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陆潇分别后的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躺在家里，啥事都不想干。我曾幻想的幸福人生，第一次开始崩塌。“我这辈子大概是完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想，但远不是最后一次。
在得知被分配到县城煤管局工作后，我的内心无动于衷。父亲在远方太原的工作车间，逢人就红光满面地炫耀：
“我家刚子分配了个好工作，不光吃财政，还有大把油水捞！我们那个产煤大县，煤矿少说也有3位数，想想这里面啊……”
母亲则显得低调很多，她的内心同样骄傲满足，但我日渐萎靡的精神状态，让她忧心忡忡。她没有直接道破我的心事，而是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母亲眼里，我一直是个只会乖乖学习的好孩子，敏感内向的我，羞于启齿这样的私事，只能憋在心里。
偶尔母亲也会劝我：
“趁放假，多出去走走，工作后就没这么多时间了。”
躺到后来，我也觉得一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下去，我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即将到来的工作上。
说句实在话，我在内心对这份工作极为抵触。我从小的愿望是当个作家，要么科学家。虽然现在看来已没有可能，但我也不甘心像祖祖辈辈那样，成天和煤打交道，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煤灰色的世界中。
正式工作的第一天，母亲早早便给我张罗做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的早饭。有鸡蛋，有面包，有牛奶，甚至还有我们村都没卖的鱼片。我的内心感动之余，又有不安。即便为了父母，我也要好好去上班。
煤管局的工作，比我想象中的更艰难。生性内向老实的我，在和领导说话时，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都说说笑笑，讲着不知从哪听来的荤段子。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沉默，像从外星球来的怪物。
起初他们也会跟我说话，到后来见我性情孤僻，也就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始把我编入他们的笑话集。
有次在食堂吃完午饭回来，我仍旧静悄悄地坐在属于我的那个角落里，看一本从县城图书馆借来的俄国小说。我看得十分入迷，浑然忘了同事们在一旁的喧哗吵闹。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叫赵磊的单位老油子，在我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煞有介事地问我：
“乔刚，你这么喜欢看书啊，也不和我们说说话！”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除了看书，你还喜欢什么？”
“没有了吧。”我确实不知道我还喜欢什么。
“听说你很喜欢金子？”赵磊弯下腰，神秘地说。
“没有啊。”我脑袋里有点迷糊，不知他为何这么说。
“沉默是金嘛！”赵磊直起身，大声说道。
之前安静的办公室，瞬间爆发出一阵轰笑，我瞬间满脸通红，恨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
比起办公室的度日如年，在煤矿驻扎乃至下井检查的经历，虽环境不同，却同样糟糕。
工作一个月后，我开始被派往县城各地大大小小的煤矿，不定期安全检查。当我听到还要下井时，整个脸都要绿了。报纸上大大小小的矿难报道，每每读来，让我心惊肉跳。从小到大，我虽不是锦衣玉食，但也没吃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天知道哪一天下井时，我会不明不白得死在里面。
刚开始我还借口身体不适、家有急事等缘由请假，到那年最后一个月，我实在无法再编造出像样的理由。领导还威胁我，再这么下去，就要把我给开除掉。
一个风雪交加的隆冬下午，我不得不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下井体验，也是最后一次。
望着黑黝黝的矿井洞口，我好像看到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随时都将把我吞噬。我心里暗暗祈祷，求上天保佑我还能出来。
穿上矿服，戴上头顶矿灯的安全帽后，我挤在众多矿工中，走进一个十分简陋的罐笼，准备下到深达一公里的矿层。面前一张张苍老而又麻木的脸庞，似乎只是去参加一场日常的地下集会，早已习以为常。这让我狂跳不已的心脏，有了些许镇定。
