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张硬座车票

大年初十，是我学校下半学期开学的前一天。

我通常在家里留恋到这一天的下午才会返回400公里外的学校，如果不是石家庄的公交车没有暖风空调，我定会留恋到晚上。

春运的火车票供应十分紧俏，但那只针对春节前离京和春节后返京的人们而言，对于我这类反之而行的人来说，丝毫不会担心春运期间出现买不到火车票的情况，最坏的结果最多就是一张站票，就算是2个小时的站立也要比提前几天到火车站买票省时省力的多。

“买一张最近时间到石家庄的动车。”

“没有坐票了，只有站票，行吗？有座的…下午5点的车还有座。”

“就来张站票吧。”

“唉，还有最后一张坐票，我赶紧给你出了啊。”

买票的时间距离发车时间还有30分钟。如果是我父母在场，他们一定着急的火烧眉毛，生怕赶不上发车时间。自己出行倒是不急不慌，因为我知道即使春运最高峰，从开始进站排队到最终检票口最多只需要10分钟时间。

在发车时间前5分钟。抽烟的男人赶快吸了几大口就踩灭了烟头，每节车厢的检票员搓着手心里咒骂着最后难熬的几分钟。手里的巨无霸汉堡让我腾不出一只手在车厢门前从兜里掏出车票，嘴上叨唠着坐火车检票程序太过重复，把汉堡夹在了腋下，不耐烦的掏出了车票，检票员依旧搓着手，没接车票就说了句“上去吧”。

看到最后一排玻璃上的座位号与车票相符，我的视线首先集中在了春运列车上的行李架上。春运的行李架需要用壮观形容，分布着红、黑、五彩的行李，红色的是喜庆的礼物、黑色的是行李箱、五彩的是编织袋，他们被列车员用神奇的排列方式挤在行李架上，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物理学天才。

我放行李时，问了一句“这是谁的行李，能竖过来吗？”

三排座位以前的一位大哥站起了身，又看见旁边一个准备放行李箱的大哥，我决定放弃。

“请问，你是坐这儿的吗？”我又一次确认车票上的座位与列车上的座位号之后，向坐在那个座位上的一位抱着小孩的农村妇女问到。

我问完，她低着头看着孩子，没有任何动作，声音像是淹没在嘈杂的环境中。但是那种距离她绝不会听不到，她像是假装听不到。她蓬松着头发，像几天没有洗过，我甚至怀疑座位靠背上的白色座位套是她弄的那么脏兮兮的。

那个女人抱着的孩子身上，裹着红色的毛毯，上面绣着“吉祥如意”。我本想提高嗓音再问一次。那个女人稍微揭开孩子身上毯子的一角，又用力的裹好，把孩子抱的更紧了。

从很冷的地方到很热的地方，外加上拥挤的车厢，再遇到一个占座的人，难免有些上头。我把手里的汉堡塞进了背包最外侧口袋让一只手可以方便接下来指着人鼻子开骂。没等我发作，我旁边一个相比那个女人更加邋遢的男人抓住我刚抬起来的准备指人的隔胳膊，“小兄弟，听我说”他用低沉并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对我说。

那个男人的个头到我的鼻子，一件深蓝色棉袄、一条黑色棉裤，一个典型中国农村男人的装扮。“俺家孩子来北京瞧病，大夫说治不好了，俺们这出院回老家，俺们就准备等死回去了，你能不能让俺们家这娘俩坐，俺把车票钱赔给你，你去哪？”那个男人说完这话，才把手从我胳膊上拿开。在他拿着我胳膊的几秒钟里，我以为他要打架，满脑子都在盘算着一会怎么出拳。

那个男人说完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个男人的话我并没有完全记住，只记得他每句话都要说一个“俺”字，这之外还记得有“等死”、“治不好”。此时，那个男人既没有期盼着我同意的表情，也没有像一个商人那般继续谈价还价，只是用食指的中间关节沾了沾下眼皮又低头看向了他的妻儿。这意思再明显不过，座位我们占了，但是给钱，不管这钱我要或是不要。

周围人的眼神聚集在我身上，仿佛是在对我道德进行一场善恶考验，我不仅没有选择不同意的余地，更没有要钱让座的可能，他们的眼睛足以决定把我送入地狱还是留在人间。有句话说“穷生奸恶，富长良心”，何为穷、何为富，答案不取决于财富，而是选择奸恶还是良心那一刻所处的环境中的比较。在这一刻的决定中，我显然属于富的一方，悲情的故事会使人产生怜悯，富对于穷才能产生怜悯。

那个男人在我同意让座并且没有要钱后，食指的中间关节又分别沾了几下两只眼的下眼皮。很明显，他需要一张纸巾，但就算他所站立的位置在他妻儿后面，他依然要保留着一个作为男人的尊严。

列车开动，我借故与那个男人交换了位置，把座位旁边的过道空当让给了他，我靠在了座位靠背的侧面。那个女人依旧低着头，看着红色毛毯中漏出来的那个闭着眼的小脑袋。悲情的故事总是让环境变得沉默，让人们欲言又止，可对于发生悲情故事的人，沉默像是冷漠，过问原委像是在看他们的笑话。在一个尴尬的氛围中，只能寄望于发生悲情故事的人打破，但那个男人却像在冬日里用哈气一嘴一嘴的温暖着几乎凝固住的空气，吐出的白雾只短暂停留即消散，他在内心叹息这并不温暖的阳光，又希望阳光再明媚一些。

缺少树荫遮挡的午后的阳光，穿透式的从右侧玻璃照进车厢，给那个女人一侧的脸颊上映出些血色。

那个女人从棉衣内测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们一家三口，女人坐在椅子上抱着孩子，孩子的身上盖着的是那个绣着“吉祥如意”的红色毛毯，男人站在椅子后面。这张照片上充满着褶皱痕迹。那个女人右边胳膊抱着孩子头一边，把孩子身体放在腿上，为了不让孩子的身体因为撤走一只抱着他的胳膊而产生任何不适，她踮起了脚尖。

那个女人拿着那张照片，拇指手不停地揉搓着照片上的孩子。整张照片褶皱最为密集的地方正是这里，也是照片最中间的位置。

照片里或许能装出快乐，但却装不出来悲痛。我分明听见那个女人开始哭泣，眼泪滴在红色的毛毯上，产生一个个深红色的圆点。

我走到车厢门处，等待着到达保定站，可以第一时间下车点上一支烟。

我狠狠的吸了几口，还没等压抑感吐净，列车员就催促着我赶快上车。我没有再回到本应该属于我的座位那里，就在车厢连接处，吃起已经凉了的汉堡。我想，如果我在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面前吃，他们还会再一次的悲伤起来。

到达石家庄火车站，坐上回学校的公交车。接替我买到最后一张硬座车票的人，也在经历和我一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