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定了袁崇焕的罪，打头第一条是“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也就是崇祯认为袁崇焕玩弄了少年皇帝的感情，辜负了他的信任。
这个约定很多史籍都有记载，版本大同小异。简单来说，崇祯元年（1628年），赋闲了9个月的原辽东巡抚袁崇焕，被重新起用为辽东督师。在获崇祯召见的对话中，袁崇焕当着年轻皇帝的面夸下海口，说给他五年时间，后金可平，全辽可复。
当时就有人私下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表示严重怀疑，说得好听你是痴人说梦，说不好听你这叫专业卖拐。以明朝和后金的力量对比来看，明朝能遏制后金的攻势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清初文史大咖张岱指出，袁崇焕这个广东人个子矮小，性格暴躁，像只猴子，“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
袁崇焕也知道这次忽悠大了，赶紧向崇祯提条件。大明皇朝对这个斗志满满的大叔，以及这个十分响亮的口号都很满意，钱粮保证不缺，武器绝对给好的，妒忌谗言我通通不听，只信任你一人。完了，还赐给他尚方宝剑。
可以说，袁崇焕以一个大饼换来了最高权力的眷顾，个人地位达到顶点。他是一个做大事不拘小节的人，不管“五年复辽”能不能实现，赢得皇帝信任，有机会大展拳脚才是最重要的。
然，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领军队越过明军层层设防的关宁防线，从蓟镇突入明朝内地，发生“己巳之变”。
也就是说，袁崇焕用“五年复辽”换取了崇祯的信任，并在辽东权柄达到顶峰仅仅一年多不到两年，后金就杀到大明的核心首都北京城下了。这难道就是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让皇太极杀到北京城下？军事上出了极大的纰漏，而且民间伤亡惨烈？
所以，这相当于宣布了君臣两人之间有过约定，“己巳之变”后，崇祯发现自己被袁督师欺骗了感情。尽管五年之约期限未到，崇祯年轻气盛，满心是受了欺骗和愚弄后的怒火。
第二件崇祯难以容忍的是，袁崇焕在辽东铁腕排除异己，直接不告而宣的处死了总兵毛文龙，挑战了军（君）权权威。毛文龙的统帅能力不下于袁崇焕，甚至远高于袁崇焕，这是崇祯也心知肚明的。
毛文龙该不该杀，这是另说。袁崇焕先斩后奏，则犯了官场的大忌。这事报到朝廷，崇祯是大大吃了一惊，可能第一念头就要拿袁崇焕是问。不过，他毕竟少年老成，想着辽东正倚重袁抵御，于是仍在圣旨中对袁杀毛文龙表示了支持。然而，崇祯对袁的猜疑应该已经深深埋下。
第三件崇祯要杀袁崇焕的理由是，“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谋款”即议和之事，“斩帅”指杀毛文龙一事。可以看出，它们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袁崇焕为了推进议和，不惜帮助敌人斩杀了毛文龙，从而解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然后，为了议和，不惜放纵清军长驱直入，打到京城门口。这是明官方的治罪逻辑。
袁崇焕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明确了他“五年复辽”的计划，其中即提到“和为旁着”，意思是把议和作为一个套路，目的是实施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巩固边防。崇祯对这个计划整体做了同意的批复。也就是说，按照人之常情来理解当时的历史，别管议和是不是袁崇焕背着崇祯干的，至少这个计划崇祯是明文批复肯定过的。但是自古以来，根据毫无道理的由来已久的大国心态，议和这种事，从来就是做得说不得。议和这事儿泄露出去，是很伤国民面子的，所以这个锅必须得让袁崇焕来背。天朝上国跟蛮夷匪徒讲和，让天下人怎么看？即便到了晚清，慈禧想和洋人议和，但锅得由李鸿章背着。
议和绝不能提的历史证据是，袁崇焕死后12年，历史重演。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秉承上意与后金议和，不料消息走漏，崇祯恼羞成怒，给陈新甲安了个“私款辱国”（私自议和，有辱国体）的罪名，枭首示众了事。
第四件崇祯处死袁崇焕理由是，袁崇焕个人在军队中威望太高，犯了忌讳。
袁崇焕手下精兵多从两广招募而来。这些子弟兵听得懂他那句“掉哪妈，顶硬上”的口头禅，眼里只有袁督师，没有崇祯帝。袁崇焕下狱后，部将祖大寿拥兵哗变，朝廷怎么喊话都没有用，最后全赖袁的一纸手令搞定。这样的封疆大吏，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应对皇帝的猜忌，那么等待他的迟早是死路一条。
对比袁崇焕的处境，能够平安软着陆的是晚清的名臣曾国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的处境与袁崇焕相似一致。曾国藩怎么处理的？曾国藩直接把湘军子弟兵裁撤，遣散，让慈禧太后安心。
我们知道了崇祯为什么要杀袁崇焕呢，然后回到这个问题，崇祯杀袁崇焕是自毁明长城么？
梁启超曾说过一句话，“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读明史的感受：如果袁崇焕不死，清能不能取代明要打个问号的。
这都是没有的事，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活神仙。朝代更替是综合实力变迁的结果，不排除一定的偶然性，但绝非一人一事所能改变。以明朝整体局势的衰颓，给你十个袁崇焕，皇帝比崇祯更英明神武，也多顶不了几年。
更何况，袁崇焕绝非完人，虽有过辉煌战功，但也犯了不少低级的战术错误。要命的是，他的综合素质不够硬，虚长了崇祯二十多岁，却表现得不及崇祯老练。做事任性独断，性情乖僻自负，好高骛远，在辽东铁腕排除异己，官场上不会揣摩上级意图，政治上幼稚天真等等。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即便没有“己巳之变”的追责，没有“五年复辽”的忽悠，没有崇祯的掣肘，袁崇焕始终难逃一死，大明始终难逃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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