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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是北京,哪里都没有多少人在良好生活

何止是北京,哪里都没有多少人在良好生活

作者: d7d2669cbcea | 来源:发表于2017-07-26 22:41 被阅读1738次

    前两天,北京的2000万人如何生活神奇地成为了刷屏热点。有人戏说:北京的中产阶级们每个月都需要焦虑上两三次,并且养活一篇点击300万+的公号文章。

    所以,时不时谈一谈焦虑,谈一谈鄙视链,谈一谈学区房和兴趣班,总是更容易触到互联网主流受众的那个“点”,催生一次涌动的舆论潮水,即便是书评君,也难以避免有时被这种焦虑所感染。

    但我们不曾忘记,所谓“生活”有丰富的向度。它不仅是收入、房子与生活方式,它还关乎意义,关乎德性。这样的说法在如今好像显得太远、太虚,但就像哲学教授陈嘉映在他2015年的书《何为良好生活》中所力图讲述的那样,“我该怎样生活”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而“良好的生活”远比“快乐”的内涵更加丰富。

    撰文  |  吴亚顺

    一不小心,柏拉图“穿越”到了谷歌总部,与一位工程师争论起来。

    双方的聚焦点是,有没有一种生活值得去过?如果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对于这些问题,软件工程师想开发一个“道德答案搜索引擎”,收集所有关于美好人生的数据,再根据每个人的个性,进行“定制”。一如既往,柏拉图认为,值得去过的生活只有一种,那便是哲学或爱智求真的生活。

    这是美国小说家、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在其书《柏拉图在谷歌总部》中想象的情景,她借由此书,带领我们重返古希腊时期——西方文明的源头,心智生活的黄金时代。

    柏拉图

    在中国,学者陈嘉映亦从古希腊出发,对“该怎样生活”展开伦理学角度上的探究。2015年5月,《何为良好生活》面世。在陈嘉映看来,“我该怎样生活”这个命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也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这也是《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含义。

    陈嘉映,1952年生于上海,年轻时插队内蒙古。1978年,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随熊伟先生读海德格尔哲学。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3年5月回国,翌年重返北大任教。200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2015年5月,出版伦理学著作《何为良好生活》。

    《红楼梦》里谁最快乐?陈嘉映说大概是薛蟠。“快乐有点重要,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时候不沾边。步步为营地把日子过好,这也算幸福生活,但和良好生活比,还是差了一些。”那么何为良好生活?简单的快乐不是良好生活吗?陈嘉映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这个“所向”就是eudaimonia,英语通常译为happiness,在陈嘉映看来,这个译法太糟糕,eudaimonia既包含行为良好,又包含日子过得好,不同于快乐,也不同于幸福,而是“良好生活”。

    “相比之下,良好生活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eudaimonia则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相连。尼采早就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谈到幸福与良好生活的细微区别时,陈嘉映写道。无论是在书中,还是演讲时,他都提出,德性与好生活“编织”在一起,要“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典范或者说德性榜样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把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陈嘉映堪称古希腊“真爱粉”。1978年,他考入北大,后留校任教、赴美留学,90年代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高校任教,这一路,作为古希腊的“业余爱好者”,陈嘉映未改初心。上个月,他还在上海宣讲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彼时,希腊人的理想是面向更高的生存,追求——希腊词“arete”,大意是“卓越”,后人译之为“品德”或“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作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

    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思视作最高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这个词语译作“良好生活”更为贴切。“我大致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将)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上海演讲时,陈嘉映说。在北京,又笑称,“我所讲的所有有意思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儿偷来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成功人士很容易被认为过上了好生活,但如果德性缺位,“好生活”将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唾弃。“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统称为‘成功人士’,实则,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陈嘉映写道。

    《何为良好生活》作者:陈嘉映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4月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不甚理想的社会环境中,能依靠品格而不钻营取巧来获得成功吗?陈嘉映的回答带着过来人的口吻,他说:“……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和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说到底,并没有谁应许过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于社会“道德滑坡”的流行看法,陈嘉映坦承自己并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事实。“中国人的道德在下滑?我不是特别知道。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闹‘文革’的时候,打地主,打老师,丈夫出卖妻子,儿子出卖爸爸,也不是说道德高尚得不得了。如果那时起点特别高的话,我们可能看出下滑,但起点那么低……”

    好榜样、坏榜样,都有力量

    在培养德性的过程中,人首先进入学习阶段。“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嘉映写道。他认为,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读书或听课,而靠典范——来自“身边”,而非硬行树立起来。

    这时候,成功人士又一次扮演了世俗而重要的角色。尽管陈嘉映多次对成功人士宣扬道德、售卖“心灵鸡汤”感到厌恶甚至愤怒,但他也认为,在德性学习时,成功人士具有榜样力量。“知道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是好的,最突出的标志是成功和名望。当然,它们并不同于卓越,然而,如维特根斯坦反问:有什么比成功更具说服力呢?”

