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文革六
这时，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还在继续，但已不像前时那么轰轰烈烈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一直是这个时期的总方针。毛主席还说今后每隔八九年就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但运动最激烈的两年，没有人上班，没有人生产了，国家真要乱了，中央决定要“抓革命，促生产”。
八一垦殖场的场长崔源泉是管工业的，他是江西萍乡人，在部队是少尉军衔，因为长了一脸络腮胡子，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崔大胡子。
那时物资紧张，在全南县一点东西都搞不到，全南县比我们场里还要穷，更不会给你。汽油、钢材、水泥等物资只有到省里找关系才能弄到一点。场里的木材要卖出去也要到省里搞关系才能开到放行证和砍伐指标。
有一次，场里要求省厅分配一辆汽车给场里，因为车辆不多，十个省属垦殖场都在争取。崔场长就要场供销科的一个同志带上香菇、笋干和场里的灵芝酒等特产到省厅先去通通关系。那个同志拿着东西在省厅找到有关人，说场里让我带点东西给你。那人勃然大怒，把他骂了一顿，说：“你赶紧给我拿回去！告诉你们领导，不要搞这种不正之风！”东西没送掉，这位供销员灰溜溜地回到场里，一五一十地把经过汇报了崔场长。崔场长听完汇报，指着那个供销员鼻子说：“你这个笨蛋！傻瓜！谁叫你拿到他办公室里去的？人家叫你拿回去，是让你拿到他家里去，你倒真拿回来了，你真是个笨蛋！”
崔大胡子对宣传队、篮球队很热心，他希望场里的气氛活跃一点，这也是从部队上带来作风。另外可以借此和近边的大吉山钨矿，741矿搞好关系，这些国家大企业也经常会对我场的物资有很多支持。因此，和这两个单位平时常有往来。
自从上次《艳阳天》演出成功以后，给了宣传队极大的鼓舞，崔场长对宣传队大大的表扬了一番。那时全国各地的地方剧团都在移植“样板戏”，他就想让宣传队再接再厉演京剧样板戏《沙家浜》。还要组织队里几个主要成员到龙南县采茶剧团去学习。因为龙南县采茶剧团乐队有一个上海青年原来就是从我们场里文工团调去的，通过他还搞到了京剧《沙家浜》乐谱。
但是场里能唱京戏的人实在找不到几个，只有木材加工厂的陈志刚和我会唱几句，其他的只好边教边学了，还好宣传队队长徐望华能拉二胡也能拉京胡，没有京胡就更谈不上演京剧了。
为了要排《沙家滨》这场戏，场里可是下了大血本。首先要从服装、帽子做起，还有各种道具、乐器、灯光布景。我的任务最重，因为知道我父亲是京戏票友，在这方面比较懂行，就派我到广州去采购乐器、灯光。场里现有的乐器只有钢琴、扬琴、大提琴、小提琴、手风琴、二胡和普通的锣鼓。灯光只有两只聚光灯和一只太阳灯。仅这些东西要演京戏当然差得太多了。
领导让我出差去一趟广州，这是我第一次到广州，我找到专门的乐器商店，添置了京胡、京二胡、月琴、堂鼓、锣、钹、皮鼓、响板等京剧演出必须的乐器。还买了五只聚光灯，两只布景投影灯和画布景用的胶片、顔料。购买这些东西，花了好几千元，一把稍好一点的京胡就花了五百多元，一只布景投影灯要二千多元，可我还只是挑了几件必须的，，对于我这个每月只有二、三十元工资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笔天文数字，我还是以节约为原则，尽量少花钱。其它的我当然是能不买的就不买了。
回到场里宣传队已经定好了几个主要角色：郭建光由木材厂的陈志刚演，阿庆嫂由宣传队唱歌较好，嗓音最高的“五*七农场”的艾介英演，沙奶奶由庄宝林的爱人小学老师陈莉莉演，这是几个正派角色。反派角色我演刁德一，“五*七农场”的张兴俊演胡传魁。
