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我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
那是一个闭塞的小镇，一直往北，是一个山坳里的小县城，一直往东是磅礴的金沙江，往西往南，便是一望无际的群山和在群山之中云蒸雾绕的小山村。
小镇一年到头都是一个模样，唯有走到镇子后面的田地里，才能因了水稻，蚕豆，玉米等作物的生长季节不同而辨别出春夏秋冬。若是在小镇那条狭长的街道上，每天望着日头升起，盼着日头落下，日复一日，时间好像就那么不紧不慢的，悄悄走过，不着痕迹。
小镇上，但凡人缘好一点的人家，门前必定有一排矮到脚踝的长凳。人少时堆叠起来不占地，人一多，拆下来，够十来个人坐。做生意的，忙完农活的，走完亲戚的，放学回家的，老老少少，歇下来，方言在空气中有种亲切的味道。
那些年，我家开了个小杂货店，太阳落山后，门前络绎不绝，都是忙完各自的事情坐下来摆龙门阵的乡亲。有一天，一个陌生女人过来打招呼，说是隔壁邻居于叔新娶的媳妇。我一直忘不了那时的那个女人，那种美，是我从未见过的。长发及腰，大大的眼睛里有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不像其他的农人晒得黑黝黝的，她总有办法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新媳妇。农村里的人看不上那些花架子，而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能下地干活，更为重要的一点，还能担待一个不是自己生的小孩。她很快从话题人物的角色中退下来，和我们也像姐妹一样，闲了就来店铺门口坐坐。她说话大大咧咧，干活又勤勤恳恳。我那时还小，有一句话藏在心里从未问出口过，“大家都觉得你条件那么好，怎么嫁了个带孩子的？”
于叔是个好人，只是长相有种磕磕巴巴的感觉，方方的脸，高高的个子，走起路来颤颤巍巍，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带着点羞涩，其实就是没有男人的硬朗劲。他既种地，又卖古董。三百六十五天，没一天闲下来过。小镇隔一天赶一次街，不赶街的时间，附近的绿水乡赶街，乡里的街总是早早的赶完了，大中午，他赶完街骑着摩托回家，气也不歇一口就扛起锄头下地了。
他这样一个人，媳妇丢下孩子跑了，谁也想不通。大家都同情他，见了他，总会叫他：“于光荣，过来坐坐。那个女人怕是跟人跑了，你重新找一个也比她好。”他总是笑着回答：“是咯！”旁人给他介绍，他也婉言拒绝，大家都说他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喽。
出人意料的，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了那么一个好媳妇。
小两口都是肯吃苦的，女人打理起生活来得心应手，买了碎布给孩子做了漂亮衣服，买了清仓的毛线给一家人织了毛衣，经常腌些咸菜，给街坊邻居也尝尝鲜。于叔一家的生活逐渐有了色彩，谁见了都羡慕，说他娶了好媳妇。
有一年，有个算命的来到街上，在他摊位旁摆了个摊，说给他算个命，不要钱。算就算吧，结果，算命先生说，你要留意身边的女人。旁边的人听了，开玩笑的揶揄到：不会又要跑吧？他笑笑，走开了。
2008年5月12日，汶川八级大地震，全国一片哀恸。川北大地，尸横遍野，到处是血淋淋的现场。我那时早已工作离开了小镇，因为工作原因，在地震发生后的半个月，我也随着志愿者队伍到了青川，广元等地。所到之处，都是废墟，和时刻处于恐慌的人们。那些悲伤的往事已被掩埋在废墟之中，尘封起来。我和所有到过灾区的人一样，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
没过多久，我回了小镇，听说了于叔的事。512地震发生的头几天，镇政府号召镇上年轻人去救灾。据说拉了一车人到汶川，就有于叔。到了灾区，所有人都流泪了，就算流泪，也得干活，清理现场。没过几天，于叔就不行了，人变得痴痴呆呆，有时又异常暴怒。大家都说他疯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了家。只是听说他进了精神病院治疗。他媳妇还在，样貌已经大改，头发白了许多，眼睛里总是含着泪水。过了一段时间，于叔被放了出来。他整天在街上晃晃悠悠，眼神里有精神病人的迷离，还有一种惊恐。没人敢搭理他，生怕他再精神失常，做出出格的事。倒是他媳妇，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8月30日，攀枝花6.1级地震，小镇是震中。镇上的房屋原本就是土铳墙，根本扛不住6级地震。一条街满是废墟，所有人住进了地震棚。
灾难带给人无穷无尽的痛苦，时间成了抚平伤痛最好的解药。当人们已经忘却了地震带来的痛，灾后重建变得漫长无期，像经历水患的蚁群，互相取暖。吃的喝的都可以拿出来救急，可是“穷”是万万救不了的。眼看着大家的屋子都已经立起来了，即便负债累累，也好歹有个遮风躲雨的地方了，可于叔家仍住在危房里。黑黑的房间，就连天黑了也不见灯光。那个家的人间烟火气，从于叔从汶川回来的那一刻起，便已消失殆尽。
又过了几年，那栋危房变成了一层楼的砖房。听说于叔和他媳妇搬走了，他的孩子们也离家打工去了。
今年，我在县城竟见了于叔媳妇，在县中医院门口摆个地摊，卖着古董。头发花白，像染尽了岁月的风华。她摆弄着手里那串碧玺，眼神里是干瘪的过去。她同我打招呼，方言和多年前一样。我仿佛看到了那一年站在我家门前的那个新媳妇，长发及腰，眼睛里闪闪的都是希望，她正等着她的丈夫骑着摩托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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