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耳 昔日风华已逝
几年前，我想拍一部反映当前老家农村现状的纪录片，考察了几个村子，最后决定选择邓耳。
邓耳是个汉彝杂居的村子，汉族占绝大多数，村名却是彝语”大森林”的音译。说起这个村子，在当地颇有名气，早在上上世纪，往滇南方向的一条茶马古道经过村子，马帮运布匹、烟土往遥远的缅甸、老挝等诸国，又从那边运些珠宝、盐巴、茶叶等物资回来，村子成了众多马帮留宿、补给马料的一个地方。马帮的到来，客观上给村子带来了繁华，也让村里人增长了见识，甚至有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马帮这个行业逐渐消失，茶马古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邓耳紧跟时代步伐，在土改、大跃进、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从未落伍，在当地具有影响力也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分田到户后，整个村子更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又过了些年，以前就有些商业经验的一部分邓耳人率先走出大山，成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在羊群效应下，又一批批邓耳人走到城里，贩卖蔬菜的、种花卖草的，开小餐馆的，卖冷饮的，做屠夫的，做包工头的，经营电器的等等凡能挣钱的都有邓耳人的身影，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村子，在城里成了公务员，有的成了局长，科长、校长，主任，老总。
至今，仅在县城的邓耳人已经超过三百人，估计是该县所有村子中最多的。与此同时，邓耳村子却日趋显现出一种落寞、衰败之气。
原因是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
已经有多年，在邓耳没有婚礼只有葬礼。
我第一次去邓耳的时候，村里剩下百来号人，其中六十岁以上八十多人，剩下大多也是因为要照顾老人走不掉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老人们独自在家留守，子女们在外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或者老人生病的的时候回家探望。也有少部分家庭先举家迁到城里，有些老人适应不了城里炎热的气候又重新返回村里。
邓耳小学，当时名气堪比乡中心小学，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校舍已作他用，操场上的篮球框架还在，只是水泥浇灌的操场有了裂缝并在其间长出了杂草，在春季，也有人在操场上支起塑料薄膜育秧苗。以前校园里还修了一个方形小池塘，现在池里也不再蓄水，控干了水的黑色淤泥成了各种植物疯狂生长的养料，也成了母鸡带着小鸡在那里觅食嘻闹的好地方。
对村民姚继生而言，村里目前的状况倒是一个机会，他是种植烤烟能手兼着乡里的烤烟种植辅导员，加上有一位能吃苦肯吃苦的妻子，天时地利人和他都具备，他以便宜的价格从别人手里留转过来近二十亩土地。虽然忙点、累点，这二十亩烤烟地每年带给他近十万元的收入，但是村里现在像他这样种烤烟的已经没有几户，种植烤烟需要经验，需要劳力，也需要运气，碰上干旱或雨期太长的年份，弄不好还会赔钱，保险公司像征性的赔偿根本无济于事。
九月的一个周未，我于黎明时分抵达村里。进村即碰到一位老人到处寻找村里的医生，村医的妻子告诉她老公很早出门了但不知道去了哪里手机落在家里，听上去手机落在家里完全是个策略。
除了安静，乡村稍显凉意，我没有想过的，是有人一大早就起来寻医问药却不得。
在农村，村医只是一个兼职，经过培训，可以处理一些常见疾病。自从有了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之后，在人口发达的地方，村医除了政府补贴的工资外，诊所本身的收益也不错，村医的积极性很高。可是邓耳的情况不同，几次到邓耳拍片，设在村口的诊所就没有见开过门。
寻找村医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几处仍然不见医生，自怜自叹起来，说养了五个子女，都出去了，像她这样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过后，村医的妻子告诉我许多关于老人＂鲜为人知＂的事情还有在农村做个医生的难处。
每人有每人的难处，关于他们的事情，我无法评说，但是我希望把所见所闻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
