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10年前的报道。今天重新转载，一是纪念，二是在十年的风雨征程中，我先后又创办过香山文化部落、中华姓氏大讲堂、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等公益机构。前几日，为了救助京城“丐儒”王自修先生，深深为他对国学的推崇与孜孜追求而感动不已。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寻梦京城者，不计其数，也免不了遇到特殊困难者，人生迷茫者。看来有必要把京城游学堂继续办下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欢迎更多的同道，参与到有学的行列，既是游学者，也是义工，一切受助者，也是义工。这篇报道，是2008年3月3日《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张琼的采访报道，转载于此，以示感激之情。
柳哲与北大校长许智宏旁听完孔庆东课程后交流
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游学者，却致力于中国姓氏文化和知名作家曹聚仁的研究，坚持不懈并取得一定成绩。
为了弥补学识上的欠缺，北上京城，游学北大，艰难辛酸的求知之路一走就是12年。较之正规的大学生活，游学要 付出更多的努力，也要面对无数的困难。
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游学生涯的凄苦无助，为帮助游学者，创办游学堂是他5年前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终于付诸实 施了……
□ 《民主与法制时报》实习记者张琼
创办游学堂
近日，在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招贴栏里，一张张关于“京城游学堂招募志愿者”的启事引起学生们的注意。
京城游学堂的发起者是一位在北大游学12年的旁听生，名叫柳哲。
柳哲介绍说，游学堂主要是为游学者提供课程、讲座信息，为游学者提供实惠的住宿信息并为他们寻求兼职工作。游 学堂还要定期邀请一些专家和成功人士来作专题讲座，并定期举办游学者沙龙。
游学堂招募志愿者50天以来，已经有将近500人报名参加，这个群体中，有学生、有教师，有作家、记者、企业 家甚至还有保安，不可或缺的还有很多游学者。
“游学堂，就是一个爱心大家庭，是所有游学者的家。”柳哲洪亮的嗓门一点都不像南方人，“我之所以要创办这样 一个爱心大家庭，当然与我的游学经历有关，我最能体会到那些游学者的苦楚。”柳哲还说，他游学时也遇到过许多困难，有 过许许多多曾帮助过他的人。“他们真的需要帮助。爱是可以传递的，是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让我更加懂得了爱。”
柳哲的一个同乡施经军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我的记忆里，柳哲一直就是这样有爱心的人。”
在柳哲来京游学之前他们就彼此熟识，两年前施经军也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
遭遇低学历打击
柳哲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农村。1989年高中毕业，做了几年的代课老师，后当选为他们村的团支部书记。说起做 团支部书记这段往事时，柳哲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们团支部把村里的文化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还受到了 金华市团委和省团委的表扬。”这些实实在在的活动和功绩为柳哲赢得了不错的口碑，所以在1992年高票当选为他们镇的 团委书记。
当选的喜悦使柳哲踌躇满志，他的才能和抱负确实需要更大的舞台。欲一施拳脚的柳哲还没来得及“表演”时，这个 舞台就无情地拒绝了他。因为只有高中学历，得票最多的柳哲最终没有当成这个镇团委书记，无奈只好默然而痛心地接受了这 一“打击”。
这是柳哲第一次感受到学历给他带来的制约和阻碍。郁郁不得志的柳哲，转而把他的兴趣投向了姓氏文化的研究，开 始在各个村里搜集柳姓家谱。“柳姓在我们那儿是大姓。”柳哲解释说，“家谱内容非常浩繁丰富，看家谱就能够清晰地把脉 各个家族传承延续的历史。读家谱也是学历史、学传统的一条好路径。”
除了研究家谱文化，柳哲还对曹聚仁的研究感兴趣。柳哲的心目中有两位导师，一是元代文学家柳贯，另一个就是我 国知名作家、学者曹聚仁。高中时代，柳哲读到曹聚仁的一本书——《我与我的世界》，非常震撼，也深深改变了他对这个世 界的看法和对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引起了他研究曹聚仁的兴趣，并立志成为一名学者。