郭建光的唱腔是谭鑫培的谭派，一般的唱腔他还可以，最关键的一句“脑后音”陈志刚马马虎虎能过得去，问题就不大了，但是他武把式的基本功一点都没有，连一个前滚翻的动作都做不了。《沙家滨》中有一场翻墙的戏，怎么办呢？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围墙用布画成，让他先亮一个相，随后人往里倒下，弄几个人在幕后把他托住，以防摔伤，就这样也将就了。
艾介英的嗓音高吭。有一次坐车到赣州去，站在解放牌卡车上，一路上三个多小时，她迎着风唱歌就没有停止过，她的嗓子好像永远不会疲劳。但是，她从来没有唱过京戏，也不会唱京戏，更不会用小嗓，但现代戏用真嗓还问题不大，最要命的就是不识谱，只好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的学，虽然她的记忆力不错，但是在“智斗”一场中，“人一走，茶就凉”这一句中“凉”字后面的长拖腔老是学不好，大家都为她着急。后来，经过反反复复地教，一遍又一遍地唱，马马虎虎也算通过了。
再说演胡司令的张兴俊，他老家是山东人，说话有很重的山东口音。张牙舞爪的说白倒是有点像，但是只要开口一唱，调就跑到十万八千里去了，还好他没有几句唱词。而且样板戏里的胡司令是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张兴俊却没有那么胖。据说龙南县采茶剧团演《沙家滨》也找不到胡司令这样的胖子，就采取催肥的办法，每天特供一斤肉。但是，我们场里可没有这个条件，只好在化妆上加工一下。
我演的是刁德一，是马连良的马派。我父亲也很喜欢马派，也学过一点基本的东西。马派马连良的唱腔是婉转动听，演这个角色在说白时要求阴阳怪气的，把握住这一点就行。戏里的刁德一手里有一个很长的烟嘴，到处都买不到，只好自己用小木棍做了一个，刷上白漆来代替。
还有乐队的问题。京戏的乐队可不像唱歌跳舞的伴奏，最主要的乐器是京胡、京二胡和月琴。还好宣传队的队长徐望华曾学过拉京胡，还可以应付。但其他人对京戏都是一窍不通，都得从零学起。在京剧里皮鼓和响板其实是整个乐队的指挥中心，但赵德春只是用来打节拍而已。京剧里的锣鼓经名堂更多，也都是跟着录音马马虎虎祘了。
对于一个单位的业余宣传队要演一场京剧大戏确实是不容易，要有很多人的努力和配合，还有几个演新四军的小伙子，选了个子差不多高的，长得比较帅气的，他们每天跟着音乐练舞步，跌打滚爬，动作要求整齐划一，也是相当辛苦。
宣传队的人每天都要早起，练台步、吊嗓子，还要压腿、翻跟斗、打旋子，早饭过后就排练。我就更忙了，不但要排戏，还要画布景、搞灯光，还有阿庆嫂穿的那件蓝印花土布衣服因为买不到这种布，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X光片上刻出一组小花，再用白油画颜料把小花印在深蓝布上就成了。
过二天就要彩排了，这几天我更是前台后台忙得不可开交。因为第一次使用投影灯，画的景片要有变形，所以画好的背景片要不断地调试到满意为止。还别说，有了这投影灯后舞台效果真的不错。
调试好了投影灯再看灯光效果，发现有一个聚光灯不亮，我找来长竹梯並把总闸门关掉，並大声告诉在们台上排练的人不能动电闸门，而正在我爬上竹梯手扶着聚光灯检查原因时，一个赣州青年嫌舞台上太暗打开了总闸门，我突然感觉手一麻，差点从竹梯上摔下来。我对着那赣州青年狠训道：“你要害死我呀”。
彩排总算获得了基本成功，但是大家对阿庆嫂的形象看着总觉得不顺眼，我看着也觉着别扭，却苦于找不到原因，正思来想去找感觉时，庄宝林的老婆演沙奶奶的陈莉莉从对面走来，我瞥了一眼那丰满富态的身材，心里豁然开朗。原来那时艾介英年龄尚小，还没结婚，而且身材偏瘦，哪里会有“嫂”的形象呢？主要的问题出在胸部。我把这个发现私下告诉了队长徐望华，他认为我分析得对，但男同志出面去说总不大好，他就委托了一个女同志和艾介英去沟通，希望就此改变一下阿庆形象。
