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戏说清史
近年来清宫辫子戏一直是国产电视剧的长盛不衰的话题。相反一些其他朝代剧如《颜真卿》却迟迟不能播放，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有赖辫子戏的架空叙事手法的宣传和戏子入神的表演，康雍乾这爷三到底是霸占了各大卫视黄金档，而且火了一把又一把。至今国民张口四爷闭嘴甄嬛的，仿佛悠悠华夏只有满清这几位君主了。剧作家们放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全然不谈。一心扎进辫子戏的创作中去了。
斗人，斗人还是斗人，权术计谋，清戏的主旋律。
斗人的辫子戏，倒也符合满洲大君的特性。然而愚昧无知的国民们硬是被这些穿着古装演现代戏的清宫剧，糊的是一愣一愣的。戏说不等于历史，不切实际的美化宣传只会模糊我们对于真实史实的认知。民宗委的大吏们高擎着权力大棒，做着门外汉的指挥，于是乎戏说系列接连不断地出现，不仅美化了乾隆，和珅，纪晓岚，刘罗锅君臣关系，而且插科打诨的嬉笑怒骂的表演形式，再辅以和珅张口主子，闭口奴才的卑躬屈膝之媚态，着实让人恶心。清宫戏的泛滥的这几年来让人只知奴才媚态，而传统中国人的铮铮风骨，让辫子戏给践踏的无处安放。在这个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的年代，我们无能为力了吗。我看未必。还历史本来面目，实事求是的说话，是我写作此篇的初心。
文人无风骨，清朝尤甚。
清朝读书人大抵是被奴化的，可是现在电视上充斥着清宫戏，张口“主子”闭口“奴才”，此种危害甚大，因为它不像“手撕鬼子”之类的抗日神剧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它会潜移默化地让人觉得这是历史的常态，而这恰恰是很不正常的。现代公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主子奴才”正是不堪回首的痛处，我们本来就是从这些污泥中来，而要培养现代公民，要“洗白”已经很不容易，为什么还要宣扬这类价值观呢？因此，对历史要有通盘理解，不能碎片化地理解，否则难以对历史有合乎情理的判断。
有识之士对于戏说美化的电视剧，都是嗤之以鼻的。很多人在数落满清劣迹与暴行的时候，多会列举“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确对于此类灭族灭种的暴行，我们是极力反对与谴责的。然而类似屠城灭族的非人类行为，放眼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史，实在是有太多的例子，以至于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的人间悲剧反而更像一种历史常态了。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一夜坑杀了赵卒四十余万人，另被项羽坑杀的秦卒也有二十万之巨，淝水之战，更是血流漂杵，投鞭断流了。明末清初横行南北的张献忠的大西军之屠四川，致使四川全境出现了十邑九空的人间悲剧。以至于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老四川人已于明末绝种了，而现如今的四川人多是清初湖北，湖南等地填四川人的后代。再如史书记载，每当军队打仗胜利之后，得胜方必然会筑“京观”，以旌武功。何为京观，简而言之即把斩获的敌人尸体，堆成堆，筑成山，这就是京观。京观越多，证明将士越勇猛。
还有便是吃人肉了，所谓“易子而食”，更是屡见史籍。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是一个十足的变态食人王，佞臣易牙为了邀宠于齐桓公更是亲手烹宰了儿子，献给齐桓公享用了。唐朝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也曾用人肉作为军粮，以解决军粮不足之问题。《资治通鉴》载：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卞、曹、濮、徐、衮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诸如此类，屡见不鲜。尤其是到了像三国并立，五胡乱华，南北朝对立以及五代十国这样的兵祸不断，大动荡的时代，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而庶民生命亦贱如草芥。统治集团们杀人就像割草一样，杀的痛快，杀的尽兴。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满清暴行只是继承了自古以来人命不足惜，杀人不眨眼的传统罢了。而对于历史上的种种暴行。我们似乎就像选择性失忆一般，忘了对汉人内部本身就存在的杀人如麻暴行之检视。