柳哲说，一次与浦江县委宣传部的领导无意间谈起了曹聚仁，非常投机。后来，在浦江县委宣传部的赏识和支持下， 柳哲怀着对老先生深深的崇敬和钦佩，开始了对曹聚仁的专门研究工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历和知识的欠缺又一次“打 击”了柳哲：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和力不从心。
因为学历低，柳哲在工作、提干的过程中受到排挤和轻视，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受到制约和阻碍。处处受制的痛苦深深 地折磨着柳哲，渐渐地使他明白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恰好，在柳哲向全国各大学术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广发信 函，征集有关曹聚仁的资料的过程中，结识了时任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的张兴根老师。
书信来往中，张老师鼓励他来北大进修。于是，1996年，柳哲辞去了一手创办的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奔赴北京 开始了他游学的漫漫征途。
12年的游学
1996年，柳哲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
北上游学是柳哲人生中重大的一次选择，所以柳哲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时候的点滴细节：“1996年3月14 凌晨3点下了火车然后去北大，7点多钟，我在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给张兴根老师。他很快过来了，非常热情地用自行车 将我的行李运到北大宿舍管理科。我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当时一个床位一个月120元，我交了4个月的住宿费。”下 午张老师又陪柳哲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听到一年的学费要3000元，他愣住了，自己带的3000元钱办完正式进修手 续就没钱住宿了。
最后，柳哲没有成为正式的进修生。有位老师知道他的情况后好心地跟他建议：一般来进修的都是为了拿一个结业证 书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是为了求学，不如去北大中文系旁听，那就一分钱不用交了。所以柳哲只办了一门课的旁听手续，又 选择了其他几门自己喜欢的课程开始了他的旁听生涯。
柳哲走时对父母说：“这个事情，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让我去闯一次吧。”相对来说柳哲是幸运的，从一开始就 有北大的老师帮忙。所以柳哲的这个“闯”，相比其他游学者少了许多初来乍到的茫然和无序。
即便柳哲得到了老师们的帮助，其游学之路也是困难重重。他一开始只是一心一意地读书、听讲座，但不久经济上就 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去打工。“不是每一个游学者都能找到合适的兼职工，我很感谢原北大历史系的楼开炤教授，在他的推 荐下，我到了北大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今文史哲编辑部)做临时工，校对全宋词。”出版社1500元的薪水足够柳哲一个人 的生活开支了。
出版社半工半读的时光是柳哲游学经历中最舒心的一段时光，不用为经济着想，不用举债度日。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蕴 和独到的文化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渴求知识的柳哲。在北大，柳哲一边旁听学习，一边继续着他那两个感兴趣的研究：曹聚仁和 姓氏文化的研究。
1998年3月，他开始在北京独立策划筹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1999年又与曹聚仁胞弟曹艺 共同发起修复故乡浙江兰溪的曹聚仁故居，募集资金15万元，捐赠给家乡政府。2000年6月与曹艺一道，协助中国现代 文学馆成立“曹聚仁文库”。2002年7月23日策划举办了“纪念爱国人士曹聚仁逝世30周年全国巡展”，并先后在杭 州、北京展出。
柳哲在北京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过程中，把做临时工挣来的数千元钱全部用来做了筹备经费。因为出 版社每天繁忙的工作太耗费精力，柳哲狠心辞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没了工作，很快经济上就捉襟见肘，这时柳哲才真正体 会到了游学的艰难。没办法就东借西凑，一度负债1万多元。
