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绿弄云烟。雨馀玉笋空中现，月出明月掌上淵。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明.邱浚 《咏五指山》
5、夜半敲门声
冬天的夜，月朗星稀，地处五指山北麓的屯昌县城，白天还是暖和的，晚上却骤然的冷了。本该寂静的小城却因为榨季的到来又变得热闹了起来。
那个冬天，我住在工厂招待所的三楼上，在榨季到来之前显得十分的清静。它与学校时的热闹比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开头住的那几个月，我常常有着一种“月白风清静夜寒”的感觉。感觉中它比农村的夜还要孤独。
很多时候，我总是一个人站在三楼的走廊里仰望星空。看着牛郎织女在银河的两边互相牵挂。有时还会没事做的想象“应悔偷灵药”的嫦娥在广寒宫里是何等的寂寞呀？偶尔也想起家乡田野里的蝉鸣蛙叫。怅然的望着通往县城的那条土路上的人来车往。细数着若明若暗的路灯，举目远眺陶瓷厂那条冒着浓烟的烟囱。
而大多数的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我总是按部就班的从车间回到宿舍。有时看一会专业的书，有时听听《外婆的澎湖湾》和《柑榄树》之类的校园歌曲。然后才安然入睡。
突然有一天的晚上，深夜两点钟左右，招待所的铁门嘭嘭的响着，响声一阵长一阵短的划破夜空。紧接着就是有人大声的喊着“霞姨开开门，我们是甘蔗农，給口热水喝避避寒。”
霞姨是招待所的服务员，年龄约四五十岁左右。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位勤快的“文昌媳妇”。个头有些矮小，走路像风一样的快。平时她的话不多，待人接物比较热情，对我也十分的关照，在领导的心眼中应该算是一位好同志。也就是比较听领导话的那一种。
一般情况下招待所的铁门是紧锁着的。按照厂部的规定没有介绍信者不能入宿。所以那个晚上，尽管蔗农们喊破喉咙，她就是不愿意开门。也许她的作法是对的，服从厂部规定是比较常规的作法，也是她的职责所在。
只是不间断的噪声把我惊醒了，我披着外套走到门边去问问啥事，并告诉他们厂部有规定“没有介绍信外人一律不能入内”。交涉中我发现他们个个衣单裤簿，冷得发抖。一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恻隐之心油然冒上我的心头。于是，凭着良心我去找了霞姨帮他们说说情，愿霞姨能够开个门让他们进来喝怀热水，躲避风寒。必竟他们也是糖厂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的田间劳作，糖厂就是再牛也是“巧妇难为无米炊”了呀？都说顾客是上帝，难道糖厂也敢冒犯上帝？
不过我对霞姨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不是霞姨的领导，那些大道理我不会讲，讲了估计也不管用。所以我只能与她打个悲情牌，告诉她人是不能见死不救的，万一他们冻出病来麻烦会更大。说不准厂长还会怪罪于我们呢？听我这么一说，霞姨终于把门打开了，并且不是十分情愿的把他们引进招待所里来，给他们热水喝，听他们讲故事。
来者大概有四五个人，年龄约在四五十岁之间。他们都是为了砍运甘蔗一事而来的。因为错过了返程的车只好留在厂里过夜。不料晚上天气突然转凉了。他们个个都衣单裤薄，冷得手足发紫。迫于无奈才找到招待所来的。像他们一样的人蔗场里还有不少。他们边喝着热水边倒着苦水，不停的诉说着对糖厂砍运过程中的诸多不满。
根据他们的描述，在厂里过夜的蔗农中，有人是来买甘蔗砍运单的，有人是来联系运输甘蔗车辆的，有人是来找捆梆甘蔗用的钢丝绳的。还有人是为了排队领甘蔗款的。而这一切欲顺利到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人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当“倒爷”。领不到款的干脆就低价的出售领款单。按照他们的估算，“烟架桥，酒开路”售出一车甘蔗大概得花掉一百多元的茶水费。这是他们最不情愿的。
我相信他们的话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摆在糖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此难题所展现出来的现实与领导们喊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口号不太协调。口号是鼓舞人心的，而现实却常常打领导们的耳光。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蔗农们倒苦水，同情兮？可怜兮？愤青兮？那又能怎么样？当他们离开招待所后，我回到床上却欲睡无眠。闭眼想想那些年的大小“倒爷”确实不少。“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成了人们“口头禅”。
这种现象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若轮到我的头上同样会如此！最多只能自叹一句：“钱是个好东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人性而论，本质上应该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生活中的“习相远”又常常会将人性中最贪婪的一面淋漓尽至的释放出来。而善却总是羞答答的千呼万喊才出来。所以才有“一滴黑能染掉一缸白，十滴白也洗不去一滴黑”的感叹。也因此，要做一个纯粹的好人总是那么的难。
