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篇2】告别汪老

小序：84岁的汪老过世后，耀华（海军大校、汪老幼子）打来电话，说他家治丧亲友团，一致推举我在其父亲遗体告别仪式上代表亲友发言。我说，汪老资历很深，德高望重，由我致词，不甚合适，请他另找合适的人。不料他说，这是父亲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的托付，无论资历、能力和感情，我都是不二人选。我不再坚持，答应了他。隔三日，县殡葬馆。我发言，未用稿，吐字清，无错落，很流畅，来宾赞许，亲属满意，还要我写成文字，用于出书。因腹稿熟于心，全文录如下：

在汪凤元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文

四天前（2016年5月27日）的上午，听耀华说汪老生命垂危，我带上一盒人参，赶到县人民医院去看望他。人参，人生，寓意是他人要生着，不要故去。我是多么希望他能熬过这一劫。但他还是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汪老的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和做人做事的楷模。

我是团陂人，汪老60年代在团陂工作。他在团陂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说他是说真话干实事的好干部。

虽然久仰其人，但我真正近距离接触汪老还是近十年的事。在这近十年的交往中，我对他的人品，人格，人文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大家知道，大跃进时期他有过一段蒙冤受屈的历史。这段历史沉冤，在近几年才得以昭雪。我有幸为还原这段历史真相做过一点工作，接触过大量史料，其中有当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有麻城档案馆留存的史料。看了这些史料，我深深感到，他这一生受了很大的冤屈。很难想象，一个背着黑锅走了半过多世纪的人，需要怎样忍辱负重的意志和品质。

除了精神上的打击，他的身体也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脏安有起搏器，有严重的胃病，胃做过大部切除术，还做过胆囊手术。这么多病痛集于一身，也没有打垮他，可见他是多么的坚强。

在与汪老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不仅是行政领导，还极具文人气质。我读过他的书，他的诗，他的文和诗，力透纸背，才情斐然，使我折服。每次走进他的家里，感到书香飘逸，文脉深厚。也感到他待人接物，真诚周到。我以为，他夫妻双双高寿，儿女个个成材，与汪老的忠厚传家，书香继世，人情炼达，言传身教，教子有方是分不开的。

在我的眼里，汪老是一个忠于事业，热爱人民的长者，一个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长者，一个意志顽强，达观向上的长者，一个博学多才，文武兼修的长者，一个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长者，一个妻贤子孝，福寿双全的长者，一个苦难辉煌，精神永恒的长者。在汪老的身上，有很多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我将永远怀念他！

安息吧，汪老！

本人刚刚为此文画的插图：

【追思篇2】告别汪老

【附文】还原“三万六”的历史真相

  2009-02-23

最近，笔者收到汪凤元同志的一份打印材料，题目是《不堪回首的磨难》（本博已转载于前）。送材料的人是汪凤元同志的儿子，我和他简短地聊了一下。他说：“父亲这一生背着‘三万六’的黑锅，已背了50年，现在76岁高龄了，还常常在梦里为这事而哭泣，老人家怕把这个黑锅背到坟墓里。”我感到很吃惊，说：“你父亲真的有冤吗？几十年了，人们在背地里就叫他‘三万六’，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吗？你父亲的怎么就没平呢？”他说，1979年黄冈地委也有个平反结论，但不到位，留有尾巴。

这几天，笔者仔细研读了汪凤元同志的“万言书”及其三个附件（1959年10月27日中共麻城县委文件《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1962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黄冈地方委员会监委会通知《关于对汪凤元同志的处分决定》、1979年3月19日中共黄冈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关于对汪凤元同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还在网上尽可能地搜索有关“三万六”的史料，并认真加以比较分析，认为汪凤元同志在“三万六”的问题上，的确有不白之冤。

这里先交待一下“三万六”的历史背景：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弄虚作假成为风气，各地放高产“卫星”，麻城建国一社就放出了早稻亩产36961斤的“卫星”，人民日报在8月13日的头版有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首页上还赫然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标题。这个“卫星”，不仅被国内官方所认可，还引来苏联、越南、朝鲜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来考察。

麻城建国一社属麻城县白果树区管辖。时年26岁的汪凤元，是白果树区的区委书记。据史料研究，作为区委书记，汪凤元既非“三万六”的始作俑者，也非当时的坚定支持者，在1959年还是坚决的批判者。但他的一生却因“三万六”受到了社会的白眼，也被组织限制使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万六”受害者。