为了节省开支，柳哲搬进了北大校园里一个废弃不用的小房子，只有六七平方米，不通水、不通电、不通暖气，所以 也没人收房租。后来因为晚上点蜡烛被校方发现勒令他离开，从此开始了更加频繁的搬家。
“有时候身无分文，吃饭只能去小店或摊位上赊账，打电话也赊账，所以学习之余就是想法找钱。”帮公司抄信封， 两天挣了120元；与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毛钱，就高兴地去干了一天，手指都被磨出了血。
游学者拮据困苦的生活大抵一样。另一位有10多年游学经历的游学者丁霏说：“最大的困难是经济困难。经济决定 一切，食宿等其他困难都能归因于经济困难。”丁霏曾和一位游学生一起在北大西门附近的一间平房里租了一张床，每月各付 90元。“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别的都不在乎。”只是日复一日地听课、看书。3年的时间悄然滑过时，丁霏发现自己依然 一无所有，没有北大学籍、未曾佩戴过北大的校徽，也没得到北大的任何凭证，在北大办饭卡受“歧视”，进北大图书馆被拒 ……再次谈起这段辛酸的经历时，梦想成为作家的丁霏现在显得非常平淡。
这一群心怀梦想的旁听者，生存在北大的边缘，挑战着自己的命运。
2001年5月的一天，居无定所、衣食无着、失意酸楚的柳哲漫步在北大三角地时，头脑里突然闪现出了“北大边 缘人”这个称谓。“北大边缘人”的概念，在为众多媒体传播之后，成为这个游学群体的专用称呼。
“游学堂”的使命
“北大边缘人”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特意撰写一篇《北大边缘人》，激励这些好学向上的游 学者。陈平原说，他平生也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为争取读书的权利而苦苦挣扎的艰辛与屈辱，因此他非常理解并认同那些非 上北大不可、屡败而又屡战的游学者。
北大自蔡元培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以来，一直都是求学者的梦寐以求之地，也是热血青年的游学圣地。 但这群处在边缘的游学者，往往要承受破茧成蝶的艰辛历程。
柳哲最清楚这群游学者需要什么，他创办“京城游学堂”的想法也得到北京大学多名教授的支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柳哲办这个‘游学堂’很有意义，对普及文化教育有一 定的帮助，具有创新性。兼容并蓄、有教无类是北大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的名人包括梁漱溟、毛泽东、沈从文都有过游学的经 历。另一方面，游学也给一些需要知识的人提供自我充电的机会。”他还说，“游学堂”需要他讲课时，“非常乐意，而且免 费。”
刘春晓，一位幼儿园园长。她说，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由于经济贫穷、教育落后，家乡里大多孩子都没机会接受到 大学教育。她非常认同柳哲创办“游学堂”，这样能够给那些没机会上大学的孩子提供一个学习知识、感受大学氛围的机会。
有如此多人支持创办“京城游学堂”，坚毅而乐观的柳哲更有信心了：“游学堂的志愿者里有很多老师、作家、记者 和企业家，他们会和我一起撑起这个爱心的大家庭。”但他也坦承将要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
柳哲告诉记者，他在北大游学12年，遇到的困难很多，但帮助他的人远远比他的困难多，现在他发起创办京城游学 堂，就是要去帮助更多的游学者。他初到北大参加的第一个社团就是北大爱心社，现在成立的游学堂其实就是北大围墙外的爱 心社。慈善不是有钱才能做，关键是我们要有心。
柳哲称，传统意义上的高校教育和留学教育已无法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社会需要一种更快捷、更灵活、更实用、更 主动的学习方式，游学便是最好的一种，但这种方式却也是最艰苦的一种。（ 2008年03月03日14:26 民主与法制时报）
甘做精神流浪汉
柳哲
柳哲与原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在侯仁之题字的未名湖纪念碑前留影
我是一名北大旁听生，漂泊京城，游学北大，转眼20余年。我秉承北大精神，追求真理，砥砺前行，愈挫愈奋，无怨无悔！作为一名追求人生梦想的“精神流浪汉”，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第一次听说“精神流浪汉”，是初到北大旁听之际。那时候，旁听钱理群先生的课程与讲座，往往人满为患。钱先生非常赞赏北大旁听生的求知精神，称其为“精神流浪汉”，他甚至把鲁迅与自己，也都归为“精神流浪汉”。
1989年，我经历了人生的大不幸，高考落榜跌入人生的低谷。起起落落，不幸中的万幸，1996年，我不远万里，从浙江兰溪，负笈北大，进修深造！家中唯一的3000元积蓄，数十公斤元代大儒、先祖柳贯与现代著名作家、乡贤曹聚仁的研究资料，承载着我沉甸甸的梦想。
