也不怎么闻名，只是在樟树有一个军用飞机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的飞机到了樟树机场，机场就用当地最好的酒招待，两位首长品尝以后，感觉不错，问及酒名，听说还没有一个好的名字，就给酒总结了浓、香、甜、醇四个特色，取名“四特酒”。
学校到樟树镇上很近，就一两里路，我们休息时就上镇去。樟树镇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数是“清汤”了。刚开始我们不知“清汤”为何物，认为清清的汤水有什么好喝的，谁知这里的“清汤”，竟然就是我们上海所说的“小馄饨”，几个同学吃了都说好，鲜嫩滑爽美味极了，结果每逢星期天大家都去吃了。
樟树农校的确是江西省农业专科方面的重点学校，教学大楼、实验楼、学生宿舍、教师宿舍、大礼堂、体育场一应俱全。进入实验楼，各种仪器五花八门，一排排桌椅，人手一台显微镜，看来就是一所正规学府。学校每个月发给我们每人三元钱零用，用来理发或买些毛巾、肥皂等，另外还给每个同学发了一顶印着“樟树农校”的蚊帐。
教材更是一开学就发了，有政治、语文、数学、化学、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植物保护学、植物学、养蜂学。一切都是那么正规，那么专业。我们的班主任叫吴文弦，是一个高个子，江西人，专门上政治课，但刚开始他讲的江西话我们一点听不习惯，慢慢的才好了一点。
在上第一课果树栽培学那天，一个姓胡的老师搬来了一大筐桔子，让班长在每个人的课桌上放了两只后开始讲课：“我们学的是柑桔栽培，其实柑桔是柑和桔的统称，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柑和桔的区别”，说着，老师叫大家把两只“桔子”的皮都剥开，我们发现一只的皮很好剥，而另一只却不容易剥，老师说好剥的那一只是桔，我们一般都称为桔子，也叫宽皮桔，如温州黄岩蜜桔、江西的贡桔、还有宫川、兴津、尾张等无核品种，而不容易剥皮的是柑，有广柑、甜橙、还有江西的沙田柚、浙江的楚门文旦等。然后老师要我们看剥开的柑和桔每个里面有多少囊，最后是让大家品尝，说出酸度和甜度。这堂课，大家都感觉很有趣味，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在“植物保护”的课堂上，我们主要是学习果树上的病虫害，认识各种虫害和病害的区别，以及对各类病虫害的防治方法。我记忆最深的一堂课是在一个桔树园里上的，老师让同学们在每棵果树的根部寻找是否有木屑，找到了有木屑的树，老师说这棵树里一定有天牛的幼虫，如果不消灭它，整棵果树都会死去。大家在果树的树杆上寻找，果然不出老师所料，凡是地上有木屑的果树一定能找到小虫眼，老师用小刀刮掉一点树皮，用一根特制的带勾的细钢丝，伸进小洞约有二十多公分深时，轻轻一转后慢慢地拉，果真拉出一条长有四五厘米的虫子来。
老师说这就是天牛的幼虫，它的成虫就是我们常见的有两根长须的天牛，这天牛有两种，黑色叫星天牛，还有一种褐色的，就是像咖啡颜色的叫褐天牛。天牛的成虫在夏天把卵产在柑桔树的树皮上，幼虫孵化出来后就钻进树的木质层，它有一对非常厉害的像锯子一样的牙齿，在树枝内不停的啃食，直到把树干的内部掏空，像挖地道一样，只留下一层干枯的树皮，所以天牛对柑桔树的危害是非常致命的。
另外还有一种柑桔树上的病害叫“黄龙病”，我们在果园里没有找到，老师告诉我们识别和防治的方法，说这种病害对果园是毀灭性的。这一堂实地教学课，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
还有一种在梨树上的“黑星病”，会使梨树的叶片和果实生成黑斑，叶片掉落，严重时整片果园得病死亡。老师说这种病是由一种带孢子的病菌传播的，这种孢子通常在秋冬时寄生在柏树上，一到春暖花开就随风飘落在梨树的嫩叶和果实上开始蔓延。随后老师又带着我们走到离梨园一二里路的地方，找到了几棵柏树，仔细一看，果然有很多黄色的孢子粘附在柏树的针叶上。老师告诉我们，所以说梨园周围三公里范围内一定不能种柏树，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当时叫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
教我们化学的是一个女老师，姓廖，她丈夫也在学校任教，两人都很受学生的喜欢，他们待人随和，博学广识，可惜说他们是“右派”，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右派”呢？