真正炮制“三万六”的人名叫王乾成。这个人如何炮制“三万六”，在汪凤元同志的“万言书”里有详细的介绍，相关史料如《麻城大跃进时期的天下第一田》（本博已转载于前），也证明了汪凤元同志所说的情况属实。因此，本文对王乾成如何炮制“三万六”的情况，就不作具体介绍。需要说明的是，王乾成在麻城也有个“三万六”的外号。那么，汪凤元同志既没有授意炮制，更没有参与炮制这个假卫星，却落得个“三万六”的浑名，真是一个难解之谜。

或许，有人以为，是组织上冤枉了他，是组织上给了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那个年代，冤假错案多的是，多给汪凤元一个也不足为奇。可是，翻开1959年麻城县委文件《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中，跟他定性的三个错误：一是“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笔者注：这一条说汪凤元组织了一个以省委下放干部、县委农工部干部、公社党委副书记为成员的反党集团，不值一驳）；二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总路线”；三是“否认大跃进，攻击麻城红旗”（笔者注：所谓“麻城红旗”就是“三万六”）。在上文提到的1962和1979年处理汪凤元的另两个文件中，更没有谈及他有炮制“三万六”的责任问题。这些文件，倒是从反面证明了汪凤元同志，当年没有炮制“三万六”的错误，而是有反对“三万六”的“错误”。

但是，麻烦也就出在这些文件上。当年如果在这些文件上跟他戴了一顶“三万六”的帽子，现在他完全可以以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为由，来请求组织跟他平反昭雪。那么，组织上也就会跟他制发一个恢复名誉的文件，跟他摘掉“三万六”的帽子，就像1979年摘掉1957年错划的“右派”帽子一样简单。可是，汪凤元同志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只是感觉到头上戴了顶帽子，而且这顶帽子戴得很不舒服，他想摘下来，可是当他伸手去摘时，头上又什么也没有。汪凤元戴着这样一顶似有似无的帽子，走过了五十春秋。五十年了，不要说政治、经济上的损失，就是想讨个公道的说法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又怎么能不常在梦里为之哭泣呢？

实事求是地说，在“三万六”的问题上，汪凤元同志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因为他毕竟是白果树区的区委书记，在自己的辖区内出这样大的假新闻，而且当天晚上他还在验收现场，也在验收单上签了字。因此，准确地说，他是事前不知、事中知、事后也知。况且，当领导从来就不能以“不知者不为罪”来开脱自己，而应以“不知也是过”来问责自己，比如，国务院原副总理康世恩，在1980年8月，就因渤海2号沉船事故而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现在，我们党的领导责任追究制度，其理论依据就是“不知也是过”。而且在1958年底，汪凤元同志还出席了湖北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笔者以为，他的这份荣誉，与“三万六”这个假卫星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因为那时的湖北省委需要这样的典型（1958年的湖北省委书记，在8月13日的《湖北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报导麻城建国一社亩产36961斤的新纪录之后，亲赴贺喜授奖）。话又说回来，即便要追究领导责任，也不应由汪凤元他一个人来负这个责。因为在验收“天下第一田”的当夜当场，认可“三万六”的人，远不止汪凤元一人，上有省领导，中有地区领导，下有县领导，汪凤元不过是县以下的区领导，可想而知，他当时的处境是“大帽子压着头”，不认也得认。

笔者以为，汪凤元同志绝对是一个有良心的基层干部。前面说过，“三万六”这个卫星的出笼，省、地、县、区四级领导，都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到1959年，真正勇敢地站出来否定“三万六”、批判“大跃进”的人却只有汪凤元同志一人，而他又是其中极别最低的人。“春江水‘寒’鸭先知”。1959年，有些身处基层的干部，亲眼目睹“浮夸风”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甘冒政治风险，坚持真理，为民请命。而这些人，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乃至到十年文革中，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吃了大亏的。汪凤元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从这个意义上看，汪凤元同志不仅是一个有良心基层干部，而且是我党的一个难得的好同志。（在写本文之前，笔者在团陂问过一些老干部，叫他们谈谈对汪凤元同志的印象，他们说汪凤元同志在团陂工作期间，是一个务实能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