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孟子心中的“王道”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孟子心中的“王道”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意思是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在儒家看来，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人只有在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展。孟子像亚里士多德，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够充分发展这些人伦。

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因此儒家的政治哲学认为，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孟子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在理想化的古代已经存在。

据他说，有个时期圣人尧为天子。尧老了，选出年轻的圣人舜，教给他怎样为君，于是尧死后舜为天子。同样地，舜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禹做继承人。天子的宝座就这样由圣人传给圣人。孟子说，这样做是因为应当这样做。

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这是因为在孟子看来，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应当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学说，他只是“一夫”。

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以至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中，曾经发生巨大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本国的古老的有权革命的思想，它的影响大得多。

如果圣人为王，他的治道就叫王道。照孟子和后来的儒家说，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这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

在这一点上，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后来的中国政治哲学家一贯坚持王霸的区别。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自由结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为它的统治是靠恐怖和暴力。

王道为人民的福利尽一切努力，这意味着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由于中国经常占压倒之势的是土地问题，所以据孟子看来，王道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于平均分配土地。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

按照这个制度，每平方里土地分成九个方块，每块为一百亩。中央一块叫做“公田”，周围八块是八家的私田，每家一块。八家合种公田，自种私田。公田的产品交给政府，私田的产品各家自留。九个方块安排得像个“井”字，因此叫“井田制”。

孟子描绘这个制度说，各家在其私田中五亩宅基的周围，要种上桑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绸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这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这若做到了，则王道治下的每个人都可以“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不过仅仅是王道之“始”，因为它仅只是人民获得高度文化的经济基础。还要“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

行这种王道，并不是与人性相反的事情，而恰恰是圣王发展他自己的“恻隐之心”的直接结果。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在孟子心中，“不忍人之心”与“恻隐之心”是一回事。照儒家所说，仁是恻隐之心的发展；恻隐之心又只有通过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而爱的实际行动又只不过是“善推其所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王道不是别的，只是圣王实行爱人、实行忠恕的结果。

孟子说，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做牺牲，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

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道。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

孟子说，人人好货、好色，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从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别的，正是王道。

孟子对宣王所说的一切，没有别的，就只是“善推其所为”，这正是行忠恕之道。在这里，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只是“内圣”之道，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

即使是在“内圣”的意义上，孟子对于这个“道”的概念，也比孔子讲得更清楚。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所说的“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

充分发展这个“心”，也就知道了我们的性。又据孟子说，我们的性是“天之所与我者”，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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