后来的阿庆嫂在台上一亮相，大家都说：“现在就很像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滨》正式公演时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在总场、分场一连演了好几场，又到全南县去演。连全南县的采茶剧团都很佩服我们能排出这样的大戏。接着我们又到大吉山钨矿、741部队去演出。当时八一垦殖场的宣传队是大大的火了一把。尤其是《智斗》这一场凡有文艺活动都会演，是演出最多的一场戏。
在741部队演出的那一次，是场里从全南县新调来的武装部廖部长带队的，听说在演出时，他坐在部队首长边上，还不断地指着台上向人家介绍说“这个是坏蛋，那个是好人”，好像怕别人看不懂似的，说话水平太低。大家都觉得很没面子。
在741大礼堂连演了二场，部队的首长还邀请我们到矿区再演一场。那天晚上的演出是在一个大工棚里，天气特别冷，穿着单薄的演出服更是冷得直哆嗦。部队上立即在简易的舞台边上放了几个大火盆，大家心里暖和了很多。
演出完了，部队又像贵宾一般接待我们，好酒好菜招待，告别的宴会更是热情，在那个年代，大家从未见过那么的高档盛宴。我们这些人犹如山上下来的土匪，用江西老俵的话说“像几百年冇洽（没吃）过”一样。当时脑筋转得特快的谢佳箐念了一首很形象的打油诗：“上桌观四方，心急手莫慌，吃肉莫啃骨，菜少先倒汤”。
自从《沙家滨》演出后，场里同事和附近的老俵都拿我们扮演的人物名字来称呼我们了。刚开始还真的有点反感，因为不管大人孩子都叫我刁德一，这可是个反面角色啊！后来想想，这其实也说明我的演出是成功的，就释然了。
没过多久，听说江西省采茶剧团要来我们场里演出，也是演京剧《沙家滨》。总场就把宣传队重新召集起来迎接省采茶剧团。观看完演出后要我们几个主要角色当陪客。在宴席上演郭建光的由陈志刚陪，演阿庆嫂的由艾介英陪，演胡司令的由张兴俊陪，各陪各的角色，当然我是陪演刁德一的。
酒宴开始，我作为东道主向对方的刁得一小张敬酒。他说不胜酒力。我就提议喝葡萄酒，度数低一点。他附和说葡萄酒好，我们就给他倒了一碗葡萄酒，谁知他只两口就把一碗葡萄酒喝了，像喝白开水一样。那时喝酒都是用小饭碗，一碗酒有足半斤。我说他绝不像是不能喝的，还是喝四十八度的白兰地好了。他说客随主便，然后又豪爽地几口把一碗白兰地喝干了。我想今天可是碰到了对手，就说：“看来我今天是遇到了知音。来，我们喝白的，我们酒厂的‘青泉大曲’，六十度，来两碗吧，那喝起来才过瘾！”对方一口应承说：“好吧，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了！”就这样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两碗“青泉大曲”也喝得差不多了。
他说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要醉了。我说：“你们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偏远的山区，我们感到万分高兴，希望以后多来。我们场里有一种最好的酒你还没有品尝，如果不尝一下就太遗憾了！”“哦，那是什么样的好酒啊？你说说看！”他两眼直盯着我。看来对方也是个好酒的，我的话一下把他的酒瘾勾起来了。我说：“我们场里最好的酒是‘灵芝酒’，是‘广交会’上的外贸酒，经香港出口的。那灵芝是仙草，在《白蛇传》里小青盗仙草，这仙草就是灵芝，灵芝是百蕈之王，这酒可只有在我们八一垦殖场才能喝到，你离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在我的鼓动下，他连说：“喝！喝！喝！有这么好的酒不喝，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拿来灵芝酒每人又喝了两碗，这时，其它桌上的人都已经吃完回招待所了，食堂的工作人员已在收拾，打扫，我们这才结束了。临走，他提议再拿一瓶灵芝酒去招待所楼上去打“四十分”，谁出错了牌就罚酒一杯。我们又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牌，谁也没有出错，也就没再喝酒。