军事侵略的危害性，或许在于攻城掠地，毁伤其身。而文化钳制的危害性即是亡种亡天下了。如日寇在殖民我台湾和东三省的时候，奉行的就是军事略地，文化殖民并行的策略。古语云：亡其国者，必亡其史。在日据地，日本强力推行皇民化教育，强令学生学习日语以及日本文化。这样的几十年的邪恶经营，其结果就是日本二战投降至今的七十多年里台湾依然有几百万人归心日本文化，希望归宗认祖的民族败类，这便是文化诛心带来的恶果。
众所周知，满人十万铁骑以“匡复明室”的名义，用以汉驭汉的谋略迅速侵占了汉人故地。然而，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以满人，蒙人，汉人（早期投诚的汉人）组成的满洲集团，治理一个诺大的中国，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满洲集团的决策者经过多次协商之后采取了：剃发易服，以汉制汉，内满外汉的政治策略。虽然在制度推行早期遭受了明朝故地汉人的顽强抵抗，然而“留发不留头”的严苛政策，汉人军民抵御了不多久之后便被迫降伏了。然后汉人服饰，也一改汉唐之风，全都从了满洲人的旗袍、长衫、马褂之类的胡服。即便是曾经的元朝蒙古人的天下，征服了汉地之后也未像满洲人这么狡诈的推行“满人化”的文化殖民政策。满洲统治三百载，致使汉人不再知晓自己本民族的服饰“汉服”乃何物。
清宫剧的火爆流行，更是把满洲大君们一个个的捧成了盛世明君。所谓康雍乾是也。
至于有没有康乾盛世，学界持讼纷纭，莫衷一是，暂且按下不表。
二、儒家华夷之辨
我们倒是可以从这些满洲大君所奉行的一些统治策略可以谈一谈这些满洲大君们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明君。自顺治入关做了第一代大君之后，以至于末世的光绪大君，他们一直都在严守一个政治底线也就是他们时常提及的祖宗家法，即“满汉之大防”。“满汉之大防”与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辨”，是有根本性区别的。韩子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简而言之，“华夷之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区分，而不是严格的种族区别。
若少数民族用我华夏之礼，那我们就可以视其为华夏；相反，倘我中华不晓文明礼仪，虽是上邦，也不过是一野蛮大国已耳。
所以说，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里，明亡之后朝鲜自称“小中华”，承袭华夏衣钵，虽然那时的中国已经改姓了清国，但是朝鲜对于满洲大君一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的，原因还就是朝鲜认为华夏文物在兹的缘故。越南，则是自称为南中华；而隔海相望的东瀛国，则是自称为中华。自日出处天子敬白日没出天子无恙之后，对于天朝上国，日本虽执弟子礼，而骨子里却是将华夏等而视之的，日本自始至终也从未成为过华夏的属国。
三、满汉之大防与八旗子弟世袭特权
再来说一下，所谓的满汉之大防。曾经我们应该看过诸如《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之类的电视剧吧。此类电视剧，其倡导的便是满汉和谐的鬼话，估计也曾迷惑了不少的普通观众。至少我小时候看过这个电视剧之后就一直感觉满清也是蛮好的嘛。那么长的辫子，那么多卑躬屈膝的奴才。然而戏说并不等于历史，历史上满汉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和谐。
第一代满洲大君顺治帝入关之后，曾积极推行过一段时间的满汉融合的政治策略，自己也身先士卒的纳了汉家女子做妃子（董鄂妃），并且学习儒学，书法，诗词之类的传统士大夫的学问。然在他龙驭归天之后，朝廷便以他的名义发布了措辞严厉的“罪己诏”。对自己执政十年，背离满洲旧制，“渐习汉俗”，表示忏悔，历数己“罪”多达十四条。无论这道诏书是否经过满洲顾命四大臣修改，却因顺治帝被奉为清入关后第一祖，而垂训后世。