这种现象在我担任大风糖厂领导时同样的遇见过。农务们在卖蔗单，司机们挑选给小费多的拉货，有关系的直接入厂插队过磅，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权其所。唯农民们无所适从，对这样的霸凌行为深恶痛绝。甚至有人将自家地上的甘蔗一把火的烧掉了。它严重的影响了农民们种植甘蔗的热情。其严重程度已经到了非整肃不可的程度。这种群策群力坑农吃农的行为，让我想起了屯昌糖厂那次的夜半敲门声。想起了与蔗农们无奈的聊天。大凡有点血性的人都会怒火中烧。更何况做为农民出身的我怎么能够不动于衷？
于是，我请来了好友李小东工程师编写了一个电脑程序，通过电脑程序将甘蔗的不同品种成熟期、农务的估产数值按时间顺序和产量大小随机派单，而且将派车单与砍运单对号入座，违者除了罚款外还将撤销其资格和职务。
这一招数果然奏效，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怨气，但是还不能完全杜绝人们的贪婪和自私，距离彻底解决问题还是任重道远。有人仍然在估产环节做其文章。后来我们又强行规定估产过程由蔗农自估，农务确认的方式在榨季到来前的一个月内完成上报，同时规定误差率不得超过正负百分之十。情况便有了很大的好转，有了这一招、农民们的种植热情才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我相信了习主席的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估计在大数据的时代，这类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吧？
6、夜半惊魂
大概是八四年的一个冬夜，天上下着零星的小雨。我从厂区回来不久，正准备就寝。
厂区突然传来了救火声。从我宿舍的阳台上远远望去，纸厂的堆场上有一堆稻草正在冒着浓烟，形势十分危急。一旦起火整个草场将变成一片火海，进而将波及整个工厂的生活区。那一刻真的吓死宝宝了。
于是，全厂职工都拿着脸盆水桶集中到草场上去了救火，我也不能例外。在我到达草场时陈厂长和杨书记们也同时到达了。因为救火是工厂的首等大事，必须全厂总动员。也因为那时候县级还没有成立消防中队，没有119电话开通，工厂也没有高压水枪，人工搬水是唯一可用的工具。
到场的人虚虚攘攘，有人主张扒开草堆直接对着着火点洒水。好在杨主记指挥有方，制止了打开草堆的作法，而是用水直接从上向下灌向冒烟的地方。要不然稻草一旦遇上氧气就会迅速的烧开，到那时靠人工搬运的那点杯水是救不了车薪的。
杨书记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定安人，大概毕业于文革前的定安高中，文化底子还算不错。估计和陈厂长是一样的年龄，应该比我大半轮。也许是从事政治工作惯了，和风细雨是他的工作作风，为人处事比较谦卑。也比较尊重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与他共事丝毫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在厂长负责制的那些年内他自称自己是老三。技术上的问题他从不染指。以他的水平我认为他应当去当个公社书记。可惜他对官场之道不太用心，所以干了十多年政工仍然是个股级干部。
通过那次的“夜半惊魂”，我看到了杨书记的带头作用，看到了他的可圈可点，看到了他的指挥若定，更看到了底层领导工作的不容易。
与杨书记一起共事的还有我们的陈厂长。六九年毕业于华工造纸专业。性格和杨书记差不多，一样的平易近人，一样的低调。也是一个不太恋官的人。
据他所说，他的大学四年中有三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所以专业知识学得不太系统。六九年被分配到四川的宜宾造纸厂当了十年的工人。文革后举家迁回到了屯昌县城的这个小厂，有点大才小用。糖纸一家时他是个分管造纸车间的付厂长。分家以后升格为纸厂的厂长，是个蓖麻大的官。
那次的草场冒烟，估计最最惊魂的应该是我们的陈厂长了。因为那时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厂长的责任重于泰山。
做为一厂之长、全厂人的吃喝拉撒他都得操心。厂里有夫妻噪架他得当个和事佬，厂里有大龄青年要找对像他得当个月下老人。厂里没钱发工资了他得去找财政大臣解决。他的头上有一个工程师的光环，是县里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县里开的大会小会都会邀请他去参加，他又得听旨行事。再加上他的家里上有八十高龄的老母尽孝，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培养。孩子作业的辅导，柴米油盐的采购，他还得亲力亲为。总之他是个大忙人，有时忙得焦头烂额。
好在陈厂长此人的心态比较好，凡事均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逢着厂里有他无闲顾及的大事小事时，他都喜欢甩锅给我和杨书记。时间一久，厂里那些夫妻噪架、小三上位等“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也找到我的头上来了。此事眼见多了以后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什么才是“柴米油盐酱醋”，明白了人生不只是春暖花开，也有世态炎凉，还有不堪回首的往事！遇到难过的日子还得天天过。（未完待续）
lin Daojin
2020.08.14日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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