在八一垦殖场能喝酒的人确实不少。场里刚开始办酒厂是因为缺少粮食，就通过关系到赣州糖厂搞了一些食用酒精和糖稀来做酒。所谓糖稀，就是甘蔗制糖的下脚料，场里用这个原材料，再加了一点中草药，酿成的酒称为“仙茅酒”。场里和周边百姓喝酒的都到酒厂买来喝，这种酒酒精含量高，喝完晕乎乎的，还真是一醉解忧愁。喝的人很多，酒厂开始供不应求。
后来各林场都办起了小酒坊，开始用大米来酿酒。职工用一斤饭票可以换两三斤白酒。那时喝酒最厉害的要数园林林场，大家调侃说到园林林场喝酒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这话还真不假，我算比较能喝的，可一次在园林喝酒，也喝醉了。虽然酒席上是没有倒下，可回到招待所就吐了。
有一段时间，场里斗酒成风，甚至还喝死过人。那次是在场里水电站上班的朱近荣、崔培琴家里，请的是陂头公社的一个老俵，其实喝的酒并不多，因为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大家还劝他别喝了，可在当时那种以多喝为豪爽，以多喝为骄傲的氛围下，为了面子，他一定要喝最后一杯，结果就倒下了，大家以为他醉了，就扶他到床上休息，其他人还继续喝，等喝完酒去看他已经是不行了，就死在了朱近荣、崔培琴家里的床上。
当然，就算这种风气下，也有滴酒不喝的。一次缅甸小华侨小黄，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喝酒，他买了白酒和一瓶葡萄酒，自己却不喝，说是从来不喝酒。我们说你请大家来喝酒自己却不喝那怎么行？徐正言拿了一个杯子放了一小汤匙葡萄酒，再加点白糖，沖上一杯白开水让他陪着大家一起喝，但是他喝了一小口就倒在桌子下面去了，从此后当然再也没人叫他喝酒了。这可是真的不能喝酒。
场里的一个老干部叫常群虎，河南人。在抗美援朝时就是副营级干部了，场里职工都叫他老革命。因为没有文化一直在原地踏步再也上不了台阶，场里就把他放在二级单位挂个副职。一次，供销科李步成（也是江苏海门人）要去上海出差，老革命要求同去。因为他自从到了八一垦殖场这个偏远的山区以后就没有离开过，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上了火车，到了吃饭时间，李步成带着他到餐车用餐。坐下后他看见餐桌上放着几瓶酒，就问李这是什么酒。李说：“这是啤酒，要不要喝点？”于是常群虎就指着啤酒瓶对边上的服务员说“服务员，来二两！”把服务员弄得是哭笑不得。
到了上海，李步成因为他是老干部，特地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宾馆，宾馆的大门是个旋转门，常群虎不敢进，李步成只好拉着他硬挤了进去。两人住下后，晚上老革命在席梦思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说是太软，不舒服，后来干脆把被子搬到地上睡了。真是可惜了大宾馆那么好的的席梦思。
在游览上海外滩时，他见到那些一对对拥抱在一起接吻的恋人，非常生气。忍不住就破口大骂：“他妈的，太不像话了！男男女女伤风败俗，怎么就没有人来管一管！？”吓得李步成急忙按住了他：“别嚷嚷，老革命，这是在上海不是在场里！你管不了的！”
李步成回场后在酒桌上讲起了“老革命”在上海的奇闻趣事，七传八传成了大家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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