渐习汉俗，对于一个几十年前还是一个落后的部落联盟满洲军事集团而言，是必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
对于满人而言，汉文化是那种领先满洲部落数百年的超级文明。
虽然军事上征服了汉人故地，但是想要继续维系有效的统治，则必须渐习汉俗，用汉人的文法礼教治理汉地。满洲大君顺治帝所采取怀柔策略并没有错，但如此般的亲昵汉家文化，却是深深地刺痛了满洲人那征服者强烈的自豪感以及毫无文明可言的自卑感。试想，满洲人在皇太极的主持下参用蒙古文字的特点才刚创立了属于满洲人的满文字，满打满算不过三十余年的文字历史。就这么点体量的文字文明史，拿什么来和上下纵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去抗争呢。而且作为满洲集团的首领，不去发掘充实本民族原本就很干枯贫瘠的文字词汇，却转而向汉人文化折服低头。 顺治帝的背叛行为受到满洲集团的批评与反对也是预料之内，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自顺治帝遗诏颁布以后，有清一代的历代君主都在严守着祖宗家法：满汉之大防。
在清朝的官方话语体系里来讲，国语是满洲语，并不是汉人讲的汉语，对于历史有着一知半解的人，都会想当然的认为汉语就是清朝的官方语言。其实汉语只是清朝诸多官方语言中的一种，至多是第二官方语言。康熙时期和沙俄之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文字则完全是使用拉丁语和满语以及俄文写成的，汉语在这里并没有派上用场。只可惜满洲文化实在是太脆弱了，在强大的汉文化面前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尽管有着统治者的精心保护，但是到了乾隆时期熟悉知晓满语，懂骑射的满人，就已经寥若晨星，少之又少了。面对此景，乾隆帝不得不多次下诏，命令大家要砥砺前行，刻苦努力的学习满语骑射等祖宗技艺。然而，面对软弱拖沓的寄生虫们措辞严厉的皇帝诏书也是石沉大海，竟惊不起半点涟漪。正如他有一次强硬的谈到：
朕今日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所致之谕。恭读之余，凛然悚惕，岂敢一日忘之。
为了让那些具有厉害关系的满洲臣民警醒，乾隆甚至将皇太极的警言刻之于石碑，并在中国各主要八旗驻防地进行展示。因为自清军入关之后，所谓的满洲劲旅都完全生活在城市中。而清政府有对这些八旗子弟以优渥的待遇，不仅拥有着稳定的收入，国家每年给他们发放四次粮响。另一方面，他们还享有许多特权，如政府提供住房以及无息借贷。旗人不纳税，还不受汉人地方官的管制，即便是违法犯罪了，也要降等处罚。
清廷“恩养”八旗子弟的方式，硬是把一支曾经驰骋沙场攻城掠地的强兵劲旅变成了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游手好闲的社会蛀虫。被限定社会活动、且疏于军事训练的八旗子弟们闲暇时也就只能拎着鸟笼闲逛，或者化身梨园争着捧角唱戏，消磨时光了。一旦有了战事，朝廷还指望这些八旗子弟于万一之际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呢。结果这些个大爷们却早已吓破了胆，作猢狲散了。针对这一恶习，乾隆继位不久又下了一道严旨：
八旗为国家根本。从前敦崇俭朴，风尚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渐即侈糜，且生齿日繁，不务本计。但知坐耗财求，罔思节俭....及至干犯法纪，身罹罪戾，又复贻累亲戚，波及朋辈，牵连困顿。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废资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旗人之贫乏，率由于此。
同样引起乾隆警惕的是满洲汉化步伐的加快，而这是占领中国必然而然会发生的。形成于边疆地区的满洲文化暴露在一个更为悠久，浩瀚和丰富的文化面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疆世界的严酷已经成为一种记忆，而中原地区的舒适生活则几乎成为了全体满洲人的真实世界。由于担心满洲原有的习俗不断被腐蚀，同时担心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乾隆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清朝权力之根基。
第一，强化八旗体制。第二是促进满洲民族意识的复兴。
