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棵树——胡耀邦

1989年4月15日，在开往北京的一趟列车上，中央电视台文艺部资深掌门人邹友开，突然听到广播中传来一则讣告：胡耀邦同志病逝。

往事历历在目，邹友开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绪，泪水不自觉地滑落开来。此时此刻，他拿起了笔，写下了《好大一棵树》……

一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但是文革的余凤并没有结束，左的思想依旧盛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引领中国舆论及政治生活风向的两报一刊同时发布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其中有两句话特别著名：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凡是”呢？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群众拨乱反正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要求全面认清文革错误，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四人帮的层面上。而这，就触及到了毛在一些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于是，就出现了这一口号。客观地讲，这一口号也是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的。

与这一口号相对应的现实就是，老干部的复出以及右派分子的“摘帽”，进展缓慢，甚至可以说是阻力重重。

舒同，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结束后，到中组部上访，希望落实政策给份工作。谁曾想，他连中组部的大门都进不去。没办法，他只好在附近的招待所里暂住。这件事让中组部的部长郭玉峰知道后，派人将他赶了出来，并狠狠地对他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二

1977年3月，胡耀邦复出工作，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if !supportLists]一天，[endif]胡耀邦把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叫来，安排了一项工作给他。同时，给他配备了两名助手。有空的时候，胡耀邦也亲自给杨逢春提供材料。

一个星期后，胡耀邦就拿到了稿件。对于这篇文章，胡耀邦还是很肯定的。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与《人民日报》的同志，前后修改了17遍，才最终定稿。胡耀邦将稿件压下，认为发表的时机还不到。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在会上，他提出了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8月，中共十一大会上，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者华国锋，只字未提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批评有些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很不得力，呼吁各级组织部门“要敢于冲破阻力，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也一定要纠正”。

此文章犹如一声惊雷，一下子将“蛰伏”的希望给重新唤醒。有的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

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受到了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可以装两麻袋。

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章发表后，中央乃至地方的组织部门毫无动静。有的地方组织部长直接打电话，责任《人民日报》违背中央精神。

就拿中组部来说吧，部长郭玉峰文革起家。粉碎私人帮后，中组部纹丝不动，原先被打倒的干部该扫地的扫地该打扫厕所的依旧打扫厕所，连办公大楼都迈不进一步去。

中组部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同志们，无奈之下只能采取了文革时期的手段——贴大字报。他们前脚贴，郭玉峰就后脚派人去撕。

这些大字报，有一些被送到了胡耀邦的手里，他着急啊，这么多同志还是无法恢复工作，这是对党和国家莫大的损失：“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啊！”

胡耀邦打电话叫来了《人民日报》及党校的部分同志，对他们说：

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1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刊发《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12月初，经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联合举荐，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四

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

《好大一棵树》这首歌，如果让右派分子来唱这首歌，肯定会热泪盈眶的。在胡耀邦手下，有多少右派分子被平反了呢？55万人！

当平反的右派要超过50万人的时候，有人不无惊慌地问胡耀邦：“这样做，太多了，行吗？”胡耀邦回答道：“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同时，也有让拿毛泽东来压胡耀邦：“有些人是毛主席亲自点了名定的，改正了，是对着谁呢？”胡耀邦对他说：“毛主席是最主张实事求是的，他一贯主张有错必纠、错了就改，这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路线嘛！”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数字，却不知里边也充满着曲折。且不提胡耀邦亲自亲为接见了多少蒙冤受屈者了，就谈他为了给这群人平反，胡耀邦煞费苦心地组织了烟台及北京两次多部门联合会议，经过极其激烈的斗争，才最终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经过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在这期间，全国复查各类问题的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文革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1亿人的问题……

短评

平反冤假错案，不能仅仅归功于胡耀邦，这里边离不开一些极重要的老同志们的鼎立支持，更离不开人心。作为一个带头人而言，在当时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比胡耀邦做得更好。

胡耀邦为什么在人民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的“逆鳞”，胡耀邦不仅是一个实干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难得的开明者。

这个开明，不是口头上的“欢迎你提意见，背后给你使绊子”，而是切切实实的开明。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初心，看到了当年万千人士为理想而奋斗的本意。

不说了，最后给大家讲两则小故事吧：

胡耀邦去世后，他在老家农村种地的哥哥胡耀福赶往北京奔丧，没有买到坐票蹲在车厢接口处，想起亲弟弟不禁抽泣，列车员经过问何故，他大哭道：“我弟弟胡耀邦死了。”列车长大惊，赶忙安排卧铺。

1992年9月，胡耀福辞世。乡间农民送上一幅带着泥土气息的挽联倾吐心中感慨：“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