强烈的求知欲望，让我乐此不疲地奔走穿梭于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光华管理学院等院系之间，名师课程、名人讲座、学生社团，令我大开眼界，结识了师友，砥砺了意志，陶冶了情操，坚定了决心，相信自己一定也会有出彩的机会！
未名湖畔，博雅塔旁，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北大的精神营养，感受着北大自由、民主、科学、进步的学术氛围。在这里，多少莘莘学子，如我一样，如痴如醉，追求梦想。虽然没有学籍，没穿校服，也未曾佩戴过北大校徽，但他们与北大科班生一样，享受同等待遇，分享宝贵资源。他们化蛹成蝶，走出北大，奔向世界各地，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艰难的生活，煎熬的是肉体，在精神世界里，我勇做强者！
频繁的搬家，居无定所，北大边缘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坎坷。先后搬家十余次，无意间发现了北大一个废弃不用的过道间，三五平米，没有窗户，没有水电暖，偷偷住进去后，美其名曰“静心斋”。静心斋中，天寒地冻，墨水成冰，挑灯夜读。我虽身无分文，却心怀天下，破万卷诗书，慕圣贤之道。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半工半读，维持生计。抄过信封，捡过砖头，搞过校对，撰过稿子……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与平民教育思想，在北大教授的身上得以体现。他们行为世范，为人师表，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张岱年、侯仁之、季羡林、吴小如、许智宏、周其凤、厉以宁、段宝林、楼开炤、张兴根、钱理群、费振刚、陈平原、贺卫方等北大教授，无不关怀我、支持我。北大用餐难，一卡难求，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就将这份“福利”让给了我。
北大三角地，五花八门的广告，吸引着每一位学子，也牵动着每一位旁听生。只要每天跑跑三角地，讲座的信息，就了然于胸。北大的课堂，对所有人开放。每个系的课程表，在系办公室的公告栏，或者相关渠道，不难查询可知。而讲坛上的老师，看见陌生的面孔，也决不会去盘查与诘难。你可以聆听校内外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洞察全国乃至世界前沿讯息。只要你有胆量与才华，还可以与名流，现场提问与交流。
北大图书馆，藏书宏富，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如今旁听生，用身份证，开个介绍信，花几元钱，就可办理临时阅览证。走进图书馆，就进入了知识的宝藏，遨游书海，问道圣贤，放飞梦想。
北大的一草一木，“一塔湖图”，无不镌刻着一代代北大边缘人的历史丰碑。毛泽东、瞿秋白、陈毅、沈从文、冯雪峰、丁玲、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柔石、胡也频、杨沫、金克木、张充等等，无不从这里走向成功！先辈的事迹，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求知者慕名而来，在这里沉潜涵养，蓄势待发！
2001年3月22日，我首次提出“北大边缘人”，倡导北大游学，迅速引起了校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我在《〈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征稿启事》中，曾如此写到：“北大造就了大量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北大人’，而是北大围墙外的特殊意义上的‘北大人’——‘精神流浪汉’。这些‘北大边缘人’，必将会以优异的成就，来回报他们的‘干娘’——北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少北大边缘人，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考研考博，继续深造；创办企业，为国分忧；著书立说，传播思想……不同领域，各显其能！北大游学二十年，奠定了人生的根基！
人不能掌握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把控生命的宽度！我没有贱卖自己的青春，而是执着追求自己的梦想，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抛弃，不放弃，一鼓作气，出版了著作，创办了学堂，保护了文物，践行了大爱！
有国才有家，家和万事兴，研究家谱，宣传家训，尊祖敬宗，敦亲睦族，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应运而生；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推动爱国人士曹聚仁研究纪念活动，为两岸和平统一鼓与呼；京城游学堂，启迪民智，培育人才，助人济困，让不少旁听生美梦成真；香山文化部落，三教九流，高瞻远瞩，思想汇聚，文化命脉；炎黄一脉，万姓归宗，中华姓氏大讲堂，承载着中国家谱复兴的使命……