他尽其所能去保护满洲特有的认同，包括推进满语的使用，整理并编辑历史资料，书写赞美满洲故土的诗歌，整编萨满教礼仪以及庆祝满洲的尚武文化等。清军入关之后，历代都有对满语的使用问题表达了关切，但程度均不及乾隆。他在许多谕旨中都劝诫满洲人要努力学习母语，指出“清语为国家根本”。他把满人“习汉书，入汉俗”与渐忘我满洲旧制相提并论。
满洲官员在接受正式接见之前若无法以满语与乾隆交流，或是取了汉人风格的名字，乾隆就会责骂他们“忘根”，任由自己为汉俗所蚀。有一次他曾怒斥一个来自盛京的小官员：“盛京系发祥之地........身为旗员，岂可不能清语乎”。
然后讽刺的是，反对汉化最厉的乾隆恰恰是汉化最为彻底的一位君王。如乾隆酷爱诗词，自己刊发了御制诗集，据统计有四万多首，如此高产，当属历代诗人之最。而且除了诗词之外，对于书画文玩，乾隆也显示出了莫大的兴趣。如他在紫禁城，建一个三希堂，专门供奉王氏书法，另外凡经此君寓目的书画作品，必然会盖上“古稀天子”“太上皇”之类的钤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补丁大王。尽管乾隆如此的爱慕汉家文化，但是对于汉人出身的学者文人，是极为鄙夷的。在他眼里如纪晓岚之类的文人，只不过是帝王家的弄臣，与梨园戏子是一样的角色。如此前恭后倨，矛盾复杂的行为，实为乾隆帝自卑而又自大的心理，作一最好的注脚。所谓自卑，在于作为征服者的满洲文明竟不如被征服者的汉人文明悠久浩瀚，这一先天性不足，一直萦绕在乾隆心里挥之不去。所谓自大，便是满洲人马背上得天下，纵你华夏文明灿烂，終不抵我满洲铁骑的刀锋尖锐，而你们汉人的文物制度我们学得，你们汉人却学不得我们的马上技术，只能世世为我家奴仆。
满汉之大防，其关键点便在于保持满洲人征服者的特权地位，不至于和汉人同化的保守策略。当然从满清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满洲人汉化的步伐，并没有因为满洲大君们的严防死守而停滞不前。相反，时间的推移直至满清灭亡，满人的民族特性早已与汉人无异。甚者，满人集团里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人学者。如写出了“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纳兰容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列清朝四大书法家的铁保和成亲王永星，而且到了清后期出现了大批的宗室子弟和旗人子弟，选择放弃世袭的功名爵位，而去和汉人们上科场一决高下的现象。
当然科场又分为满人科场和汉人科场，其难易程度又是满人易而汉人难了。满人上科场求功名，除了满人繁衍越来越多，国力衰微并不能保证这些八旗子弟的生计。又满人科举不似汉人科举般难，加上科举正途，是为官的唯一大道的观念已经深入了满洲人的心里，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促使了满人开始倾心科举正途了。
以上所列种种，无一不在证明，满洲权贵严守的满汉之大防，是抵挡不住汉文化的渗透的。
三、内满外汉，满汉双轨制
一些清史学者及其拥趸，在论述清朝制度时常会言及“清承明制”的论调。这些“不辨黍麦”的二流学者们，真的是清朝统治者的好帮手。清朝统治者为了强调自身的政权合法性，才会不断地言及“清承明制”的虚假事实，就像“匡复明室”那样荒诞不经，然而就是有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对此笔者也无可奈何了。
所谓名者实之宾也。循名以责实，便可发现，清沿明制，名同实异。
如晚明时期内阁权侔君主，而清朝也确确实实的继承了明朝的内阁制。然而此内阁非彼内阁。清顺治帝时期权力的最高机构，则属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期则是政出南书房，到了雍正时期则另设军机处，用机要秘书的形式代替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至乾隆初期则已形成定制。这一制度一直到宣统帝退位的一百七十多年间，一直是作为满洲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的。而军机大臣无非属于君主或者僭主的奴才总管，而汉人中除了张廷玉一人之外，都不能预闻军机的。就连延清廷六十余年寿命的汉臣之曾国藩，生仅得协办大学士之虚衔，李鸿章位列首辅二十余载，至死仍无军机大臣的头衔。
许身为国，如此二公者，尚不能预闻军机，遑论其他汉臣了。
