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童年五
实行了公私合营后，父母都要去上班，姐姐已经结婚，但仍住在吴家弄二号，老阿奶住吴家弄一号，由姐姐关照。我没了人照顾，父母就把我送到江苏省海门县的小姑妈家里去。
我从来都没有到过海门。从上海到海门，要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长江轮船到海门的青龙港码头。最早的船，只能坐四、五十个人，遇到风浪稍微大一点，轮船摇晃得特别厉害，船上的人十有八九都要晕船呕吐。有时风浪再大点干脆停航。逢到退潮时轮船搁浅，还得用小木船把乘客分批驶到岸上。大约到1962年以后船就大一点了，能坐一百多人，后来又更大些能坐三四百多人。长江航线的船都换了名字，叫“东方红”，油船都叫“大庆”，开青岛的四条船叫“长自”、“长立”、“长更”、“长生”号。顾名思义，就是自力更生吧。
从上海到青龙港坐船要七八个小时，票价一元。买船车联运票是一元二角八分。船上下来转汽车三十多分钟就到了海门县城。一般上海到海门的船都是半夜里开，第二天上午到，中午又返回上海，每天只有一班，这是海门到上海的唯一交通工具，所以购买船票非常困难，尤其在过春节时，更是难上加难。遇到台风、轮船停开，海门人出外就无路可走了。
我也是第一次坐轮船去海门，是由小姑妈女儿的同事叫蔡秀英的带着我。一上船就抢好位子，这一程就放心了。晚上，四周墨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不久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周围闹轰轰的，说是已经到了青龙港码头。船靠岸上了码头就急忙奔向车站，上了汽车就等于到了海门。小姑妈家住在老街的最东面，是借住在一个姓陈的大宅院里。
到了海门一看实在太小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小镇，那时叫“茅家镇”，很冷清，只有一条老街，从东到西，银行、邮局、文化馆、新华书店、百货商店、饭店、当铺、打铁的、磨剪刀的，刻字店，慢慢走过去，用不了半小时，整个海门县城还抵不到浦东东昌路一条街。当时海门人有一句俗语说：“进了吴淞，忘记祖宗”。意思就是讲大上海和农村乡下的巨大差距，因为从海门去上海坐船走长江，船开进黄浦江的吴淞口就等于到了花花世界的大上海。
当时的海门有一个怪现象，县里主要的载人交通工具是“二等车”（自行车），因为整个县每天只有到青龙港码头或南通市才有一班公交车。所以，这里一般的仍是叫自行车，付费载人的就叫“二等车”。
在上海已经快读三年级了，到了海门又读回了二年级。学校是私塾的，校长是一个姓陈的老太太，瘦瘦的带着一付眼镜,老师也姓陈，脚有残疾，走起路来摇摆的幅度很大，一会高一会矮要相差二三十厘米。学校的校名叫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而是以脚有残疾的陈老师命名，反正都晓得叫“瘸子学堂”。因为海门当地人称腿脚有病的人叫“瘸子”，读音“夹子”。
有一次，我到上海去，和陈老师同路，一路上当然只有我来照顾他，在海门青龙港码头上船时，要从一条不到二尺宽的木板搭的斜坡上船，人又多，摇摇晃晃我扶着他小心翼翼的走上去，太惊心动魄了。
这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长，一个老师，一个教室。一、二、三年级的孩子都在同一个大教室里上课，老师教完一年级教二年级，二年级教完教三年级，以此类推，三个年级轮流教，教一个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其他两个年级的同学自己看书、复习。
学校里的课桌长的方的都有，坐凳要学生从自己家里带去，所以更是高的低的、长的短的、方的园的都有。因为我是从上海来的，大家都是叫我“上海人”。我写字、画画都比别的同学好，老师还是很喜欢我的。
那时，小学生三年级升四年级要像小学升初中那样考试。一年多后，我从初小考试到完小，考进了“海门县师范附属小学”，这可是海门数一数二的好学校，在海门县体育场的边上，南面紧靠海门师范学校。所以经常有师范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听课，实习。