浙江人以善做生意而闻名，而我却是一个例外。20余年，我的所作所为，大都关乎文化，关乎精神。我的梦想，是希望做一个有大爱的人。传承北大精神，弘扬国魂家风，站在时代前沿，肩负历史使命！
这就是我一个精神流浪汉的人生！奉劝围城中的人儿，条条大道通罗马，甘做“精神流浪汉”！“死而不亡者寿”，诚哉斯言！身闲贵莫比，心足富有余！
北大前校长周其凤的共享北大梦
柳哲
我与北大校长周其凤
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而闻名于世，也以北大旁听传统，不拒绝校外人士旁听而美名远扬！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北大校长周其凤，曾建言“共享北大”，他的这一梦想，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振奋，可谓掷地有声！道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这也是百余年来有良知的北大人的心声！既继承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又在新时期，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让北大资源共享，真正受惠于社会！真正让北大，成为全国人民的北大，甚至是世界人民的北大！
周其凤校长说：“我有一个梦想，让所有想做北大学生的人，都成为北大的‘学生’。”“北大正在借助现代技术做这件事，让全国人民共享北大、共享北大优质教育资源。”“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把北大优质课程，提供给全社会共享，是北大的责任和义务，这样能更好地服务和回报社会，更好地满足公众对北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
北大，向来引领时代潮流，敢为天下先；北大，向来勇于承载使命，铁肩担道义！北大兼容并包的思想，学术独立的操守，自由听课的传统，理性批判的锋芒，为推动社会发展，为推进时代进步，功绩卓著，贡献巨大！众所周知，有着悠久历史的北大旁听传统，曾经养育过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曾在北大游学，或临时工作，旁听课程与讲座，发奋图强，最后而功成名就。如毛泽东、瞿秋白、陈毅、沈从文、冯雪峰、丁玲、杨沫、成舍我、胡也频、柔石、周建人、金克木等等。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在清华求学期间，也曾到北大旁听；北大任教的鲁迅、周作人，也曾推荐弟弟周建人，到北大哲学系旁听……
如今的北大旁听生，更是数不胜数！他们或考研升学，或学术研究，或创办公司，或投身传媒，或从事公益……不少人，通过旁听改变了命运。既有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亿万身价的浙江企业家温邦彦……不少出身贫寒，地位低微的旁听生，也通过努力，在京成家立业，学有所成，更多的还是通过考研，而改变命运，他们还在高校读研、读博，蓄势待发……
出身贫寒的周其凤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一直重视北大社会担当的这一使命，对北大旁听生，尤其呵护有加。记得前几年，北大新任校长周其凤，对于北大是否“封校”一事，曾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出于安全考虑，北大对出入校门有一些规定，比如看证件等，但这不等于说，就不欢迎社会上的朋友们，来北大旁听课程。事实上，现在每天在北大旁听的人很多，不仅仅是旁听课，来北大吃饭的也很多。”北大校长周其凤，还在2010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态，北大欢迎真正有才华的“怪才”，愿意“不拘一格降人才”。北大保安甘相伟出书《站着上北大》，周校长亲自写序嘉勉支持，令人感到温暖无比！
“共享北大”，让北大成为所有求知者的知识殿堂与精神家园，这也是我多年的梦想。我曾在北大游学整整20周年，为了帮助更多的游学者，我于2008年元旦，自费创办了京城游学堂，倡导全民义务教育与终生教育，与北大校长周其凤，可谓是“同志”！但愿北大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为大学推进公民义务教育做出榜样，对于周校长的“共享北大”梦想，我乐观其成！但愿周校长早日梦想成真，渴望求知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特殊意义上的“北大人”，追求真理，振兴中华！
北大“偷听生”
柳哲