满汉之大防，直至清亡仍见其效应，可叹清主苦心经营承袭三百年的祖宗大法，竟成了清亡的助推器。
慈禧曾有言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相比于民间百姓死活，满洲集团更在乎的是世袭特权的万世无疆。可曾想过，把民人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你满洲特权将如何存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然而固执迂腐的权贵们，早已被肉糜腐蚀了头脑，这些常识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不足以闻的。因为“本朝以武定天下”的陈旧思维，依然占据了决策层的大脑，不顾时局变化，焉有不亡之理呢。
在这个帝国里，满清的权力结构屡有变革，有两点却是始终不能与时俱进。其一，是政府组织的满汉双规制。其二，是军事组织的八旗驻防制度。就像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明沿宋制一样，在部分历史学家眼里清也一定是承明制的。这样看似很有根据的论断，其实也逃不过一个臆断想当然。的确从清廷官职划分而言，明朝的内阁六部制，在清朝得到了延续。但是我们拿着放大镜细细研究其详略的话，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清廷六部制度，我们以礼部为例，则会发现清朝在官职设置上，有一官两职的现象。即，礼部尚书，设满尚书一人，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的话也是满汉均占一位。这样计算来，一个礼部其主要领导便有六位之多，而且一个大原则便是同级官员中满人均为汉人上司。
这便是，以满驭汉的原则。
于此，也可一窥清廷冗员之多。
满洲官员的产生方式，但问血统或军功，不问识文断字与否。而汉员的产生方式，照例是由科甲出身。且不说某些部门如内务府、理藩院等，不容汉人染指外，即如内阁六部九卿，阁首与司员，也是血浓于水，功阀大于才学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帝国的各大省区的巡抚，总督以及六部阁首，竟然长时期的出现了白丁在位，能臣作辅的现象。
通过上述现象的分析，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与英军打仗，满洲大员要用女人的月经布、人畜粪便、狗血、鸡血等装神弄鬼的方式去对抗英军的威力无比的大炮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此幅员辽阔的大清，却只能任蕞尔小邦宰割的屈辱过去了。
满员奴才监督汉员，蠢才制约能臣的古怪现象，似乎辛亥以后便销声匿迹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汉人们，对于满汉双规制，当然已经看出其中缺陷了。清朝的这种内满外汉的统治方针和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汉臣们本着为君父分忧的心理，切言时弊，指陈内满外汉的陋习，认为任命内外大臣应该摒除满汉成见，然而这种敢于触及内满外汉的人事传统，除了招致满洲大君的无情镇压之外，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广开言路，是每一个继位之君，必定上演的众头大戏。
所谓新君继位，咸与维新是也。
满汉混血的杂种嘉庆君继位之后，快刀斩乱麻似的清理了朝中的和珅集团，接着又下了一个求言诏书，只可惜嘉庆大君并没有明帝那般的大肚量，上书言事的奏折，纷至沓来。然而生性敏感的嘉庆大君却借此治了不少敢言直谏大臣的罪。下诏求言的是你皇帝，结果因言治罪的又是你皇帝。事后，嘉庆大君又发布了一道上谕，说是自己求言纳谏之心不变，尔等臣工要体察君父的良苦用心。事实上有了前车之鉴，敢言直谏的大臣少了太半，而歌功颂德，虚与委蛇，欺上瞒下的投机者倒是多了起来。所以有清一代，没有言官。而至胜朝太祖爷时又是出现了双百齐放的方针，结果也揪出了不少潜藏在人民群众内部的牛鬼蛇神。顿时全国上下一派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景象。
历史又何其残酷，而又何其相似。
嘉庆的继统之君道光帝亦与乃父乃公一样，派遣对付英夷的文武钦差大臣，一直就用的是满洲权贵。如“主抚”的用琦善，“主剿”用奕山等。所以直到曾国藩启用之前，满洲大君对于镇压叛乱一直仰仗的是满洲军事集团里的权贵子弟。