在所有学科里，我对“养蜂学”最感兴趣。蜜蜂有中国蜂和意大利蜂，它们是一种很神奇的昆虫，竟然可以用跳舞来传递信息，一群蜜蜂，就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它们又是一群高级建筑设计师，它们建造的六角形蜂巢是那么的完美，它们有分工，有合作，有计划，群策群力，勤勤恳恳，建设家园，为人类造福。它们不怕牺牲，共同对敌。明明知道刺杀了敌人以后，自己必死无疑，仍然视死如归，真英雄矣。我想以后自己一定要养一箱蜜蜂。
在樟树农校和在“共大”有所不同，大家都变得要求进步，劳动时都抢着干，可能都已经在思考前途和方向，我也写了几次入团申请。
有一次女生被安排到蔬菜地里平整土地，男生挑大粪，力气大一点的负责挑，我们五六个体小力弱的专门掏粪。那粪池很大很深，粪水都集中在池中间的一个凹坑里，掏粪勺的把手太短够不上，没办法只有下到粪池里面去。我们让一个同学封锁住厕所门口，我和另一个同学脱了鞋袜，挽起袖子，穿着短裤，就往下爬，下面粘粘的，滑滑的，臭气熏天。我们足足在池下掏了一个多小时，强烈的味道熏得我们头昏脑胀，上来后感觉地面上的空气真是太好了。一些学校的员工看见我们这样干，都说这些学生，还真不像上海人呀。
我是我们班的宣传委员，还要负责每星期出一次黑板报，由学习委员在同学们的写稿中挑一些比较好的文章，我专门搞报头，插图，勾边等美化。我们的班报报头叫“接班人”，每一期出来，别的班级都会来参观，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学校的教务科主任是个女的，叫周桂英，是原来“共大”过来的老师，喜欢写“顔体”，我挺喜欢这种字体，就跟着学，因此深得周老师的喜欢，常叫我去教务科写写画画，还帮着刻钢板、油印。只是我写的几次入团报告都石沉大海，毫无音信，据说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
在樟树农校的生活比较在“共大”就好多了，我们每个月有三元钱的零花钱，1963年以后，物质供应上也比过去好多了。就是粮食供应还是比较紧张，所以在学校，女生让点给男生吃，饭量小的送点饭票给饭量大的。
班里有一个叫林健的同学，他时常会背上一只小木箱子，到校外面去补水鞋、修皮鞋赚点钱。他的嗓音特好，大家喜欢听他唱歌，有时候大家要听他唱歌，就会凑点饭票给他。他最拿手的是南斯拉夫电影《大桥》的插曲“好朋友再见”，我们经常逗他唱，只要许他点吃的东西，他就会唱。他一开唱，对面二十米远的女生宿舍的女生们也都会挤到我们宿舍里来听。
不久我们班里又来了两个插班生，听说是省农垦厅里某干部安排来的。其中一个听口音好像是北方人，一来上面就让他当了团支部书记。他和我们都不合群。大家都看不惯他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说起话来像是中央的大首长作报告。全校开大会时他代表我们班上台讲话，一边讲，一边用手比划着在台上来回走动，大概是想模仿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列宁讲话的样子，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他却还是那么的一本正经。
那时在我们学校里有一个空军部队的医疗队，专门医治部队伤、病员，也会帮我们治病。所以空军部队的电影放映队，也经常会到学校来放电影。有一次，一个空政文工团也来我们学校演出。歌舞、独唱、相声、快板、小品……真的是太精彩了。后来我们上海知青也排了一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还专门负责布景设计，在几块三夹板上画上海南京路上的夜景。
学校的体育老师姓罗，是个小个子，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几，是江西省体育学院体操系毕业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同我们还能打成一片，没有师生之间的隔阂，常在一起玩耍，但却因此让学校有些老师很看不起他。
学校搞过一次全校运动会，我报名三级跳远和一百米短跑，在一百米比赛时，发令员在发“各就各位，预备……跑”的口令时，在预备后应该停顿一下，而他却连着叫，我愣了一下，起跑时就慢了半拍，最后得了个第三名，而三级跳远我得了第一名。我们得冠军的同学都在校旗下照了相。
我们班的男、女篮球队在学校绝对没有对手，女队的队长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叫马微华，身強体壮，我们同农作班的比赛每次都胜，而每次他们都不服气。我是班队的一员，也是校队一员，我们在清江县所有的学校中没有对手，清江县最强的队是地质大队和公安局队，我们也同他们打过比赛，但没能赢。樟树镇的篮球运动开展得很不错，在县里有一个灯光篮球场，常有比赛。公安局还特地招收了一个二米多高，篮球打得很好的到公安局专门打篮球。
