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都挺好》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夏末，在淮海中路附近的一栋小洋房，十七岁的张爱玲刚刚从伟达饭店——她妈妈的住处那里回来，心中正琢磨着留洋的事儿，岂料后妈孙用蕃劈头盖脸一巴掌打过来，还没等张爱玲回过神来反击，孙用蕃已经跑到丈夫张廷重跟前，恶人先告状了。
这个已经被鸦片洗脑的男人——张廷重，既非一个好的丈夫，亦非一个好的父亲，他不问三七二十一，揪住张爱玲的头发，左一拳，右一脚，嘴里还嚷嚷着，“我今日非打死你不可”……拳脚如骤雨袭来，张爱玲全无还手之力，她踉跄的身子随着父亲的暴力撞上桌角，又撞到椅背，耳朵似乎都要震聋了，若非家中何嬷嬷拼命相救，张爱玲也无法死里逃生。
纵然没即刻断了气，只怕也是出得气儿多了。疼，无处不疼，从背心贯穿肺腑，蔓延至四肢，恨不得立刻晕过去才好，但头皮撕裂的痛令她猛然清醒，腾升的屈辱和悲愤几乎将她的五脏六腑烧成灰烬，要是天上能砸下个雷，炸了这房子，这家，“就和他们死在一起也愿意”。
没有雷，连空气都是寂静的，她蜷缩在地上，任凭气血翻涌。
后来她带着一身伤被丢在一间空屋子里关禁闭，只留了个何嬷嬷照顾一日三餐，张廷重严令不许任何人与她接触。“跑”是她唯一的信念，伤势稍好些时，她便在窗前跳健身操，锻炼身体，细心观察门口值班的警卫，伺机逃离这个鬼地方。
还没等到合适的机会，张爱玲就病了，是很严重的痢疾。不许用药，不请医生，张廷重仿佛有意要考验他这个女儿的生命力，但眼看着张爱玲就耗不起了，在何嬷嬷的劝说下，害怕背上“恶父”名声的张廷重瞒着孙用蕃，偷偷给张爱玲注射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总算救回一条命。但惩罚并没有结束，张爱玲依旧被关在屋子里，没有自由。
天是灰的，空气里都是硝烟的味道，农历新年将至，却见不得半点辞旧迎新的欢喜，人们显得惫懒而迷茫。
张爱玲有些紧张，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终于趁着警卫换班的空档，溜出来了。自由已经张开双臂，但拥抱还为时过早，她必须在被警卫或者何嬷嬷发现她“失踪”之前，避开进进出出的人群，出了那铁门，才算胜利。
她做到了，一把抱住了自由。
不久，《大美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详细描述了一个女孩长达数月被软禁的日子，作者张爱玲。一直订阅《大美晚报》的张廷重读罢，怒不可遏，连摔了好几盏茶杯，风水轮流转终于也轮到他气血翻涌，无可奈何了。
一九四四年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驰名上海滩的大作家张爱玲在编辑的催稿电铃中，“仓促”地写下散文《私语》，又将“软禁往事”细细地说了一回，早带上“恶父”帽子的张廷重，这下连气都不知道从哪气起了。
实在大快人心。
有人说冷酷阴郁的青春是张爱玲的悲剧根源。
但世人眼中结局的悲喜又如何能道尽她的一生？拳头砸来，无处可藏又无力反击，是悲剧；而在可以做主的人生中，她一切的主动选择，都是富饶——真实地活着，做她自己。
一如我们呼吸过的空气，经历的道路和两旁的树木，形成了“我们”，可至于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终究取决于——我们自己。
木心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裘马轻狂的绝望，总比筚路蓝缕的绝望好”，苦难从未绝迹，在生活这个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的墙头草面前，成长是唯一的出路，那意味着选择权。
愿你真实地活着，如你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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