“叮铃铃”，伴随栅栏关闭的铃声，罐笼迅速下沉。我还没反应过来，突然眼前一黑，光线迅速消失，只听到那呼呼的风声响彻耳畔。
十来分钟后，罐笼停止下坠。周遭潮湿沉闷的空气，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紧接着我又坐上一辆铁皮小火车，继续向那无尽的深渊疾驰。没人说话，只有火车向前飞奔撞击铁轨的“咣咣”声。
最终来到掘进工作面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眼前灯光昏暗，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我弯腰一深一浅地走在坑坑洼洼的地面，四处飞舞的粉尘让我睁不开眼，震耳欲聋的声响，几乎要把我的耳膜给震碎。我的大脑一片茫然，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回荡：
“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吗？”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在重新回到熟悉的地面后，蒙布灰尘的夕阳已开始下沉。我满脸漆黑地走进煤矿食堂，顾不得换衣服，顾不得洗澡，抓起一个窝头就开始啃，好像只有吃完那个窝头，才能让我继续生存下去。
大年二十三那晚，我把单位发的白面、大米、豆油、挂面扛回家时，顺便告诉了父母我的决定：
“过完年，我不想再去上班了。”
父亲喜悦的脸上，先是写满惊诧，继而开始愤怒，皱纹可怕地扭曲着，像极了矿难照片中扭曲的铁轨。
“你说啥！”父亲暴跳如雷得瞪着我，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
“我不去上班了。”我的声音细如蚊音，但透露着一丝不可置疑的坚决。
紧接着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从我6岁拿红薯喂狗被打以后，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即便是大黄，都没这个待遇。
这时，母亲再次站出来维护我，她推开父亲，挡在我前面：
“先问问为啥啊！”
“好！你说说为啥！”父亲喘着粗气吼道。
我把这半年来，从未跟他们提起的委屈、辛苦、艰难，一一道来。父亲听后沉默不语，他转身出屋，在院子里“吧嗒吧嗒”地抽烟。母亲则不住地安慰我：
“先别急着不干，跟领导反映反映，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
那年春节，家里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度过。妹妹乔媛没有像往年那样，吵嚷着要买鞭炮。我在她的日记本中看到了这句话：
“今年过年，我不买鞭炮了。我要省钱，让哥哥不再受苦。”
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劝慰，再加上妹妹的懂事，都没能让我改变辞职的决心。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意孤行是对是错，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扔掉铁饭碗，我也不知道还能去干啥。爱情和事业的一败涂地，让我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
在这半年中，工作的委屈，井下的困苦，都没能把我从失恋的痛苦中拯救出来。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忍不住疯狂得思念陆潇，梦中全是过去的种种片段，幸福也好，失落也好，痛苦也罢，我不得不认清陆潇已离我而去的事实。
我和陆潇在中专时的朋友薛明，国庆节聚会时曾偷偷告诉我，毕业后，陆潇就去了广州外国语学院。当然，同行的还有王文豪。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表现得很平静，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内。薛明还说到，暑假时陆潇曾问他要过我家的住址，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当时和薛明说：
“以后不要再和她提起我。我和她已经不再联系。”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头仿佛在滴血。
我们的境遇，犹如天堂和地狱，差别是如此之大。当我身处地下一公里的矿井时，这种感觉尤其明显。
有时候我也不甘心，我们仍然相爱，爱情的力量无比伟大。要想冲破现实的桎梏，我需要付出比现在十倍、百倍的努力。成天和煤打交道，显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种潜意识中的心理，促使我逐渐远离工作岗位，直至年底的辞职决定。