毕竟汉人終属外人，其心叵测。
在官修史学中，满汉之别已然不见其踪迹，代之而起的则是满汉融合的政治正确。但是如果以政治正确的观点来研究那段离你我不远的史实，总会有龊龌难符之处，而若依以满驭汉，满汉之大防来看待史实问题的话，是不是有一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呢。
在满洲大君的眼里，大陆只是他征服的地区之一，作为征服者他要时刻保持征服者的特权以及社会优越性。满洲大君除了是汉人的皇帝之外，他还是蒙古人的大汗，藏人的活佛。
这些众多的身份认证下，其所包涵的社会价值以及历史信息是丰富多彩的。
满洲大君首先是要保证皇族，宗室的地位身份，其次才是满洲集团的社会特权，再次才会轮到我们汉人，然后才是藏地与新疆，最后才是附属国。这就是满洲大君们世代相袭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和儒家的家国天下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家国天下的一圈圈的外延性的同心圆。
唯一的区别在于，汉人并不是他们首要关心地，满洲军事联盟集团，才是国之根本。
下面完全引用一下朱维铮先生的一段话：就史论史，贯穿全清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满汉双轨制，迄今仍未受到清史论著注意，是很奇怪的。原由或因忌讳民族问题。然而清末孙中山，章太炎等鼓吹“排满革命”，与后来的大汉族主义乃至华夏中心的反历史论调有可比性吗。
然而“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子虚乌有的圣心垂爱，在民众的心里却是始终愿意相信圣断如炬的。除了越无知越无畏的蠢货，稍愿知中国常识的读者，至少会花点时间读一读《东华录》。假如连如此简单的编年史记都没有耐心读完，那么彼辈无论在网外网上论史，只可视作胡言乱语，似无疑义。
如前文所述，满汉之大防这一政治策略始终贯穿于清廷三百年的统治的。一如国师恩格斯所言，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他既然已成为专制主义者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形态，便不可能随着满清的垮台而很快终结。它会借尸还魂吗。这是一个区别于传统史学而有待开发的新领域。
四、满清治下的国中之国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始终要给自己留一个退步。不容汉人染指的化外之地，尽管满洲第五大君嘉庆帝是满汉混血的杂种，这并不妨碍他们政策的制定，并遵守之。如他们将关外之地的东三省，视为龙兴之地。清廷绝不容许汉人出关谋生，直到光绪末年山东菏泽境内黄河决堤，不得已山东人才大规模的迁徙关外龙兴之地。除了天灾之迫不得已，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王朝末期，官防松弛。若是在康雍乾之强盛期，恐怕“闯关东”，就连“下江南”都会禁止的。
毕竟流民等于流寇，这一不安定因素，维稳是大于民众死活的。
还有就是今天的宁夏自治区等与蒙古接境的地方，同样不容许汉人在此垦荒，多添一户人家。其目的就是要把汉人和蒙古人隔绝来，不许二者互相接触。同样也是到了光绪末年才得以解禁。
再如今日的新疆地区，也被满洲大君们视为禁脔，不容汉人置喙的，他们要把此一天然牧场作为满洲人的衣食之地的，不容许汉人往那里去。直到了左宗棠评定回民叛乱之后，禁令始驰，汉人才能到新疆去。由于满洲的私心自用，才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了些许禁地，不容汉人及其他民族前往。故而在欧美日诸国出现了所谓的“本部十八省或者内陆十八省”的荒唐说法。然而就传统历史而言，并非如此。
在满洲人眼里，蒙古为其亲族，故蒙古贵族多有封亲王、贝勒、贝子等显爵的，而汉人至多得爵于侯爵即止，纵观满清三百年历史除了曾国藩封侯之外，又有几许人得封。
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汉人居于第三，满洲虽未明目张胆的实行四等人制，但是如此的区分，着实学到了元人种族隔离，民族歧视的精髓。
故而借用钱穆先生的一句话可以明言：清代文化制度，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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