我们的班主任是男的，叫丛有庆，那时刚从海门师范毕业。丛老师文学、音乐、美术、体育都很好。因为我也是有这些爱好，就很佩服他，他也很喜欢我。在师范附小那几年，我学会了吹口琴和笛子.有一次还给丛老师当助手，在学校对着体育场的那幢二层高的墙上画了一幅名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很大的宣传画。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极大，在我的记忆中印象也最深，时隔五十年后，我们在海门的一个小饭馆偶遇，我一下就认出了他，而他，竟然也还能清楚地叫出我的名字。
学校边上的体育场，是我施展才能的好地方。我们组织了一个足球队，一个乒乓球队，乒乓球还和实验小学比赛过。当时别的小学都没有足球队，可以说我们这是海门县历史上第一个小小足球队了，我教小朋友们怎么踢，教他们足球规则，因为自己也要玩嘛。
有一次，我拿了一根竹杆用来做撑杆跳高，可是这根竹子细了点，当我撑上半空后就断了，断竹子刮在我的大腿肚子上，出了点血，走路时两腿还要分开点，我也不好意思找医生看，忍了几天就没事了,不过到现在腿上还留有一条深深的疤痕。
学校的体育课我最活跃，那时全国开展“劳卫制”体育运动，跳远、跳高、长跑、短跑、丢手榴弹、爬杆都要达到一定标准，达标后就可以颁发到证书和一枚“劳卫制”胸章，我是全校第一个达标的。同学们看到我胸前佩带着亮闪闪的“劳卫制”胸章，都十分羡慕。
海门县体育场也是海门县主要的群众集会场所，开万人大会、开公判大会都在这里。我还记得有一天开公判大会判决杀人犯李永春的情景。犯人是因为赌博输了钱，去偷一个住在砖窑洞里孤老的钱，被发现后用砖砸死了这个孤老，其实只偸到了一元多钱，所以被判了死刑。
体育场就在我们海门县师范附属小学的对面。我和几个同学都挤到了体育场司令台的下面，看到罪犯被五花大绑的站在司令台上，背上插着一根“斩条”，上面用毛笔写着“杀人犯李永春”，在“李永春”三个字上用红笔画了三个圆圈，还有一个大红勾。两个警察站在他的两旁抓住他被绑住的手臂。当法官宣布：“验明正身，执行抢决”时，最后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好像听到他说想要吃烧饼、油条，几个警察立即就把他拖走了。
我们知道要去枪毙了，几个同学就从司令台后面的篱笆上翻出去，因为那时大家都知道枪毙犯人的地方是在老汽车站南面的大桥下，人们都往那里拥，我快冲到桥那里时就听到了枪声。桥上面有很多人都在向桥下看，桥下面也有很多人在围观，我钻到桥下用力往前挤，看见犯人已经脸朝下倒在了地下，有一个警察从死人的脚上脱下一只鞋子，从边上的河里捞了水，向死人的枪眼里灌水，又拍了照。警察刚离开，很多人就拥上前去看，我拼命向前钻，不料被人把我推到了死人身上，吓得我从地上爬起来就逃。以后，几个晚上我都在睡梦中被吓醒。
在我们班里有一个男同学，胖胖的。他的体育成绩一直不及格，连翻跟头都不会，我教了他几十遍他都学不会。我只要把他的头按下去，一抬他的屁股，他就从边上滚掉了，每次都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在学校我算是一个绝对的活跃分子，同学们送我一个外号叫“十八家”，是说我知识面很广，很多方面都会几招。
可是，回到了姑妈家里我就活跃不起来，姑妈对我很严历，认为我太顽皮，不好管束，逼着我叫她妈妈。有一次她大女儿回家，母女俩在躺在床上说我坏话，我假装睡着，但是我都听到了。第二天正好闹肚子，不知道怎么的把屎拉在床上，姑妈一边骂，一面说我是故意害她。
姑妈是信佛吃素念经的，家里平时很少有鱼肉吃，每次我从学校回来，桌子上就放着一碗红萝卜饭，饭上盖了一些儿菜，不管能否吃饱就是这么多。那时正值五七、五八年闹自然灾害、大跃进的年代，饭里米少红萝卜多，总是感觉肚子吃不饱。
宝宝哥哥有一个兄第叫杨连生，他比我们小几岁，所以不太和我们合群。我和宝宝经常去钓鱼，但钓到了一般也不吃，因为姑妈是吃素的。我们钓到的鱼啊、蟹啊、黄鳝等都是拿到菜场上卖掉，钱不多但很开心。有一次去钓鱼，刚开始宝宝只钓到一只小乌龟，我钓到一条小黄鱔，就是钓不到鱼儿。突然乌云满天，雷声隆隆，正想快点回家，鱼儿却在不停地咬钓了，这时候的鱼特别好钓，雷阵雨下得全身都湿了还舍不得走，一斤多的鱼儿钓了十多条。
可拿回家里姑妈一看就“洋炮狙”，“呒头狙”的大骂。海门的土话“洋炮狙”就是枪毙鬼，“呒头狙”就是砍头鬼的意思，小孩不听话时，海门的家长一般都这么骂。姑妈说我们没有良心，把人家河里养的青鱼苗都钓回来了，要我们立即放回去，瞬间，高兴的心情被猛然泼了一大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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