春节过后，父亲慢慢接受了我已经辞职的残酷现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和别人解释时，父亲总是用这句话搪塞。
既然在家不知道该干什么，父母开始教我一些能养活自己的手艺，不管我愿不愿意。为了不让他们过于失望，我暂时顺从地接受了这份好意。
修自行车、种菜、简单的木工和泥瓦活，都是这段时间我在家和父母学到的。
但我当时并不甘心，在一个从中专毕业的天之骄子眼里，这些都没有资格成为我的事业。
年仅21岁的我，还有着更大的野心。
我的第一份事业，从一张报纸上不起眼的广告开始。
我的舅舅柳金鑫，一个在我看来小有成就的生意人，过去经常接济我们家。将要过期和已经过期的包装食品，子女身上淘汰下来的衣服，办公室里看过的旧报纸，逢年过节都会成箱成箱得往我家送。吃穿我都不感兴趣，但我爱看报纸，哪怕是过期两年的报纸。
在1992年9月19日的报纸上，一条不起眼的小广告吸引了我。
广告里写道，一个河北商人，通过买方便面机生产方便面，发了家致了富，广告最后还有致富秘诀和购买渠道。
我的内心为之一动，在当时的农村，方便面还相当奢侈，为了改善生活，母亲每半个月才给我和妹妹买一次。即便是最便宜的方便面，我和妹妹也都会一扫而光，连汤底都不剩。每次吃完，妹妹都意犹未尽地说：
“长大后，我要努力赚钱，天天吃方便面。”
想到不用等妹妹长大，马上就能满足她的愿望，我便兴奋起来。买机器，开工厂，搬到县城楼房住，一连串的美好画面，像跑马灯一样在我眼前轮换。甚至我和陆潇，也会由此重新走到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
稍微平静后，一个现实的难题让我开始犯愁。昂贵的机器，像小山一样横亘在我面前，挡住了我通向幸福的捷径。
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们要，我只能找熟人借钱，才能捞到我的第一桶金。
万事开头难，厚着脸皮找同学借钱的历程，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勇气。当最终迈过这一关，数着手里厚厚的钞票时，我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原来钱来得这么容易！”
这种侥幸心理，在接下来几年无数次得出现，但我没有及时止步，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以至最后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
在得知我借钱创业的消息后，父母难得地一致反对。父亲忧心忡忡得对我说：
“咱家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老实上班吃财政才是正道。听我的话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这事没那么简单！”
母亲则半信半疑，她不懂这么多弯弯道道，只是隐隐觉得，借钱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不到万不得已，能不借就不要借。
我的一意孤行，促使我最终买下了那台期盼已久的方便面机。
听说我买了方便面机准备创业，好奇的村里乡邻也来我家看热闹。孩子们拍手围着机器转，弯弯曲曲的方便面条真的出来时，他们兴奋得高喊：
“出来了！出来了！”
在经过简单的油炸和风干后，妹妹乔媛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青花大碗，小心翼翼得把面饼放进碗里，冲上开水，又加了一袋我从批发市场买回来的调料，拿锅盖严实得盖上。
做完这一切，妹妹搬个小板凳坐下，笑盈盈地搓着小手，静静等待美食出炉的那一刻。
十分钟后，妹妹揭开锅盖，拿起筷子尝了一口已经碎掉的面条，转过头疑惑地问我：
“哥，怎么跟卖的味道不一样？”
一年时间过去，我那寄予厚望的方便面生意，最终宣告失败。
涉世之初的我，经验见识还是太少，从和面、醒面、切丝，再到蒸煮、油炸、干燥，每一步都有严格复杂的标准。调料、包装也都是巨大的成本，更不用说开工厂、批量生产销售，这些远非一个刚毕业的中专生就能办到。
眼看致富梦破碎，我心急如焚，家人也跟着我遭罪，他们这辈子从来没欠过这么多钱。父亲整天痛心疾首：
“我早说过，你根本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做生意不行，我又突然心血来潮迷上了摄影。除了给没见过世面的村民拍照赚钱，我还打算开影楼搞婚庆。
老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欠同学的债还没还上，要买摄影器材，我只能找亲戚借。承蒙祖上荫庇，我的上一辈开枝散叶，人丁兴旺。两个叔叔，四个姑妈，三个舅舅，四个姨妈，有做生意起家的，有在外县当官的。半年之内，我一视同仁得踏遍了所有亲戚门槛，又轻松筹到一大笔钱。