北大“偷听生”，早有耳闻。据说在蔡元培先生主校北大的时候，北大“偷听”之风，已经风靡全校。北大“偷听生”，又叫“旁听生”、“蹭客”、“游学生”、“边缘人”，而他们却更喜欢自称为“精神流浪汉”。
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竟然在北大也过短暂工作经历，差事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相当于现在图书馆的临时工吧。毛泽东第一次来北大是在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达北京。在京之初，主要是会同蔡和森等人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９月底，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据记载，工资是八块大洋。当时北大教授的工资是多少？都在二三百光景，可见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待遇，有天壤之别。不过这不起眼的八块大洋，对于毛泽东来说，已心满意足。这足可让他在北大生存下来，最为关键的还是可以在北大半工半读，听课学习，博览群书，广交朋友了。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进修”、“旁听”。当时的“旁听”，是需要办手续，缴费的那一类，相当于现在的“进修”。当时的“偷听”，相当于现在的旁听，是免费的。北大毕竟只有一所北大，在当时招收的名额，毕竟有限，加之学费昂贵，贫寒子弟，只能望洋兴叹。全国一大批有远大抱负的青年，求知若渴，云集北大，作为平民校长的蔡元培，又爱才、惜才，默许北大可以“偷听”，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借助北大的旁听之便，曹靖华、瞿秋白、毛泽东、贺恕、冯雪峰、成舍我、周作人、李苦禅、沈从文、丁玲、杨沫、金克木等等，先后游学北大，化蛹成蝶，功成名就，梦想成真！
北大“偷听生”，居无定所，一般是在北大周边的平房租住，现在学校规定校外人士，不能在北大食堂用餐了，他们就在北大附近的餐馆用餐或自己做饭，或自带干粮和零食，去教室听课，或教室自习，或未名湖边散步，或图书馆看书。
他们没有北大的学籍，却常常和北大学生一起听课、交流，他们也经常参加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如登山、郊游、骑车、社会实践等等。
这群学生有多少人？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他们有的是散兵游勇，到北大参观一下，偶尔听一二次讲座或课程，参观一下校园就走了；有的是准备考研的，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大周边租上三五百元的一个床位，在北大听相关的专业课，或者参加各种考研班的；有的是落榜的高中生，考不上大学，报考了北京高校的相关课程的自考，在北大旁听相关专业课与讲座的，既帮助了考试，也开阔了眼界；有的是在社会上从事文学写作、学术研究的，遇到了瓶颈，就到北大来充电，与师生切磋交流与寻找机会的；有的是参加成考辅导班、企业培训班等各类短训班、进修班的；有的是在北大周边上班的，为了提高知识水平，利用周末或晚上到北大听讲座的；也有的是个体户、企业主或公司的员工，经常到北大听讲座获取信息寻找人脉的；有的是北大学生的家长来北大陪读的，他们经常与儿女一起到课堂听课或听讲座，我就认识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她的母亲是位文学爱好者，过去培养孩子没机会来北大旁听，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有的是其他高校的学生，觉得北大的课程与讲座更精彩而来旁听的，有部分大学生觉得自己的学校专业不对口，甚至休学或退学来北大旁听的；有的是在北大找份临时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的，我认识的一位河南焦作的大专毕业生，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就甘愿做了一名北大的保安；有的是海外的华人或外国的游学生，在北大旁听的。北大旁听生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在蔡元培主校北大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元培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元培听后非常赞许，他曾多次批条子，允许旁听生在北大旁听。
他们有缘与北大邂逅，虽然穿的不是北大的校服，但他们的身上却同样流淌着北大的血。从历史上的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成舍我、孙伏园、冯雪峰、丁玲、柔石、杨沫、季羡林、金克木等等，与北大都有过旁听的经历，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全国各地来北大旁听、游学的社会人士不计其数。
