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一响”四大件

“三转一响”四大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一个普通家庭，生活用品的最高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三转”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是：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社会生活物质极其匮乏，“四大件”本属于生活必需品，但就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它们又得算高档奢侈品，因为，与人均收入相比，这几种物品价格较高，记得在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价格都在一百元以上，手表因牌子不同价格也不等，上海牌手表是一百多元钱，半导体收音机刚问世不久，价格也不低。而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干部级别工资要高一些，多数情况下，每月工资除去柴米油盐日常开销，很难有多少结余，一个家庭，不知要省吃俭用攒多久，才能买的起其中一件。尤其农村，生活普遍贫困，谁家如果能有其中的一件，就很受人羡慕了。

六十年代后期，在那次大运动风暴挾裹之下，因为爷爷的历史问题，我父亲受到牵连，从部队被下放到农村，全家六口人，从北京海军大院来到山东农村安家落户。我那年十一岁，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全家人从首都北京，来到贫困的农村，从此生活一落千丈。

六十年代的鲁西南农村十分贫困落后，满眼都是低矮昏暗的泥草房，多数人家除了一张破床，几床破棉被之外，几乎都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那时候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按公分儿分配粮食，但由于土地贫瘠，收成不好，所分的粮食都不够吃，而且粗粮多，细粮少，一年到头都以地瓜干儿煎饼为主食，平时都舍不得吃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会蒸几顿白面馒头。

那年月农村没有电，夜晚点煤油灯来照明，一般春夏季节，为了节省灯油，黑天之后邻里之间都是在大门外，三五成群的聊天说笑，来打发时间，孩子们也是成群的嬉戏打闹，直到该睡觉了才进屋点一会油灯。记得那时候，煤油也是紧缺物资。

煤油灯

我们下放农村的时候，家里“三转一响”倒是齐全，还有高低床和衣柜书桌等家具。因为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革命，立过战功，负过枪伤。战争结束后，被直接送到南京军事院校学习导弹工程，后来在“葫芦岛”导弹基地工作几年后，又调到北京海军，所以父亲的工资待遇还可以，置办这“四大件”不成问题，父亲的手表是部队配备的，牌子是英纳格，后来，到了九十年代手表不稀罕了，父亲把那块手表送给了一个亲戚，现在想起来真是遗憾，以前都没有收藏意识。随着岁月流逝，伴随我们全家度过艰苦岁月的“三转一响”，最后就只剩下蜜蜂牌缝纫机还在，其他几件，手表送了人，收音机失去踪影，飞鸽牌自行车早已飞到了废品站。

下放那会儿，我们家里除了“四大件”，还有一些整齐的家具，这在当地老乡的眼中，简直就是地主老财。每天都有人来家里参观，像是看稀罕景一般。刚来的时候，生产队把我们全家安排到大队部的房子先住着，之后再划分宅基地盖房。

安顿下来之后，开始逐步适应新的生活。初到农村，我们姐妹看到的是满眼新奇，觉得什么都有趣，比如可以往墙上照影子的煤油灯；随处可见的鸡鸭猪狗；蒙着眼睛拉磨的毛驴，围着磨道总是一圈一圈不停的转；还有石臼、石碾和水井，这些东西以前从来没见过，觉得特别有趣。那时，年幼的我们，还理解不了，为何母亲总是愁容满面，父亲常常闷声抽烟。

大队部的院子很宽敞，我们落户之时正是夏天，每到晚饭后，总会有老乡来我们家，他们也不进屋，只待在院子里。有人自带着马扎或小板凳，摇着把破蒲扇，老汉们手里端着旱烟袋，也有的人就随便找个地儿蹲下，媳妇们有的抱着孩子或牵着孩子，陆续到来，几乎每晚都是挤满院子，十分热闹。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大伙是来听收音机的。那时候半导体收音机在农村非常稀有，我们家的收音机是上海红旗牌。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

那年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人们精神世界很空虚，偶尔能在场院上看一场黑白电影，算是最好的精神生活。那时候公社有放映队，全公社巡回着放电影，一个生产队要好久才能轮上一回，很难解馋。老乡们听说我家有半导体收音机，都想来瞧瞧听听，反正晚上也无聊。

每到吃过晚饭，我父亲就在院子中间放置好一张方凳，把收音放在凳子上，再招呼我和妹妹，把家里所有的小板凳都搬到院子里，让老乡们坐。等人来的差不多了，父亲就拧开收音机，开始找台播放节目。那时候的文艺节目多数是革命样板戏，八大样板戏中，老乡们最喜欢听的是《沙家浜》、《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尤其是《沙家浜》里，阿庆嫂在茶馆，与胡传魁、刁德一智斗那场戏，无论是唱腔还是内容，听起来都十分过瘾。

慢慢的跟老乡们熟悉了，他们就开始来借东西，借的最多的是自行车，那是六十年代，农村有自行车的人还不多。借自行车的理由：有走亲戚的，或是有急事的，还有男青年借自行车去相亲的，如果能有个自行车自然会增加相亲的成功率，哈哈。那时候，我们家的自行车几乎经常不着家，如同它的牌子一样：飞鸽牌，天天往外飞。没过多久，那辆自行车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除了铃不响，到处都在响。

“三转一响”四大件

还有我父亲的手表，也多次被相亲的青年借用过。那年月相亲，你要是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手腕上戴着块英纳格手表，那基本上就有门儿了，哈哈。就连我家的蜜蜂牌缝纫机，也多次被找媳妇的家庭借去，用来装点脸面。那时候男女相亲见面之后，如果互相满意，下一步，女方的父母就要到男方家里看一看，虽然那时候普遍的穷，女方父母总希望男方家庭条件能好一些，这时候，如果进门一看，有缝纫机，又有自行车，这就充分说明家庭条件很不错，就可以定亲了。还有我父亲的军大衣，在冬天里，也被相亲的青年借穿过。唉！那个年代，也是迫不得已，再穷也得想法子找媳妇，一旦结了婚生米煮成熟饭，就只能跟着过下去了。那时一旦结了婚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不到万不得已，没有离婚的。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如今，五十年左右的时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大件”也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几度变换。八十年代之后，“四大件”变成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录音机。到了二十一世纪，“四大件”又变成手机、电脑、汽车和房子。相信不久的将来，“四大件”还会继续变身。“四大件”前后变换的过程，充分反映出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