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4日，“五四”运动十九周年纪念日这天，西南联大正式开学，共998名学生。
西南联大成立之后，原来三所大学的校长，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三常委的身份，共同领导这所战时临时大学。
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三位校长中，最终要选出一位领头人出来。
选谁呢？
建校伊始，张伯苓就对蒋梦麟说过，“我全权支持你，你就代表我。”而蒋梦麟转头又对梅贻琦表达了自己同样的观点。
在三位校长中，梅贻琦年纪最小。
他比张伯苓小13岁，比蒋梦麟小3岁。但张伯苓与蒋梦麟的这种谦让，并不是因为梅贻琦最年轻所以要让他多干活，而是有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全校有教职工269人，其中清华150人，北大89人，南开30人。在办学经费方面，清华有稳定的“庚子赔款”作为补充，比完全依靠政府不稳定拨款的北大和南开，有巨大的人力财力优势。
从硬件设施方面来讲，清华在抗战初期，曾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转移至长沙。而北京大学没有带出什么东西，南开更惨，全部家当都被日军炸毁。
所以，其他两位校长，这种对梅贻琦校长的信任，更是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顺势而为。
正是三名大学校长的无间合作，他们共有的温良谦恭的知识分子品质，以及开放包容合作的心胸格局，共同促成了中国大学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
自此，梅贻琦成为西南联大最重要的掌门人。
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记录了梅贻琦管理西南联大时的方式。
“梅校长在开始便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他在处理三校关系时，不偏不倚、民主通达、公正无私。他将三校中优秀的教授，委以学校高层管理职务。他还将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俗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不好领导。自古“文人相轻”，教授们本就才华横溢，个性张扬，一个学校内都有可能彼此不认同对方的学术观点，更何况三所大学？
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国学大师大师冯友兰所撰写碑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刻有如下内容：“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三位校长能做到识大体顾大局，但教授们就不都有那么高的境界了。
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历史学家钱穆，就在自己的著作《师友杂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蒋梦麟校长来到蒙自分校，晚上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各位教授纷纷登台，竞言西南联大种种不公平。比如文学院院长经常由清华的冯友兰担任，为什么不能用北大的教授？一时间师生群情愤愤，甚至要求北大独立。
此时，钱穆起来发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
蒋梦麟校长接着钱穆的话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引起争议！”
众人自此不再说话。
可以说，正是蒋梦麟校长的公允大度，方才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国团结办学的典范，并最终使联大顺利走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西南联大迁到昆明之后，张伯苓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重庆南渝中学津南路三号，因为这里有南开大学仅存的血脉。为了表达自己重建南开中学的决心，张伯苓将南渝中学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他为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们，在乱世炮火中，安放着一张张宁静的书桌。
而著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园中恢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分析：正是蒋梦麟的让，张伯苓的退，造就了西南联大最终的成功。
从1938年5月4日开课，到1946年7月31日结束，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中国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三校的联合到底，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敌入侵下，生发出来的一种全新姿态与情怀：国难当头，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抗敌。
抗战胜利后，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55年去台湾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并担任校长，前后共21载。
1962年，梅贻琦病逝于台北,后安葬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园，墓碑由蒋梦麟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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