我们学校的校长黄府柏，他平时很少到学校来。那天听几个老师在议论，说黄校长的儿子从楼上摔下来死了。黄校长的儿子我们同学都见到过，可能有十七、八岁了，长得高高的，胖胖的，理了一个光头。听说很喜欢看武侠、鬼神小说，一直跟他父亲说要到五台山出家，去学仙术，当一个神仙。摔死那天早上，正是大雾弥漫，可能他想学“腾云驾雾”就从窗口跳出去了。
1964年，我们学校突然进驻了部队，有好几百人。学校很大的一片区域以及大礼堂都让给了部队。那些军人都不带领章、帽徽，但我们看见有高射机枪等武器装备，一排排的军用卡车把两个篮球场都占满了。在我们学校南面约六七公里地有一个军用飞机场，天气好的时候，从学校最南面的大体育场向南看，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一排闪闪发光的银色的飞机。那时机场的卫生兵也进驻学校了。学校要求我们不能把学校驻军的事写信告诉家里或者旁人知道，要保密。那些军人除了训练就是学习一些常用的外语，慢慢的我们知道那是越南的语言。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早上，我们起床后突然发现一个军人都没有了。学校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部队都是开往越南去的，中国军队参加了越南战争。
1964年还有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时的苏联赫鲁晓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时期大力拥护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而得到斯大林的垂青。赫鲁晓夫曾说：“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就是我的幸运彩票”。而在赫鲁晓夫掌权后，大反斯大林，认为斯大林双手沾满了鲜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甚至将斯大林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列宁墓边上迁出火化，焚尸灭迹。
当时的毛泽东做出了强力反应，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抨击，那时学校的广播里每天早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都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
1965年初，学校又来了一批江西籍的学生，有两个班，都是学农作的，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交往，他们也不会打篮球，语言也不通，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1965年八月份，我们通过了毕业考试，就要进行毕业分配了。刚开始听说是全国分配，大家找来了全国地图，各自猜测自己可能会分配到什么地方。有的拿着地图闭着眼睛用手往地图上一指，指到那个省好像就可以分配到这个省，有的甚至把手指头都点到外国去了。没有几天，消息就出来了，知道分配的地方有江西、河南、还有甘肃，最后知道农作班大都分在河南省，我们果蔬班大都分在甘肃省，只有两个人分到了云南，少部分留在了江西。
我和三个女同学王福妺、丁桂兰、王精妺分在江西省农垦厅，还有分在公安厅的，同学们都祝贺说我们留在江西是分配得最好的。没几天大家都要到各自的单位报到去了，分手前一天，大家依依不舍，握手、拥抱，眼睛里都含着甜酸苦辣的泪水。我们这些同学，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一起从上海到了江西，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乐，一起哭，一起渡过了“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那两年，这里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考场，它值得大家永远怀念，也让大家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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