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我收到朋友微信，说德国在预售方方的《武汉日记》了，看到封面图片，我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所以马上上网去查一下。
果然在亚马逊德国已经有卖了，正式出版是6月9号，三月底才完成的日记，六月初就在海外出版，也是前所未有的神速。我又去查看了这家出版社——Hoffmann und Campe ，挺大的，在汉堡。出版社网页头条就是《武汉日记》。
德文版的封面设计是强烈的红黑搭配加上黄色，是《明镜周刊》之类的媒体常用的色调，专门用来烘托中国的坏消息。
封面的文字描述是：一本来自新冠病毒起源城市的禁书。这条简短的描述包括了一个错误信息——禁书，方方的日记到处都能看到，在哪里被禁了？还包含一个误导信息——发源地，这个病毒的发源地并没有定论，出版社就红底黄字印在了书上。这是打脸德国一贯标榜的严谨作风。
之前我偶然读到过日记中的一篇，写了武汉这个城市的古往今来，感觉比较抒情。今天又去多读了几篇，感觉就是一个中国人记录了疫情期间的事情，大多数信息来自“医生朋友”和网络。封城禁足期间，普通人也只能从这种渠道获得信息了。发出声音提出质疑是每个公民的权力，这些文字本身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作者的官方身份，以及在这个时间点，在德国以这样的形式出版就有些问题了。
在中国刚刚开始爆发疫情的时候，西方媒体是隔岸观火看笑话的态度，然后全球爆发了，各国政府的反应并没有优于中国，现在有些国家正找机会把这个锅甩给中国，这本书的出版正是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的效果。
一本书不能撼动一个大国，对！这本《武汉日记》内容朴实文字抒情，并不能作为武器，只能说出版社想借此玩点花样，给德文读者一个意淫自嗨的机会。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有可能会因此受到一些不友好的对待，德国存在种族主义者，这是事实。
那可不可以中国也出版一本《我的奋斗》呢？这本书有香港出的繁体版，都不能带进德国海关的。当然，这两本书不在一个重量级。
德国的外来族裔很多，也没有那么多的歧视，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来德国的第一天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德国的确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喜欢德国的理由很多，具体到个人的话，我感觉到的是人情温暖、包容、爱说实话。
德国人的语言表达向来直接，你要是不问，德国人不会主动评价你的国家，或者只是些泛泛的赞美之词，你要是多问一句，实话就出来了，常让你觉得当头一棒。但是你不觉得有恶意或者攻击性，只是表明他们对某件事的看法和好恶，不论是跟中国有关还是无关的。
媒体则是另一番天地，鲁迅先生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便是德国媒体的写照。
比如在某个城市动物园里的乌龟池边上，贴了图，是中国人杀乌龟吃乌龟的图。狗的，这是天大的误会。中国人爱吃的是甲鱼，不是乌龟！
这两种动物，德国人表示傻傻分不清。
有一年我和某位德国官员同回中国，中国人民热情款待，请他吃甲鱼，她打死不吃，说是乌龟。跟他解释乌龟和甲鱼虽然都有壳，但是两个物种，人家还是把头摇得差点从脖子上掉下来。好吧，这位官员是搞经济的，不是动物方面的专家，不认识动物情有可原。
一般的德国成年人，要么思想成熟见多识广，要么善于粉饰自己的修养，所以看不出那么明显的对他国的敌意。
德国媒体则像小孩子，毫不掩饰地表达歧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别人。
比如吃狗这件事，我从家里两个小孩口中才得知，中国人吃狗肉这件事在德国媒体的渲染下，是很恶毒很受鄙视的，并且已然成了一个丑陋的标签。
这在成人世界是感受不到的，小孩子以他们一贯天真的恶意，把这件事当作一种武器，遇到可以欺负一下的中国娃娃，就 拿出来晃一晃。
很不幸我家妹妹被这个武器伤到了，她遇到过好几次被德国娃娃问“你吃不吃狗”。
妹妹虽然心里很受伤，但总是不动声色地回答“不”。她的好朋友也帮腔说：“非洲人还以为德国人都吃草呢！”
我家哥哥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从小到大没有哪个德国孩子敢问他这样的问题，他小时候瘦弱，但是眼神犀利，也许在别的孩子看来，颇有杀气。而且，他有几个年龄和体型都大一些的朋友，所以腰杆硬，不怕。
要是遇到有人带着狗走过，哥哥会指着狗对朋友说：“看，我的午餐来了！”还做出一副很馋的样子。
听说了妹妹的遭遇，哥哥马上问：“是谁问的？你们学校的人我基本上都认识，我找人去教训他，有几个算几个。”
妹妹并不领情，觉得让哥哥出面很羞，她能自己解决。哥哥坚持要帮忙，被妹妹吼了回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如果你自信且强，就没有人来找你麻烦。中国已经够强，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要是有人对中国说三道四，你要有信心回答：“关你屁事！”吃不吃狗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就像你们家吃不吃兔子一样简单。
疫情所带来的伤害，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大家都只能各自承受，有人想借这事来抹黑别的国家，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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