走到村子东面，看到一位用棒槌捶实屋顶土层的老人正在向别人诉说家庭的遭遇，原来儿子在外面出了交通事故、腿部受了重伤。正说着，其儿媳挑着桶从屋里出来，见到我背着摄影器材，可能以为是到乡村采访的记者，止住婆婆说话，自己倒是倒豆子似的说道：＂记者同志，你说说我家男人，好脚好手的一个人，烤酒，杀猪卖肉一把好手⋯⋯＂
这位大嫂又重复一遍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包括如何打的官司，如何做的治疗，付了多少医疗费，责任方出了多少钱等等，说着说着，这位大嫂抑制不住情绪就呜咽起来，稍微稳定下来后又说开了，说现在所有的事情压在她的肩膀上，压力巨大。
我大概明白了事故发生的情况，包括民政部门也给予2000元的救济，但是与花掉的十多万医疗费比，毕竟是杯水车薪。我对此也无能为力，乡村的痛，可能还有许多，但是我们从远处观望一个村子的时候，总是山青水秀，云遮雾绕、仿佛一处仙景、世外桃源。扒开一看，到处是伤口。
果不其然，绕到村子下方，碰到以前拍摄过几个镜头的大婶，她就给我倒许多她家的苦，真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大婶邀我进屋，门框上贴着白底黑字的丧礼对联还很新很新，大婶的老伴，已经有卧床多年的老伴刚刚埋葬。大婶说刚刚享受了低保，人又走掉了，说自己今年尽遇上倒霉的事，又说办丧事时，买了200斤米线（一种当地食品），估计是没有榨熟，都发霉坏掉了，向卖方提出弥补部分损失，此事还在协商之中。两元钱一斤的白菜剩余百多斤，也一元一斤处理掉了，还有番茄等。目前大婶关心的是老伴享受的低保是否会转到她头上，她说八十多岁的人啦，别人六十岁就享受了，自己已经快八十，也应该有这个享受低保的资格。她还说她要跟村委会提出这个要求。
关于大婶是否应该享受低保，我说不上来，严格地来说，她有子女，据说还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说大婶富裕说不上，有多穷也说不上。他们家原本是地主，听说有许多田出租给佃农，他们的房子是村里当年最豪华的大宅。从现存的院子的规模，所用的门柱，石礅，镶嵌在院子里的大青石及蒙上了一层灰的雕梁画栋窗棂等仍然可见当年的风华。这所大宅土改时分给了贫下中农，改革开放后大婶又花了钱从别人手里买回来一半，这时我才发现院子右首那所房子和他们现在居住的这边确实是一个整体两道门。
时过境迁，曾经的地主家庭，如今为能不能享受低保操着心。我还是十分感慨。
在此声明两点：一是像以上所述几位老人，在寂寞、孤独还面临各种困境的绝不是个别现象。二是并非都如上所述，像张玉荣老人，已八十多岁，身子硬朗，儿女孝顺，除了略有眼疾，耳朵不聋，每天到菜地走走，回来喂喂鸡，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日子。
后来得到消息，说丈夫遭遇车辆事故的大嫂家列入立案建档户受到政府精准扶贫，其丈夫的腿伤也得到控制。对此，笔者微感欣慰，希望他们一家能够度过难关。
邓耳本来是大村子，鼎盛时期六百多人口，现在呢，许多房子空置了，许多房子成了猪舍或驴厩，许多房子坍塌了，一些土翁，烂沙发，海棉，烂塑料鞋，玻璃瓶暴露在残垣断壁旁，土墙倒下来任凭杂草丛生。
＂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不管在外面有多么的难，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到村里务农。＂烟农姚继生又如此感叹了一回，我知道，这年轻人中有他的两个儿子。
烟农姚继生等人会是不是最后一代农民。似乎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个问题。
我只记得，村里青年文艺队（其实成员年龄都是过40近50）在大年初一晩上表演的节目马上被回家过年的年轻人的劲舞压下去了，那一晩，是邓耳一年里最热情洋溢的一晚，是邓耳人的下一辈们全面展示邓耳精神和邓耳激情的一晚，他们穿着花哨的服装，开着车回来，骑着摩托车回来，带着女朋友回来，似乎他们用某种实力展示邓耳人不屈的个性。
过完春节，年轻人全部都作鸟曽散，一切复归寂静。
对年轻人而言，老家是否在衰落已经不是最重要，关键是要在外面有一立足之地，没有人规定他们的一生必须和这里的土地打交道。他们首先要关注自己的前途而不是村庄的前途，换成我也是一样。
每年的春节，是他们约定俗成的一次聚会，是对正在消逝的村庄的提前祭奠。
邓耳如一耄耋老人，人们显然已经看到它的终点。
文艺队队长的三弦终究会成为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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