买完摄影器材，还剩一半资金没用武之地。为了把同学的外债尽快还上，我头脑一热，孤注一掷走向了赌场。
最初我手气不错，着实小赚了一笔。我把这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大脑，在赌场上也将无往不利。
赌到后来，我开始输，越输越想把以前赚的捞回来。每天从早到晚，我都钻在乌烟瘴气的赌场里，两眼通红得盯着牌桌。摄影搞婚庆的宏伟计划，早已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母亲知道我赌博后，成日以泪洗面。父亲开始在外面频繁得喝酒，每次回来不光骂我，还骂母亲：
“看看我不在家的日子，你把他带成什么样！成天惯着他，现在倒好，出了个孽子！”
他还经常教育妹妹乔媛：
“以后好好学，别走了你哥的老路！”
母亲也去赌场找过我，但我压根没空搭理她，眼里只有赌桌上的麻将和票子。输得越多，她越来找我。她越来找我，我输得越多。
手里没钱了，我还跟小时候去田里偷吃的一样，半夜去偷村口工地的钢筋，变卖筹赌资。结果被人连夜扭送到我家门口，看在同村乡邻的份上，才没有报警。
到1996年秋天时，我不仅输得身无分文，还欠了好几千外债。
直到最后一次，母亲仍像往常那样，在烟雾缭绕的赌场角落找到了我。我那时左手夹着烟，右手刚“啪”得打出一张发财，就听到母亲在一旁平静地说：
“陆潇给你来信了。”
我一愣，通红的烟灰掉在指头上都没感觉。直到牌友催我快打时，我才反应过来，把牌一推，拿起母亲手中的信走了出去。
陆潇的信很长，她知道了我毕业后所有的经历，包括赌博的事情。我的沉沦和堕落，让陆潇出离得伤心。她在信中开头写道：
“刚：
万万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样。我真的很伤心。我知道你为了我，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我何尝不是如此？我没有勇气去对抗父母，我恨自己的软弱和无能，放弃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分别后，我也曾日夜煎熬，对你的愧疚和思念，每天都折磨着我的内心。当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后，我整个人几乎都要崩溃，是我把你害成这样。
三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爱我，心里还有没我。我把一切都给了你，答应我，重新振作起来，好好生活。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我都从来没在乎过，我只要你能再回到从前那样！”
看到这里，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千疮百孔。我能理解她的苦衷，不恨她的离去，只恨自己太不争气，又一次辜负了她。我那敏感而又脆弱的自尊心，始终是我迈不过去的坎。
陆潇在信中还说到，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王文豪，到后来王文豪还趁没人的时候，对她动手动脚。她只是碍于父母一辈的情面，一直没有闹太僵。她很想以前有我在身边的日子，时刻能给她安全感。
我苦笑着把信收好，我现在这副德性，有何脸面去见她。跟王文豪相比，我几乎一无是处。我必须振作起来，重新做人。
在给陆潇回信后，我再也没进过赌场。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主动打听到陆潇的学校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劝我改邪归正。“心病还得心药医”，母亲逐渐明白，只有陆潇才能挽救我。
但欠的上万外债，终究是要还的。短短三年，在我们县城，凡是跟我沾亲带故的，甭管亲戚乡邻还是同学朋友，都被我借了个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众人艳羡的天之骄子，到人人鄙夷的过街老鼠，一时间，我成了大街小巷热议的风云人物，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我白天不敢出门，只有晚上没人时，才敢戴顶帽子遮住脸面，翻过院里的土墙，偷偷从没人的野地里出村，在外面躲几天。
年关将至，讨债的人蜂拥上门，有的哭天抹泪，有的叫嚣着要去报案，到法院起诉我，还有些一起赌过的牌友甚至堵在门口扬言：
“再不还钱，就把你们家房子给烧了！”
母亲不得已，把她年轻时的金银首饰全都变卖，还给了这些赌徒。剩下的债，只能等慢慢攒了钱再还。每次晚上偷摸着回到家，我都羞愧难当得跟母亲说：
“我以后不在这里待了。他们上门讨债时，就说我刚离家出走，已经断绝了父子母子关系。冤有头债有主，我自己欠的债，你们不用再帮我还，让他们以后来找我！”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