传道授业解惑，不论出身，唯传播真理和社会担当为第一要务，这正是北大的优良传统之一。蔡元培如此，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如此，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厉以宁先生、钱理群先生、贺卫方先生、陈平原先生、曹文轩先生、孔庆东先生等等也是如此，这是北大人的庆幸，也是中国人的庆幸！
落拓书生闯京城
——京城“丐儒”王自修的传奇人生
柳哲
香山聚会，老友重逢，推杯换盏，其乐融融。一位其貌不扬、身穿僧衣、沉默寡言的长者，超然物外，与众不同，引起了我的注意。听朋友介绍，此人姓王，河南洛阳人氏，年幼出家，兼修儒学，历经坎坷，锲而不舍。
因缘际会，品茗论道，谈吐之间，颇有见地，我不禁对王先生肃然起敬。促膝交流，王先生的传奇经历，深深感动了我，由衷地感叹，物欲横流的今天，竟然还有这样一位“书痴”，竟然还有这样一位“丐儒”！
三年前，王先生来京参加一次国学活动，认识京城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东方兄。在他的帮助下，王先生得以短暂的安顿。后来，一直在京城漂泊，先后辗转寄住过三十多个地方，帮助他的朋友，一茬又一茬。
为了一份信仰，花甲老人，甘守清贫，孜孜兀兀，心无旁骛。只因年幼家贫，难以度日，无奈之下，踏进佛门。在寺庙里，做些杂役，一有空闲就读四书五经。但在文革时期，阅读这些经典，是冒着被批斗的危险。为了能够读书，他隐居山林，整整三年。夏天，酷暑逼人，蚊子肆虐，为了不被人发现，晚上就在山上的两块巨石缝隙间过夜。冬天，冰冻三尺，寒风瑟瑟，往往被冻得四肢失去知觉。知识像火盆，温暖着他，信仰似灯塔，照亮了他。三年中，饿了喝山泉水，采摘野果、挖野菜充饥，三天五天吃不到东西是常事，侥幸躲过豺狼虎豹的数次袭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年，他游历全国各地，四处乞讨为生，历尽艰辛，矢志不移，无怨无悔！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艰难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更坚定了他立志儒学的决心。
数十年的潜心苦读，先后完成了5部著作，他一再表示，不求个人名利，愿意捐献版权。一本《义承圣经》，800页厚厚的一本著作，虽然是自印书，但书中卓见颇多，一本有益于教化的佳作。只可惜，该书印数才几百册，识者不多，流行也不广。
王先生这一生，总是在贫穷、饥寒、困顿、不安定中度过。在朋友的帮助下，偶尔心安，他就发奋读书，拼命著述。一二百万的文字，就在不断地流浪生活中完成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辗转迁徙。王先生的艰难遭遇，让人自然会联想到孔子带着一帮弟子，游走于列国，栖栖遑遑，如丧家犬般的尴尬境况。英雄气短，壮志难酬，令人扼腕叹息！
如今，由于各种原因，王先生，再次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接到王先生的求助电话，悲从中来，五味杂陈。惺惺相惜，我邀请王先生先来香山，另作计议。两大袋行李、书籍，足足有七八十斤重，压弯了王先生羸弱的身躯，从北京火车站到香山，坐地铁，转公交，又步行，先后折腾了二三个小时。当一脸茫然、六神无主的王先生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强忍住眼中的泪水，冲向前，一把抢下他身上的行李。
虽然，我自己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我深知他当前的处境更艰难。《义承圣经》，浸透着他毕生的心血，让我感到了它的分量，对他更充满了崇敬与爱戴。王先生赠书后，我强塞给他的二百元钱，并不能解决他的实际问题，我深感内疚。
王先生的治学精神，才配做圣贤后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著书立说，心怀天下。体力劳动可以创造价值，而读书写作，创造的价值不可估量。王先生希望他的文字，有益于国人与时代，如果泽被后世，死而无憾！
天色已晚，饥肠辘辘的王先生，与我们一道共进晚餐。饱餐之后，他精神大振，侃侃而谈，憧憬未来。奔波一天的王先生，住进了我们为他安排的旅馆。今宵，王先生或许有个好梦，但明天的出路在哪里？这将是困扰他的最大难题！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坎坷的人生路，执著的追梦人！二千五百年之后，又有谁会彪炳千秋，名垂青史呢？我不敢断言，但王先生给了我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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