    2015年6月,在北京一家书店举办讲座时,陈嘉映再次强调培养德性时典范的力量。他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从身边的人攫取榜样,这个人在这里比你做得好一点,那个人在那里做得比你好一点,他们完全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你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实实在在地学到东西,德性得到培养,不断地生长。”同时,陈嘉映分享了一条“路径”,即从够得着的地方开始,学习成长,慢慢深入,追求自我与有德的融合。

    陈嘉映在讲座现场。

    学习阶段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此时,典范成了参照。我们要以做事的方式来实现个人进一步的成长,在实践中渐渐明了自己的本性,而要培养更高的德性,实现自身,就需要对某些本能、感觉、欲望加以抑制与克服。陈嘉映解释道:“我们在一时一事上学习何为德行,是为了学做一个整体有德之人。我本来是吝啬,但我知道吝啬是个缺点,我因克服缺点而感到高兴——我想成为一个较为优秀的人,在优秀的人身上,吝啬是不协调不自然的,是一种扭曲,就像城里人在街头撒尿不协调不自然。”

    不过,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还需要面对“坏榜样”。2009年,青年学者周濂撰文认为:“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周濂提到陈嘉映所写《梦想的中国》一文,其中说:

    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

    周濂表示,这样的梦想无法寄托在几个好榜样身上,同时,“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

    “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

    陈嘉映曾反复演讲的一个主题是“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他通过各有侧重的演讲,不断深入思考。与此同时,怎样才能过上良好生活,也是读者阅读他的新书时自然追索的一个问题。

    书中,陈嘉映对知行关系、善恶概念等进行了学理意义上的探究,这一探究基于实践活动,即便如此,不能反过来,把探究当作“良好生活指南”。事实上,道德问题并没有“路线”和“答案”。

    “这类探究并不指导我们怎样做到知行合一,怎样从善去恶,甚至并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质和做法是善好的’这类实质善好问题。指望伦理学来指导伦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平’,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理论’做不到这一点而责备它无能则是错误的责备。”陈嘉映强调。

    《价值的理由》 作者:陈嘉映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00年5月

    在他看来,伦理学“以更加曲折的方式与伦理生活相联系”,其路径可以是——比如通过分析,纠正“一切行为皆在于追求快乐”这种流俗看法,据此做出相关的调整、改变。这并不意味着说服他人,而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以加深思考,相互学习,彼此理解,使个人更通透、更丰富,最终实现自身。

    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时,陈嘉映说:“每个人的好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除了过良好生活,那么,是否也有人要过一种不那么好不那么快乐甚至自毁、作恶的生活?推理小说《八百万种死法》中,教堂的一个常客玛丽说:“知道吗?我有个很棒的发现,那就是人活着,不是非觉得好过不可。谁规定我有快乐的义务?以前我老以为如果我觉得紧张或者焦虑或者不快乐,我就非得想个法子解决不可。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

    玛丽虽然纯属虚构,其想法却与现实雷同。北京讲座尾声,一位男生站起来向陈嘉映提问:“你说要把德性编织到生活中,过良好生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良好的生活呢?”话音未落,现场一片笑声。

    陈嘉映先讲了一个独立、叛逆的青年让人“心痛”的故事。这个青年人和母亲极难相处,愤而离家出走,几年后,被母亲找到。为缓解关系,两人一起游玩了两天,但最后决定,还是各自回归各自的生活。分别之际,母亲说,你走什么路都行,我就希望你好。青年稍微停顿,回答她:“但不好又怎么样?”

    “作为母亲,这是人生的一种极端体验。无论如何,我是想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回答不了。”陈嘉映说。

    沉默了四五秒钟,讲座结束,掌声响起。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吴亚顺;编辑:小盐。较原文稍有删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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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评论

      • 那些风:道德是不能与其他的条件割裂开来看的,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本身手底下就有一帮奴隶,然后他们才能抽出时间来谈真理谈道德。如果考虑到事实,这真是一件讽刺的事情。还有中国的各种乱象,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乡土中国了,邻里熟识,社会关系稳定,那个时候道德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一个人若缺德,必会被社会孤立。而现在的中国处于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中,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人们的关系不再固定,道德的约束作用被弱化,如果一个人不讲道德,他换个城市生活就是。这个时候法律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单纯的提倡道德作用不大。还有诸如老人跌倒扶不扶的问题,如果我们国家也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把天价的医疗费用降下来,扶还是不扶,跌倒者会不会讹人,根本就不会成为道德命题。其实道德也好信仰也好,它都是客观条件作用的结果,只是有的以主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就给人一种比较难以定论的表象。其实顺着条件捋,认真的想一下,也不是想不通。
      • 12959b8d3b10:良好生活很难做到,为了生存人们在使尽所能,感到的是紧张,焦虑,不安。有时的笑容也发自表面。
      • 燕山松:好文!
      • 3b29abc5cb80:世上除了快乐,良好,还好真理,知识,与其他人的关系。道德也会因时代,地域等而不同。就拿帮助人来说:一种说法,要看到别人所需,去帮助。另一种说法,别人不找你帮忙,不要主动去,因为你想自己感觉道德高,却让别人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所以,世界有很多维度。快乐只是副产品,做好每天的事,真相,知识,各种关系都值得关注。
      • 海星星_de_Sana:嗯,没有什么好或不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就👌哦……
      • 北京平民:外地人多了,北京就是个问题了

      本文标题:何止是北京,哪里都没有多少人在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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